人物风采详情
王福堂

个人简介

王福堂,男,汉族,浙江绍兴人。1934年生。

青少年时期在杭州、上海、绍兴等地生活和学习。1952年毕业于杭州第一中学(杭州高级中学)。1952年至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习。毕业后留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先后在语言学教研室和现代汉语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科研。1956年为助教,1962年为讲师,1979年为副教授,1988年为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从中文系退休。

爱人王洪君,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工作,教授。

社会兼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语言学论丛》编委。


论文

专著与论集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福堂著,语文出版社,1999年。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2005年。


编著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主持修订,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重排本),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主持修订,语文出版社, 2003/2008。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编,王福堂主持修订,语文出版社,1995/2005。


论文

  1. 《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

  2. 《〈昌黎方言志〉读后感》,《中国语文》1960年12期。

  3. 《汉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发展》,《人民日报》,1973.12.17,第三版。

  4. 《《汉语方音字汇》中字目和字音的处理》,《语文研究》,1990.1。

  5. 《《梅花戒宝卷》中的绍兴方言》,《开篇》(十一),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古屋研究室,1993。

  6. 《闽北方言中弱化声母和“第九调”之我见》,第三届国际声韵学学术研讨会,台湾,1994。《中国语文》,1994.6。又收入《汉语方言论集》,黄家教等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7. 《舌面中音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音值》,《语言研究》,1994.2期。

  8. 《普通话yuan韵母中主要元音和介音的音值是什么?》,《语文建设》,1995.1。 

  9. 《杭州方言上声字中声母v、z的音变》,《语言学论丛》第20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又收入《汉语方言论集》,黄家教等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10. 《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方言》1998年第1期。

  11. 《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刘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2. 《普通话应该有一个严格的语音标准》,《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3期。

  13. 《绍兴方言中表处所的助词 *东、*带、*亨》,《语言学论丛》第21辑,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 《从“实心馒头”到“淡面包”再到“淡包”》(与王洪君合写),《语文研究》,2000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5. 《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方言》2001年第2期。

  16. 《汉越语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中並定母读音的关系》,《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

  17. 《北京话儿化韵的产生过程》,《语言学论丛》26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8月。

  18. 《绍兴方言中的两种述语重叠方式及其语义解释》,《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19. 《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语言学论丛》27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

  20.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方言》2003年第4期。

  21. 《原始闽语中的清弱化声母和相关的“第九调”》《中国语文》2004年第2期。

  22. 《徽州方言的性质与归属》,《中国语文研究》2004年第1期。

  23. 《绍兴话“偐子”本字考》,《吴语研究》(三),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

  24. 《原始闽语构拟问题的研究过程》,《语言暨语言学》第6卷第3期,2005年6月,台北。

  25. 《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32辑,商务印书馆,06年1月,(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卷2006年第9期)

  26. 《壮侗语吸气音声母/b /d对汉语方言的影响》,《语言学论丛》33辑,商务印书馆,06年6月

  27. 普通话语音标准中声韵调音值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35辑,商务印书馆,07年7月。

  28. 绍兴方言同音字汇,《方言》08年第1期,1-17页。

  29.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语言学论丛》36辑57-65页,2007年12月,商务。

  30. 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不送气的问题,《语言学论丛》36辑108-127页,2007年12月,商务。

  31. 绍兴方言百年来的语音变化,吴语研究(四):第四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10页,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2008年3月,上海教育出版社。

  32. 绍兴方言韵母又读中的元音 ?/span 和 a ,《语言学论丛》37辑55-70页,2008年11月,商务。

  33. 广州方言韵母中长短元音和介音问题,《汉藏语学报》第2辑76-94页,2008年8月,商务。

  34. 文白异读与层次区分,《语言研究》09年第1期1-5页。


专业领域 

担任过的课程

曾开课程:《汉语方言调查》、《汉语方言研究》、《汉语方言专题》


领导方言调查实习16次:

江苏无锡、山西太谷、湖南韶山、山西太原、山东文登、湖南邵阳、江苏苏州、山西忻州、江西高安、山西吕梁、浙江绍兴、湖北咸宁、湖南衡山、浙江杭州、安徽屯溪、江西宜春


个人调查:

