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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 "——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日期: 2010-05-19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 光明日报 2010年05月04日

演讲时间:2010年4月29日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近年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1);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等著作三十种。
    在当代中国,只要你念过小学,都知道有个“五四运动”;可所谓“知道”,不等于真的理解。更何况,我们每代人都在与“五四”对话,一次次的纪念与阐释中,其实蕴含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困惑与追求。九十一年来,每代学者及青年都以某种形式与“五四”对话。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二者颇有纠葛,有时相得益彰,有时又互相抵牾,就看你如何观察与判断。
何谓“五四运动”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主持召开“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为论文集、程序表及海报做设计时,我选了三幅图,一是“五四”当日的照片,二是闻一多的书籍装帧,三是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浮雕。老照片的中央,那旗子上有“国立北京大学”字样,最提神。可后来没选用,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制作效果实在欠佳。参与设计的学生大呼可惜,他们更愿意选用那幅五四游行的老照片,与其说是出于历史感,还不如说是自尊心。
    纪念“五四”时,引入图像的因素,让其与文字之间形成某种对话,起码五十年前《文艺报》就这么做了。刊行“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时,除了林默涵、夏衍、杨晦、茅盾、郑伯奇等人文章,还配有滑田友等人创作的这幅浮雕。至于闻一多的这幅画,出自《清华年刊》,即清华学校1921级毕业班纪念集,原本是闻一多创作的书籍装帧,我取中间的图像部分。图片上方有  “BEFORETHEAUDIENCE”字样,至于“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则是《拍案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编者代拟的题目。
三张图片的差异,隐约可见“历史论述”的变化。老照片突出高扬的校旗以及昂首阔步的大学生,是世人关于“五四”的最初印象;闻一多的画,演讲的学生是正面,倾听的民众是背影,远处还有飞奔而过的人力车;纪念碑的浮雕,学生和工农互相呼应,互为主体性。单看这三幅图,你都能大致明白,“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倒促使我反省:关于“五四”的记忆,北大学生总是占据主导地位,“从来如此,就对吗?”
    何谓“五四运动”,既可理解为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反日游行及其后续效应,也可看作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两种叙述,体现不同的学术立场。毫无疑问,北大学者大都选择后一视角,因那意味着,北京大学始终站在聚光灯下。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到台湾参加“五四文学人物影像”开幕式及相关论坛,一看海报,我就乐了。为何选择冰心、徐志摩、鲁迅、郁达夫、田汉,这海报上的五人组合,没有一个在五月四日天安门前的抗议现场。即便在京的冰心和鲁迅,也都没有参加游行;即便参加新文化运动,也不是“主将”。鲁迅的作品代表新文化的“实绩”,但他自称是“听将令”的。一问方才明白,决定此布局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学者,是美编。为什么?好看,青年人喜欢。这你就明白,对于文化传播来说,图像确实很重要。
    活动的开幕式上,台湾师范大学合唱团的学生,穿上五四时期的服装,唱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可一开口,我就觉得不像。因为,此前北大也有一台晚会:“红楼回响———北大诗人的‘五四’”。两相比较,后者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且自认“五四”精神已经融化在血液中,那就是“我们的故事”,让我很震撼。一注重仪表,一强调精神,在影像时代,如何“复活”或“创造”历史,你以为北大肯定获胜,不一定。
    大陆谈“五四”,那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而台湾谈“五四”,基本上属于“怀旧”,没有那种“壮怀激烈”的感觉。最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在如何看“五四”的问题上互相影响。台湾影响大陆的,是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评,尤其不满五四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陆影响台湾的,是新文学不仅仅属于温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须直面鲁迅等左翼文人粗粝的呐喊与刻骨铭心的痛苦。
    怎么看“五四”,当然见仁见智。可当我开口评述时,明显是站在大陆学者的立场,比如,强调北大学生更能体会“五四”精神。仔细分析,这或许是“北大视角”造成的,且更多体现北大人的政治情怀及学术立场。再进一步推想,我的这种解读方式,是否与二十世纪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命运相呼应;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怎么看“五四”,还像我们一样“慷慨激昂”、“涕泪飘零”吗?或者换一个角度,欧美学人怎么看五四,日本青年怎么看五四,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北京人与外地人、亲历者与风闻者、工农大众与青年学生,其解读“五四”的方式,是否也都不太一样?
