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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谈国际中国学并非仅为它山之石

日期: 2009-10-22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中国教育报网 2009年10月8日

    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研究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在这一学术的基础性资料的编纂和整体性研究方面,以及在研究机构的建设和研究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方面,事实上已经超越了这一学术在世界各国本土的运行状态。这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化,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世界文明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对它的认知和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它在一个广泛又深刻的层面上显示了我国经典人文学术正在走向世界学术之林。
    国际中国学的学术概念与学术价值定位
    国际中国学从上世纪70年代复兴以来,尽管成果丰厚,但学术界在汉语文化中如何定义这一学科,在范畴与概念的表述上很不一致。从1980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家》和1991年出版《日本中国学史》以来,我个人一直使用“中国学”这个概念。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第一种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刊物称为《中国研究》,编辑“中国研究”丛书系列,采用的英文名称为“Chinese Studies”。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研究的著名刊物,例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和《汉学研究》,都把这一学术称为“汉学”,而国内多数相关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学术会议也皆以“汉学”命名,使用的英文名称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
    学术概念表述的差异,意味着我们对这一学科本质的理解与把握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事实上又表现出我们的研究在学术史的层次上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和不够清晰的层面,从而在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中,事实上还存在着不同学术概念的混乱、差异和讹误。
    我国学术界常常喜欢使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评价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价值。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但是,实际上这是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一种“学术性的工具”。
    应该看到,“日本中国学”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我们的研究者在运用这些学术资源的时候,由于过度地从以自我认定的学术价值出发,往往只选取其中一些片段性的结论,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为适应日本近代国家的“国民精神”建设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学术性产品,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与中国文化本体的“本源性”意义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中,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和阐发中国文化。目前,不少“日本中国学”的研讨,对这一学术表述的内涵缺失了隐秘的精神特征的解析,使有些研究在这一学术的阐释和表述中难免显得薄弱、片面,甚至出现了若干虚拟的幻影。
    考量“日本中国学”,重视文本的原典性
    世界近代进程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文化的世界性网络”的形成,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门世界性学科,在我们审视和接纳“日本中国学”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应该把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放置于相关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中考察。
    “日本中国学”作为日本近代研究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学科形成的时候开始,它的主要的、重要的学者都相应地逐步养成了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与“世界”构成融通的状态。“日本中国学”体系中某些主要观念与方法论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日本本土文化语境,而且也是他们接受欧美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而变异的结果。
    在“日本中国学”研究中,研究者应该重视作为研究的文本问题,特别是重视文本的原典性问题。在当代多种传播媒介手段出现之前,世界文明史上文化的传递主要依靠人种的迁徙、物质的流动与文献典籍的传播。其中,文献典籍无疑是文化沟通的主要载体,它们构成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源材料”即基本材料。国际上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优秀学者,几乎都是在本行内的中国文献学专家。
    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提示,无论就国别而言还是以研究者个人的表述而言,从本质上考察,他们的学术都是在接受中国文化而营造的自我氛围中形成的。因而,在追根溯源的意义上说,探讨他们学术形成的轨迹,就应该重视研究相关文本的传递和呈现的多种文化形态。
    研究文本原典的3个基本学术视点
    首先,研究者要非常重视我国文化典籍在对象国各个层面中流布的轨迹与形态。在文明史的总体进程中,中国文献典籍在世界的流布,构成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的多重形态,其影响所及,有时超越我们研究者的想象。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尽力厘清中国文献典籍在各国文化中的“流布事实”与发生的多形态的“文化变异”。国际中国学研究者应该与图书馆学家、传统的目录学者联合起来,摒除学术的门户之见,以跨文化的国际视域,推进这一基础性的学术工程。
    其次,研究者也要非常重视研究对象国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世界性收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既然是一门世界性的综合学术,各国学者在关于中国文献典籍的收集与处理层面上,也具有与“世界融通”的特征。各国中国学在关于中国典籍的“世界融通”,与研究者的学术状态与表述具有相应的内在联系,也给我国的人文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学术渠道。
    再其次,研究者要非常重视“研究文本”的翻译。一个成熟的国际中国学研究者,是不应该使用外文汉译本来从事研究的。这一学识修养的要求,基于文化传递中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事实,即一种文本进入翻译状态,就意味着进入了通过语言转换而产生了语义的转换,这就是“文本的翻译”,一旦“文本的翻译”完成,原文本就成为了“翻译的文本”,“翻译的文本”就是原文本的变异体,它可以提供一个文化信息渠道,但不能成为研究者的研究资源。
    学术文本的翻译是极为严肃的学术本体,现在在许多大学的研究生区域可以看见许多主编或出版单位招募“外文翻译者”的广告,一些研究生导师也把外文文本拆开分发给自己的学生作为作业或打工途径,这是对学术的亵渎,把学术当成了钱财的奴婢。国外有价值的中国学论著应该必须由同行业有一定资质的研究者动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