安徽屯溪休宁、福建厦门漳州泉州福州建瓯、湖南双峰、浙江绍兴


科研项目

主持并结项:

1997.1~1999.12汉语方言演变和层次透视(96JBY74000,王福堂主持)。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1.8万


2001.1~2004.12《语言接触和汉语方言的层次》((01JB740005, 王福堂主持), 

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博士点基金,5万,学校2.5万


2001.1~2004.12《平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比较研究》,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自筹项目,4.0万


主持的在研项目:

2006.5~ 重建汉语方言音韵史的方法及个案研究(06BYY011,王福堂主持),国家社科一般项目,8万。


获奖

  1.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12月

    获奖著作:《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2.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语言学二等奖,1998年12月。北京大学第五届科学研究成果著作一等奖,1996年。

    获奖著作:《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1995。

  3. 2000年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科研成果著作一等奖

    获奖著作:《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1999年。]

  4. 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9月。

  5. 汉语方言学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12月。


附录

生 平 记 略

         王 福 堂

童 年 回 忆

我生于1934年4月22日,原籍浙江绍兴,出生在杭州。祖上是农民,种田为生,祖父一辈才由昌安门外瓦窑头浪底畈搬迁到城里。祖父在一个木行中当伙计。父亲则在钱庄中当学徒,抗战胜利前升职当了钱庄和银行的经理,解放后又在工厂任职,成了职员。母亲是东关新沙里人,家务为生。居家在城里东街一带,胡同名斑马弄(或马弄),尽头有一条河。

童年时记得兄弟姐妹间挺和睦的,弟弟妹妹还都很听自己的话。

另还记得几件事:最早是在杭州,我在异姓叔叔们的包围中骑着一辆小三轮车。

然后是祖母在绍兴去世,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妇女都围坐在一起哭泣,引得我也哭了。祖母去世后,清明节前后我们还去上了坟,供上了几碗菜肴,烧了一些黄纸银锭,几个人都叩了头。上坟的路很远,沿着一条长得没有尽头的河,划着船在河里慢慢的走着,好半天才到达。记得走到一个地方,河边有一座陡峭的山,船夫告诉我们大声说话时山上会有一种回声,我们就用本地话喊了起来:“小癞子(小秃子),来送茶”,山壁上就能听到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是在说:“来哉(来了)”。

再以后是我随父亲离开杭州经绍兴、宁波去了上海。当时已经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人侵略上海以后的事了。到上海后,因为家里还没有来,我跟父亲住在浙江北路四马路路口的一个住处。那时上海还有租界,人们管租界叫“孤岛”,意思是日本人不能进那里头去。有时随父亲外出,遇到外国人“戒严”时,人们都得站着等,有时还要等很久才“解除”。但觉得“戒严”、“解除”等措施在“孤岛”里是当然的事,只要让日本人多一点阻碍就好。

住在四马路路口时我还有几件调皮的事。比如,曾在一个带玻璃匣子的元宝肚子里拿过两个当时还能用的角币,到对面茶馆的烧饼摊上买了两个芝麻火烧,但没有张扬。还在楼梯的拐角处见到一个低矮的裸露的电门,老想着要不要用手在铜丝上按一下,结果还真的按了一下,长大后想一想还真是很危险的。还有一次是把鸡毛掸子插到飞速旋转的电扇叶子里,电扇突然不能转了,嗡嗡直响,幸亏有人帮忙,把开关关上了。

以后我就跟家里住在一起了。过些天上了幼儿园,后来又上了小学。我在上海上过工部局小学,还有两个忘了叫什么小学了。刚上小学时课本是新的,语文课第一课课文是“北风吹,小狗叫,……”还有插图,很精致。因为老舍不得折书页,老师就过来呵斥。

看起来我童年时的生活还比较自由,大家任由我的想法,比较能有自己的主意。

少 年 记

 事因为听父亲说要到杭州的银行工作,所以全家就从上海搬到杭州居住了。由“孤岛”到沦陷区,听到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凶狠的事,大家都很小心在意。另外,那时父亲开始有了另一个妻子,也就是有了另一个家。当时这样安排家庭的人很多。家里人没有办法,都很心烦,开始吵架。