    另外,在世人的记忆中,占据五四新文化运动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这自然没错。可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忘记:这是一个标榜“新青年”的运动,大学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就学识与社会影响而言,确实无法与陈独秀、胡适等比肩;但日后的发展,则未可限量。大学期间“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参与思想大潮的崛起,对其一生必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好兼及当时“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学生。谈思想启蒙,师长们确实占据中心位置;论文学革命,则师生各有专擅;至于政治抗争,唱主角的乃是大学生。否则,怎么叫“学潮”或“学生运动”?更值得关注的是,日后关于“五四”的纪念、追忆与阐释,主要是由学生一辈来完成的。
    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中,我们勾勒了45名历史人物与“五四”相遇的生命历程,其中包括13位大学生,但师长辈依旧是主体。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我论及“回到‘五四’现场”时,曾开列十位当年北京学生(其中北大4人)的回忆文章,目的是让对“五四”感兴趣的读者,从当事人的眼光来解读那一场已成为重要话题及思想资源的伟大事件。今天,我干脆撇开师长,纯粹从“北大学生”的角度,来看待那场影响极为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运动。
    如何“追忆”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倘若希望“五四”活在一代代年轻人的记忆中,单靠准确无误的意义阐发显然不够,还必须有真实可感的具体印象。九十一年间,风云变幻,对于希望通过“触摸历史”而“进入五四”的读者来说,当年身历其中的人的“琐碎”回忆文字,很可能是“最佳读物”。
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傅斯年(1896-1950),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在1943年5月4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发表《五四偶谈》,提及“五四”的历史价值:“就文化说,他曾彻底检讨中国之文化,分别介绍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第二年的“五四”纪念日,傅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五四”二十五周年》,再次为“五四”的反传统辩护:“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抗战中,建立民族自信心十分必要,但不能变成“夸大狂”,更不该拒绝批判与反省。
    北大英文学门1917级学生罗家伦(1897-1969),曾任清华及中央大学校长。1950年他在《五四的真精神》中写道:“五四是代表新文化意识的觉醒”、“五四是代表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或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北大国文系1918级学生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平,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很高声望。1924年起相继创办《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等重要报刊,1955年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升格为世新大学。成舍我1937年5月4日在上海《立报》发表《怎样纪念“五四运动”》:“当然,用群众力量对政局表示意见,和介绍近代学术,并不是始于‘五四’,但范围普及全国,动员到工商各界的,必以‘五四’为开端。所以‘五四’是中国民族斗争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天。”二十年后,有感于国民党对待“五四”的暧昧态度,成舍我撰写了《卑论集·过去了三天的“五四”》,称:“五四运动,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综合体,没有五四运动,不平等条约的锁链,不会解除,腐恶的军阀势力不会打倒,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不会建立。”在这个意义上,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十分必要:“希望大家今后不要忘记,五四固然给‘文艺’带来新生命,但它伟大的意义,并不专限于文艺!”
