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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新世纪文坛七大特点与五本好书

日期: 2010-05-09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千龙网 2010年5月10日

    千龙财富北京消息 5月6日,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陈晓明将其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内容搬上博客,重点介绍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相关情况。

七大特点
    新世纪十年以来,文坛出现七大不同以往的特点,代表着未来走向:
    1、回到文学本位。文学可以从容地从更广阔和深远的视角来理解现实,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2、写作的个人化和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文学因此而有丰富性和多样性。参与文学活动的人,也是过去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3、数量上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80年代每年只有几十部长篇小说,现在每年有一二千部。确立了以长篇小说出版为主导的文学格局,而以前是由期刊主导文学。
    4、对文学统一性认识的瓦解。文学变成了一个最具有话语表达自由的空间,但也有副作用。人们的社会情绪,在很大程度通过对文学的不满宣泄出来。
    5、一批作家走向成熟。一批四十岁以上的作家构成中国文学的主力军。他们既有个人艺术趋向于成熟的风格,又有整体上的高汉语写作的难度挑战的能力。
    6、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崛起。80后的作家群,虽然冒尖的并不多,但这是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群体,他们中会有更多的人逐渐走向成熟,出现有力量的作家。
    7、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一个强大阵势,必然会对文学的未来走向构成强劲的影响。

五本好书

新世纪十年以来,有五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1、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两个家族的争斗反映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衰败,由此来揭示现代性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展开形式。小说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可见作者的勇气。小说的人物刻画有力度而又细致,语言瘦硬中而能透出温雅,叙述大气而从容。
    2、阎连科的《受活》。从未有过一部小说,能对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做如此独特的洞察。对革命遗产的哀悼祭祀,采取了“市场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这是革命最为痛恨的二种形式。《受活》携带着的沉重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被一种生气勃勃的戏谑或嘲讽所渗透,它的叙事是关于重与轻、硬与软的游戏。有意运用的方言以及奇异的(开放式的、不完整的)文本,都显示出一种“开启”与千变万化的形态。 
    3、贾平凹的《秦腔》。贾平凹的小说叙述自然天成却诡异无常。这部作品再也没有贾平凹原来的那些清雅俊朗,明媚通透,而是更多地呈现为奇谲怪诞,粗粝放纵。我们确实看到了乡土叙事在宏大性方面的终结之后,回到了一种更为本真的可能性,它更具有汉语言率性而行的那种新的特质。
    4、莫言《生死疲劳》。这部作品把莫言的叙述特点发挥到极致,一如既往地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表达,那种黑色幽默渗到骨子里,在欢笑嬉闹中却有悲从中来。革命与变迁、历史与暴力、荣辱与衰败都被整合在一起,表现得淋漓尽致。
    5、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转向汉语小说过去所没有触及到的经验:说话的愿望、底层农民的友爱、乡土风俗中的喊丧,以及对一个人的幸存的历史的书写。这里不再依赖惯常的现代历史暴力的时间脉络,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乡土中国自在地呈现了它的存在方式。这种文学经验与汉语的叙述表明:有一种无法叙述的叙述,叙述总是在难以为继的叙述中进行,总是要从一个故事转向另一个故事,一个句子总是往另一个句子延异。这似乎只有汉语言才有的书写特点,从汉语言的特质中生发出来的文学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