我在杭州上过惠兴小学、浣沙路小学、正则小学。刚念惠兴小学时,因为有几个上午随着哥哥上大世界看上海一个京剧院的排练,在学校缺了一些课,妈妈就带着我去学校,让训导处的老师打我手心。作为惩罚,当时觉得挨打是应该的。好像从此就吸取了教训,以后再没有缺课的事了。

我和祖父相处不多,很快他就去世了。他对小孩儿挺慈爱的,让人惦念。记得当时祖父穿着新衣裳,直挺挺的躺在床板上,我们兄弟一辈几个人披麻戴孝地围着他,就好像他睡着似的,只有客人来吊唁时,才面向客人跪着。出丧的时候人非常多,也许人们也认为祖父对人是和蔼的。

我在杭州有一段时候也很调皮:课余时跟同学们抓蛐蛐、刮洋片、跳房子、打弹子,闲时在西湖边山上乱跑,或者学骑自行车,似乎没有空闲的时候。有一次住在学士路,隔壁就是日本领事馆,一堵三丈高的墙隔开两边,春天时墙上的月季花开得分外灿烂,但有时能听到墙那边好像有人哭喊着在说话,晚上也听到过,挺吓人的。还有一次听到门外远远的“砰”的响了一声,探出门去查看,见到一个人拿着闪闪发光的手枪从西湖边跑过来,冲着我们似乎要说什么话,但又匆匆的往龙翔桥方向跑去了。当时已经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事了。后来听人说,是一个国民党特工想要暗杀伪市长,在马路上拦着包车,对着车夫就开枪。车夫着急抓着车杠往前一冲一低头,一枪正好就打在伪市长的胸口上,当场就死去了。枪手快步跑开,在我们家门前打开夹克拉链,放进手枪,往东逃跑了。一会儿日本人追了过来。这是日本人领着车夫来认人了。还好,车夫是个老实人,指着我父亲说,这人不像是枪手。不久就听说哪个地方的垃圾箱里发现了手枪或什么的。一个上午,外面传说枪手已经抓到,正要枪毙。我赶紧吃完午饭打听着跑到六公园,发现一个囚徒头上中了一枪已经倒在地上了,周围还有一些看热闹的人。这个囚徒失去了半个耳朵,但我还能看出来他完全不是我见过的那个枪手,所以觉得有些事可能是被隐瞒下来了。日本人以后还来骚扰过一次,找家里人说是打仗缺乏钢铁作原料,要在我们家征用一个钢条。我很不愿意,心想拿了钢条去,造了家伙还不是来打中国人,但没有办法。这时日本人还想在小学推行他们的日语,让中国学生说他们的话,因此激起了人们的反感。那是我在浣纱路小学五年级的事,我们上日语课时还不说什么,下课后都拒绝复习。

很快,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因为抗战胜利,人们高兴了好一阵子,骑自行车时我还在前轮上安装了一面印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的小旗。但对国民党的好感没持续多久。一个时候米店都囤积居奇不愿卖米,老百姓就逐渐开始对米店有意见了。到后来随着人们打米店的风潮,引起了对国民政府贪污腐败的失望。开国民大会时又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过国民党市党部时看到墙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标语,不很懂,但据说很没道理,也让人有意见。所以1949年杭州解放时见到许多穿草鞋的解放军分外高兴,听说国民党军队向南过钱江大桥逃跑时还有一种还不快走的想法,甚至有的同学一家子都去了台湾也不在意。我在杭州上过正则中学、惠兰中学、杭高(后改名“杭一中”)。解放后上惠兰中学时,一次游行时大家唱起《歌唱祖国》来,感到一种由衷的激动。念杭高时,在市政协礼堂听改造思想课,每周一次。这时认识有了提高,“三反”、“五反”运动中上街宣传,非常积极。但矛盾也是明显的。一是一个父亲曾是恶霸地主的表姐在我们家帮工期间,在井里打捞起一个发报机或什么的机器,出售后公安人员前来检查。在问起她父亲目前的情况时,她说是生病死的,我在旁边没有据实回答。二是我哥哥在本单位——杭县合作总社——据说同样是出了“三反”、“五反”的问题,但我没有处理妥当。也许是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也许是我当时太年轻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拖了很久,直到上大学后还是扔给了母亲。