    1917级数学门学生、新潮社首批社员毛准(字子水,1893-1988),新文化运动时期撰有名文《整理国故的方法》。德国留学归来后,毛长期任教于北大历史系。1979年他发表《六十年前“五四”这一天》称:“‘五四运动’,是一个纯粹的学生爱国运动,绝不是任何党派或任何人所暗中指使的;而是当时的学生感受到必须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免于为强权所辱的怒吼,可说是青年学生感到自己与国家息息相关的一项自觉运动。”毛准后来还回忆:五月四日那一天,他如何跟着游行队伍走到天安门,接着又到了曹汝霖的家,看到火从曹家烧起来,又见有人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觉得有点过火了;不赞成罢课,“但做学生不上课总是高兴的事”。至于说“五四”有好也有坏,这没有意义,应该讲“基本的问题”———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促成建立现代的国家;加速了白话文的流行。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杨亮功(1895-1992),留美归来后,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等。1979年联经出版公司刊行的《我参加了五四运动》中,收录了杨亮功的采访录《五四一甲子》:“杨亮功先生以为五四运动,只是单纯的偶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其他任何因素完全无关。”这个意思,在《〈五四〉重印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读者可以从这一本书,认清“五四”的真面目,体会“五四”的真意义。亦可以了解到此一运动,与所谓新文化运动,或任何外在因素,完全无关。”如此立论,主要原因是当年的杨亮功,只顾埋头读书,不太介入政治或文化活动。杨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生活”,提及新旧论争最激烈时,他如何置身度外。作为观察者,书中描述了刘师培、陈独秀、黄侃、钱玄同、黄节、吴梅、周作人等各位教授的做派与神情,颇为真切,而立场则明显偏向于刘师培。五四期间惟一能查到他的活动是,1917年12月27日北大廖书仓等47名同学发起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杨亮功列名其中。
    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忆,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更可能随时召唤出青春、理想与激情。而借助这些先辈们琐碎但真切的“追忆”,我们方才得以从容进入“五四”的规定情境。
    “一班刊物竞成三”
    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其中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说:“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就是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时间都不长,但影响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国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国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关心的是,当初鼎足而三,可几十年来,众多追忆文章,为何独缺了《国故》?《国故》同人怎么了,为何难见其自述或追忆?如此任人评说,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哲学门1915级学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称,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但没能赶上火烧赵家楼,有点遗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冯先生提及:“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此文撰写于文革结束之后,故有“文斗”、“武斗”一说。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毕业的冯友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大氛围,但未曾真正介入,故不太理解日后闹翻了天的“新旧论争”。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学转入北大哲学系的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一直追随鲁迅,成为其忘年交。曾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1946年起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因毕竟是后来者,对新旧之争的内幕了解甚少。比如称《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国学会》,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凭良心说,就是当时的《国故》杂志不爱看”(《“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8期)。作为热心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国故》很正常,但为何谈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而只字未提许德珩等编辑的《国民》?
    1917年考进北大国文门、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郑天挺(1899-1981),自称功底差,天天泡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1933年起,郑先生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一直坚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调整,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的自传是晚年在儿子的帮助下撰写的:“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多如此。”
    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顾颉刚(1892-1980),念书时,经常与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谈阔论。《新潮》创办时,顾在苏州养病,仍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顾发表《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会。要去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自然社会文化会渐渐提高起来,才能够造成有实力的舆论、有价值的公意。”此文题目下面,有“教育运动”、“学术运动”两个标语,很能体现胡适的影响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这就难怪,日后顾颉刚会说老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坚决地和《新潮》唱对台戏”,实在是不明时势(《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但从来不评价许德珩等人的《国民》。