慢慢地感受到中学教学的影响了。比如对语文课逐渐喜欢起来了,但对数学、化学这类课程没有多大兴趣。唐诗、宋词是一开始就喜欢的,誊写、抄录,书写成一本本的小册子。还有一次,在杭高阅览室翻阅新书时,看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一书。这是一本外国小说,四卷本,翻看以后,才知道书中的内容是讲一个超人的生平。看着看着,书就放不下来了。人物和情节深深感人,以致我在阅览室里一连用了十几天的时间才把它全部看完了。可以说,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为人的气质和性格。虽然以后我还看过曹雪芹的《红楼梦》,看过托尔斯泰的“三部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但觉得那只是中外文学的高峰,却不再接受影响了。另外,在浣纱路小学回家的路上、井亭桥河边的商店前,我还听到一个挺感人的曲子。起初不知道曲子叫什么名字。那时正是抗战胜利以后,商店里放什么曲子的都有,大概是管事的店员爱听什么曲子就放什么曲子吧。后来才知道那曲子是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后来学校里也有音乐会了,基督教的青年团契有时就经常放这种曲子,我也去听过。因此就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虽然别的曲子也喜欢。

父亲原先在一个银行工作,抗战胜利后银行歇业,失业在家。于是开始和一个晚辈的亲戚一起做起生意来,却被欺骗赔了本钱。解放后只好在上海一个口琴厂里当了职员,设法用一份工资养活两家人。慢慢地父亲不再管我们家,只管上海那一家了。有一个时候,我们家就靠变卖家具和首饰过日子。 

大 学 时 代

上大学时已经是在解放后的1952年了,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学专业念书。但父亲认为我是想去外地念大学,不想管家里的经济问题了,很不高兴。我没有这个想法,觉得挺意外。

刚到北大念书时,觉得学校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校园风景优美,设备完好。第一学期在民主楼住着,虽然睡的是双人床,但窗户是双层的,外面天气很冷,可寒气一点儿进不来,而且天花板上漆的满是金星,煞是好看。未名湖边下着大雪,去第一体育馆楼下洗澡时,脚踩着雪咯吱咯吱作响,对南方人来说,这又是从没有过的体验。系主任还告诉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按照苏联高校计划培养的第一批人,我们该好好用功学习。所以上课时大家抢着前排的座位,好听得清楚些。但慢慢的政治运动多了,而且并不友好,常常斗争的成分多于学习。同学们相互间也并不那么和气了,有的人明明是胆怯的,却要在同学们的思想斗争中表现得像是无私无畏似的,应该说实际上表现得很尴尬。

一年级暑假,我参加了大觉寺的休息站。新闻专业的一个女同学(党员)也参加了。那时语文专业和新闻专业还共用北大中文系的名称,两个专业的人就像一个班的同学一样融洽。大觉寺向东一马平川,可以观看日出。休息之余,大家也谈到了思想。这位女同学认为我是把家庭成分填写成资本家兼地主,包袱太重,影响到思想的开展,所以愿意帮助我进步。多次谈话后,我开始有了进步的意愿,还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这时我又想,政治运动很多,而运动中有的同学又有强烈的进步冲动,我实在不愿意有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就提出要收回那份入团申请书。这位女同学对我的反复很失望。正好这时我也听说她另外早就有了一个男朋友了,似乎和她接触不是挺合适似的,因此征求她同意后两人就不再往来了,她帮助我进步的谈话也停止了。但在临毕业时,她和她的男朋友已经断交,打电话告诉我,我和她就又接近了起来。但这时我分配留校,她却要去青海工作了。不过她跟系领导提出的把我们两人调在一起的要求却有些过头了,因为两人其实还远没有到这种程度。后来系领导让人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的想法。所以我和她在去西宁的列车前告别时,估计她心里是不高兴的。

大学共四年。原本念中学时,觉得大学里的文学课应该是最有意思的。问一问同学,好像也都是为这个才来上大学的。但在学习的实际过程中,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安排了不少语言课,我也照样用功学习了,成了班里头文学课语言课的学习都很努力的一类人。考试的成绩也不错,方言课还得了5分,毕业时就被分配留在学校,准备担任方言学的教学工作。不过我原来的志愿却是古典文学的编辑工作。这和实际分配的情况差得太远了。曾经请一位教师代向系里提过要求,当古典文学的编辑或留在中文系的文学专业都可以,但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毕业时思想学习抓得比较紧,认识有了提高,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而且当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工作了,有了收入,能每月往家里寄点钱,心里也是高兴的。

就 职 诸 事

1956年,毕业后开始工作了。但工作第一个月,还不到一半日子,我就把工资花完了。感到以后再不能乱花钱了,得有点计划。于是等工资一发下来,就安排一下,该寄的寄,该留的留,尽量把每一块钱都花在合适的地方。

说是年轻教师首先要下乡锻炼,向工人农民学习,我就在第二批下乡了。先是在北京密云钢铁公社,后来是在近郊门头沟区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共呆了一年零一个季度。中文系、俄语系、化学系的教职工混编在一起,彼此都非常熟悉,成了战友。在密云时,每天上班干活:从机井里抽水,用锅炉烧开水,用电锯锯木头,还在高炉上往里头下料。有些人还在高炉上值夜班,天黑时看着各种不同的颜色慢慢都变成灰色,然后再逐渐由灰变蓝,天快亮时再逐渐由蓝变灰,然后再变回不同的颜色。每天要按时出铁。一到傍晚,随着广播里《平原游击队》“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的歌声,扒开高炉的出铁口,铁水就哗哗的流了出来,不久就凝成了一条条的铁疙瘩。到了夏天,正觉着有点像工人了,可又坐着敞篷汽车冒着大雨转到农村。于是又和老大爷、大嫂子们一起欢声笑语的在大队部和火石港等地劳动。秋收时庄稼的收成丰富多样,冬天时又搞扫盲、搞工具改革、搞锅驼机,高高兴兴的干活。可等到开春以后,又要离开大队回学校了。我们和社员都依依不舍,流着泪告了别。

回来后工作上了正规。开始时是辅导语音学,后来开始上方言课,还负责管理一个简陋的语音实验室。至于指导方言调查实习,那是必定要去的,而且每次实习回来,比如到无锡、太谷等地后,还要认真地写一个总结。这时升职提了讲师。上方言课之前,还经常要到袁家骅先生家里把课上有问题的地方问一遍。不过因为当时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学生在那儿新编了教材,在课文里不断提出意见,批评老先生,所以教师中的新老关系其实不一定好。特别是后来教师学生中不少人成了右派,老先生觉得心里话说出来也会照样整他们的。

年轻教师的宿舍是两个人一屋。有时我和别屋的教员(原是同班同学)一起去住在海淀的另一同事家聊天。同屋很不以为然,就说我和别屋教员能留校是因为两人都是“白专”,引起了我极大的愤怒。但慢慢的我们还是接近了起来,彼此发现有不少共同点,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1963年暑假,厦门大学邀请袁先生去讨论厦大中文系编写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袁先生因为有事,就让我替代他去了。在讨论会上,我结交了很多朋友,像黄家教、詹伯慧、陈章太、许宝华、李如龙等,大家就此认识了,以后又互相帮助,结成了终生的朋友。

埋头工作了一些时候,说是又要下乡了。先是在1964年的夏天,到近郊通县的垛子村。工作队每人都领了任务,我的任务是为一位满族老太太写家史。这位老太太的家里原先是为清宫廷办事的,每月还按时领取银两,但后来家道中落,她只好趁年轻时嫁了一个乡绅作小妾。那家还有原配,所以矛盾挺多,日子很不好过。后来老太太正准备跳井自杀时,却被一个长工救了,但后来跟上的这个长工又去当了土匪,还被抓住了枪毙了。最后原先娶妾的那一家给了她一点生活补助,但条件是不能再嫁人。所以这位老太太一辈子很凄惨,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一个人也很寂寞。我每天去听她说家史的时候,只见她蜷了腿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要不就气喘吁吁的咳嗽个没完。在通县工作不到半个月就完事了,但这篇家史老在心里掂着,放不下来。

过了几个月,说是要“四清”了。而且要走得很远,是去湖北江陵,地点是紧挨着长江大堤的冲河公社花台大队。工作队队长是北大的,联系我们几个生产队的工作。但这次去,目标竟是批判农村干部,跟过去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完全不同了。工作队努力了将近半年,批判农村干部的方针中途也发生了变动,但总算是完成了任务,就是不知道农村干部会是怎样想的。

回到学校上课不久,又说还要到近郊延庆县搞“四清”,地点是山区的大庄科公社汉川北大队。这次下乡,比较有经验了,所以工作队仅有几个本校的师生和几位解放军,队长就是我本人。大队就在莲花山脚下,工作队就一起在村里搞扎根串联。开春以后,我被转到另一个大队当领导。然后很快听说学校也要搞“四清”了,北大师生要一律回校参加运动。 

“文 革”灾 难

1966年,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北京市委工作组已经进来,学校各级干部已经靠边站,聂元梓和其他哲学系的几个左派正在兴高采烈,意气风发。很快,有的干部就被劳改,进了劳改大院。系里批斗各级干部时,红卫兵让他们弯着腰,戴上厕所里肮脏的手纸篓,再用黑墨水涂成黑脸盘,像个鬼似的。我对这种做法很难理解,只好拿着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己设法找解释。但我们系的总支书记程贤策,因为批斗时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会后没有回家,径自上香山喝敌敌畏自杀了。大家对这位总支书记平素印象还不错,找毛主席的著作也再不能对自己解释什么了。还听说社会上有红卫兵看到奇装异服就抓住人直接上前剪头发剪衣服的,还有出身不好的老人被在中小学念书的红卫兵——第三代——打死的,这些也都成了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虽然自己下乡搞“四清”时当过领导,但这时也一点没有什么用处了,感到“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特殊之处。

还曾经看到毛主席的一张照片,是他坐在书桌前,书桌上放着一摞书,是新的印本,书的标题似乎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看这样的古书,所以特地去资料室借了来,翻看着了解情况。《资治通鉴》新的印本分20册,看了好几个月,发现书里说的尽是古代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的事。比如曹操看到孙权送去关羽的头颅时,说了一句“要把老夫搁在炭火上烤”的话。后来知道毛主席关于林彪也说过同样的话,还知道毛主席对革命干部相互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也是这样看的,印象并不好。

以后几个教员出去大串联,我也参加了。到了西南地区的重庆和成都。平时在一些高等学校看大字报,以便了解学校的运动情况,也去休息场所如茶馆等地逗留,体验当地的民风。在重庆时,正好有一位在北大念书时的同学是本地人。不久前系领导还曾让人问过我分配工作时我和她两人是否需要分配在一起,我回答说两人其实还没有到需要分配在一起的程度。当时这样回答自然是实际情况,但后来听说她已经成了右派,成右派又跟毕业分配工作的事有关,因此对她很有些歉意。这一次既然来到她的家乡,想着一定要去看看她。但问了当地的派出所,说是她可能不一定在重庆。于是只好按记忆所及在河街上下找了一遍,弄得很多孩子也尾随着起哄。

校内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都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我回到学校不久后,双方开始武斗了。井冈山兵团的28楼是武斗重镇。我的宿舍在19楼,距离不远,成了新北大公社的前线,只好搬家。我曾想把对立一派同屋的书箱跟我的一起搬走,但红卫兵看到上面写着同屋的名字,不肯同意。于是只好跟人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拿到海淀同事家里存放。路上见到一个镇上的老太太。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读书人现在造孽啊”。我们一声不吭,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我就在系办公室安顿了下来,白天去学校的杂志社帮忙分发寄东西,晚上就在教员休息室里休息,有时还能看到放在那儿的一个女同学因受诬蔑自尽后烧化的骨殖。

然后工宣队军宣队进学校了。教师学生都集中起来学习了,新北大公社的教员和井冈山兵团的教员也都住到了一起。正好那时人们都在说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开除出党的事,我就此说了一句话。那天我看到报纸上林彪的头像,觉得人比较瘦,也说了一句话。可没想到竟有人向领导揭发了。当天晚上工宣队军宣队就在19楼楼道里开了一个批斗会,全系教职员工当面揭发我运动中的“反动言论”(我没想到竟然还有那么多的言论),让我站在凳子上低着头听批判。听完批判后,我承认说:“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从一个国家主席变成一个老百姓,就像一个皇帝变成一个庶民一样”,说这就是“宦海浮沉”。我还说,觉得林彪比较瘦,心里这么想,话就这么说出口了。然后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会后还有两位熟识的教员强迫我从19楼一路上胳膊拧在背上弯着腰坐飞机前往二院系办公室,整个晚上还要写交代,不让睡觉。再以后就是劳动改造,住劳改大院,在几个系的范围内进行批斗,甚至还用卡车分别送到天安门广场和圆明园北面的树村去进行批斗。工宣队军宣队最后的结论是: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他们就这样一次突然袭击把我搞成了“反革命”。不过听说我的言论其实是有可能“一风吹”的,如果工宣队军宣队不是认为我对江青早年的演电影有过一些“不敬的言论”的话。不过后来,有一次是在工宣队军宣队的主持下,有一次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我还被迫揭发了两个同事的言论。这是我感到一辈子都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很快,一个熟人跟我说起悄悄话:“以后成家结婚恐怕得找个成份好一点的工人、贫农什么的,不能再找‘臭老九’了。”我知道他完全是善意的,就回答说:“不,我就是愿意找一个‘臭老九’,不找工人和贫农。” 实际上知识分子还是跟知识分子在一起比较合适。我也听说系里有个教员找了个女工结婚,但和工人的生活习惯很不协调,老是要吵架甚至打架什么的。

不久后,我的一个弟弟因为感情问题自杀去世了。他原意是为了调解别人夫妇之间的矛盾,不想却和妻子一方产生了感情,走上了绝路。但这时对我来说正是多事之秋。我一方面深感自顾不暇,而且缺乏行动的自由,一方面又感到没有对家人负起应尽的责任,有负于家庭。

这时我除了冬天在学校推煤烧锅炉之外,还去江西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一年多,挑砖、背粮食、育秧等干了多种活儿。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工作上、生活上都抬不起头来。当然,在鲤鱼洲和教职员工一起劳动,还是比较自由的。可是在教学上,学生不尊重自己,非但难以向他们提出什么教学要求,还有的人谩骂以至侮辱,很难工作。学生们还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需要他们的“监督”,所以甚至方言调查实习需要写一个总结,也认为其中必定有教员的名利思想在作祟。愤怒之余我曾将写成的一个总结(湖南韶山方言)付之一炬,为的是不给学生一个可以批判的对象。在教员中也有人一直暗中歧视自己,甚至还有的家属也认为本人曾经当过志愿军因而可以傲视我的。但实际上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跟一般的革命群众并没有什么两样,仔细想想,觉得没有任何可以改正的地方。而且人们实际上也在暗地里帮助我,比如我每月往家里寄的钱总是有人设法给寄的,似乎说明我并不真是什么“反革命”。所以这段时间以后,我对社会上一些斗争的看法竟然有了一些变化,可能是更加自觉更加大胆了。比如林彪出了问题以后,我感到高层领导其实也是有内部斗争的,有时真能感到像是有两个司令部似的。而“四人帮”在运动中其实有很多恶行,革命群众对这些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最明显的是周总理的去世,大家看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真诚地怀念他。但毛主席去世后,对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四人帮”以外,却很难有人真诚怀念了。终于毛主席去世后不久,“四人帮”也垮台了。而我的处分也完全“一风吹”,澄清了,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多年,终于结束了,但给国家、给人民留下了很深的伤痕。

努 力 工 作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邓小平搞起了改革开放(这实际上也是全国人民的想法)。学校也恢复了常态,开始照常招生。我深感生命的短促,觉得有必要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努力工作。于是和林焘、武彦选(因为违反外事纪律,后来换成了王理嘉)等先生一起,参加了语音实验室的恢复工作。先是增添实验室设备,买录音机、声谱仪、语图仪和其他一些仪器。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了解他们实验室的情况,以便能建设一个更好的实验室。还准备去美国王士元先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 POLA 语言实验室,学习他们的工作,但最后因乙肝问题未能成行,结果只好由其他先生替代着去了。实验室这时成了中文系一个很强的小单位,有不少建树。到后来决定《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两书开始修订后,我得有一段时间集中应对,不能再做别的工作了,于是就退出了语音实验室。两书的修订工作自1980年至1990年,集中了大约10年的时间,得到全国各地许多语言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终于能够完成并再版。这两本书第一版时有不少人认为质量并不好,但修订以后却提高了很多。这时我也提职成了教授。

这时,以前揭发我说了“反动言论”的那个人,因为和教研室秘书发生矛盾,暴露了往事,向我道歉了。但以往的记忆难以去除,所以我告诉他:“我能够做到不影响彼此的工作,但无法忘记过去。”

1980年,袁家骅先生因糖尿病去世了。袁先生热忱待人,留下了不少学术著作,也培养了很多少数民族和方言学方面的人才。而我也再没有一个和蔼的老师,可以随意地问问题了。很遗憾,他连一些书的修订本也没有来得及看到。

《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修订工作快要完成时,一位先生的《赣方言概要》正好出版,要我写一篇评论。这位先生曾在我们教研室进修过,修订时又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为他写一篇像样的评论是完全应该的。但我对这位先生的书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是什么想法记不起来了)。由于我对我的看法是否正确没有把握,所以没有马上告诉他本人。后来我写信征求了同是江西人的熊正辉先生的意见,征得他同意后,写了一篇评论,寄给了这位先生。可能是因为想法不尽相同,我一直没有接到回信。以后再写信去询问修订《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的字音词义问题时,他也不再来回信了。我这才明白自己得罪了人了。因此以后凡是有人要求写评论时,我就尽快说明自己的看法,并说明写评论有必要让人自由地抒发,甚至连反对也应该是允许的。

这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因为修订工作太分心,教研室同意我研究生可以招得少一些。这是我颇觉抱歉的事。

有一些年,周围同志很想帮我解决终生大事的问题,个别女性还对自己进行了必要的了解。但我认为,这事不能着急,因为两个人真正合适才是必需的,否则宁可一个人独自到老。1987年,我和同事王洪君结婚了。那年我52岁,洪君35岁。我们两人年纪都比较大,所以没有子女,但生活上很和谐,大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和业务上。过不了几年,洪君也提职成了教授。

1999年,我就着课程讲义写了一本叫《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的小册子。

我父亲早些年是因糖尿病去世的,那还是在1978年。因为他一直跟另一个妻子住在一起,所以去世时我和母亲都没有去上海,只是请一位弟弟去了,但仍然感谢他在世时尽力照应了我们。2000年,我母亲也因肝癌去世了。她活到90岁,也算是高寿了。回想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弟姊妹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却完全没有考虑她个人自己。很遗憾,她得病时我回了杭州,但去世时我没在跟前。 

退 休 生 活

我名义上是在2002年退休的,68岁,但实际上返聘了3年,等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了,2005年才正式退休。不上课了,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搞科研了。那时已经有李小凡、项梦冰两位先生接班(遗憾的是李小凡先生在2015年7月因胃癌去世了),所以我对教学、科研工作很放心。我还是继续修订《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两本书,前者在2003年还出过重排本。近10年来,我还写了30多篇学术论文,出去参加了一些学术讨论会。为此,还编了一本论文集《汉语方言研究》。数年后,我又写了一本《绍兴方言研究》,记录了城区音及其中的老年口音,算是尽到描写家乡话的一点义务。

2013年,我哥哥退休后回到杭州、在我大弟弟住宅区的养老院去世了。他得了肺癌,所以呻吟了半夜就去世了。另外,我的两个妹妹也跟我母亲一样生着同一种疾病——肝癌——去世的,不过就是晚了两年(2002年)和九年(2009年)。看起来,我们家母亲和兄弟姐妹跟癌的关系还是比较接近的。

2014年,又有一位同事在久病去世前说起要向我道歉。我劝他别再说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你说过什么话了。”不过我完全理解他的想法:不把遗憾带到另一个世界。

2015年,洪君也退休了。这以后,她也没有教学工作了,两人就在家里呆着。但看起来,她刚退休,还有不少事情要做,比如要开很多会,仍然会挺忙的。

我的身体渐渐不如以前了。开始有一点病痛。但每天还是要看一些书,有时也写一点小文章,偶尔出去开一个会。当然,也经常要喝一点茶,看一点文艺作品,听一点古典音乐,以为稍稍消遣一下还是需要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许就只能是这样的吧。

  2015.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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