    谈及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一般都会引述1919年3月21日《神州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争衡》。此文称,陈独秀、胡适的学生与刘师培、黄侃的学生闹对立,于是有了《新潮》与《国故》:“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也。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刘师培对此报道很反感,当即在1919年3月2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启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不管当事人如何辩解,没人理睬,就因为此“新旧对立”的论述框架,简单明快,容易记忆,也有利于传播。
    《新潮》与《国故》,代表新旧论争的两极,评价迥异,但都不会被遗忘。相反,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文化立场不新不旧、且更多介入社会改革的《国民》,容易被忽略。对此,北大英文学门1918级学生、国民杂志社骨干、日后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黄日葵/(1899-1930/)很不以为然。1923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刊》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提及五四时期学生两大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到今这种运动已经普遍化了。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在意的。”在黄日葵看来,新潮社成员日渐走向整理国故,而国民社成员不少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仰慕者,因此,后者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
    黄君这一论述策略,日后为另一位《国民》编辑、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许德珩(1890-1990)所继承。许1958年发表《回忆国民杂志社》,对《新潮》“因为有胡适帮忙”,故能与筹备较早的《国民》同一天出版,感到愤愤不平。作为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在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谈及《新青年》时,顺带提了一下《新潮》,但不忘添上一句:“《新潮》杂志的主办人后来全部倒退,走向反动。”至于扮演反派角色的“《国故》派的人物”:教员中有“最顽固的复辟分子辜鸿铭”,“学生中有张煊、伍一比、罗常培等”。此文着力推荐的,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学生救国会与《国民》杂志。这里有意识形态的缘故,但也是长期的“瑜亮心结”———《新潮》与《国民》,在五四的舞台上,到底谁是主角。
    99岁高龄的许德珩副委员会长,在1989年5月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纪念五四》,对自家观点有所修正,态度相对和缓:“这鼎足而三的社团,反映了当时的北大学生在蔡校长‘兼容并包’这一方针下的思想分野。他们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时期各自为政,互不相谋,真正是叫做‘自由发展’。”
    作为《新潮》的论敌、同样属于新文化运动有机组成部分的《国故》,本自有其思想资源及文化追求,可惜,几十年间被彻底漫画化了。  《国故月刊社记事录》的“发起始末”称,“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此举得到蔡元培校长支持,并获开办费三百元,1919年1月26日“开成立大会于刘申叔先生宅内”。“本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凡北京大学同学有赞成本刊宗旨者得为本社社员”,杂志聘刘师培、黄侃为总编辑,陈汉章等八教授为“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等为编辑,杨湜生等为总务,罗常培等为文牍。第一期除学生文章外,有刘师培、马叙伦等助阵。
生不逢时的《国故》,很快被迫扮演反派角色,在众多关于“五四”的论述中,成为嘲笑对象。如何看待《国故》的功过,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关心的是,为何《国故》同人不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时代大潮,还有很现实的考量:精神导师或去世(刘师培)或离去(黄侃),根本无法庇护自己的学生;《国故》的主要人物,日后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对于胡适支持的新潮社和李大钊支持的国民社,可以看得很清楚。
    唯一的例外,是早先不太重要的罗常培,日后在学业上取得很大成绩。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罗常培(1898-1958),早年醉心古典,记录整理刘师培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大学毕业后,转入哲学系半工半读。正是因其及早改换门庭,走出“国故”社的陷阱,日后才能进入主流学界。罗常培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1950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罗先生,正努力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思想改造,也很得政府信任,罗常培后来也不愿提及那倒霉的《国故》。从《纪念“五四”的第三十年》(《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新华书店,1949年),到《第一个五四文艺晚会的回忆并怀一多、佩弦》(1950年5月4日《光明日报》)、《从朦胧到光明》(1950年5月4日《北京新民报日刊》)、《纪念“五四”要和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1952年5月4日《光明日报》),再到《自传》(《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罗先生都小心翼翼地回避《国故》杂志。谈及“五四”时,他更愿意追忆的是西南联大时期,如何和闻一多等不顾当局高压,发起纪念“五四”的文艺晚会。
    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好不容易在1940年9月10日出版的《新光》杂志1卷6期上,找到了《国故》骨干俞士镇的《居忆旧录·一、刘申叔先生》,其中有这么一段:“戊己之交,新思潮方炽,余与同学辈请于校长蔡孑民先生,创设《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孑民先生慨然允之,月助金三百番,并拨给校舍一椽,为办公处所。遂推举先师及黄季刚先生任总编辑。----月刊之创也,志在整理旧贯,与校中《新潮》等刊物并行不悖也,外间不察,肆为鼓簧之论,报纸如《公言报》等,迳谓:‘刘黄诸氏,以陈胡等(指陈独秀胡适)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故组织一种刊物,名曰《国故》月刊。’而各书肆炫利求售,更高揭‘新思潮之敌《国故》月刊’之帜,道路流传,妄生揆度,而皆集矢放先师,先师忧愤内结,遂以不起。嗟嗟!《国故》诞生,乃反足以促先师之死,是则又岂余侪所及料耶!”这是目前我唯一见到的《国故》同人的自我辩护,值得全文抄录。不过,这位活跃于沦陷时期北京学界的俞士镇,在此后的中国政坛及学界,都不被关注。
    不是说“一班刊物竞成三”吗,日后的追忆文字,为何只提《新潮》和《国民》,而不太涉及《国故》?除了该杂志被定位为“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反派角色,更因当初国文门1916级大多数同学参加的《国故》月刊,在思想及学术上,确实没能打开一片新天地;即便“整理国故”的业绩,也都不及新潮社的傅斯年、顾颉刚等。时代大潮浩浩荡荡,自有其合理性。对于当事人来说,被抛离主流,长期不得志,即便有业绩,也不被记忆。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更应该努力理解“五四”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五四”是不是激进,当然激进,不激进无法冲破各种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禁锢与牢笼。我们要追问的是,何以以激进著称的北大,内部竟也如此“四分五裂”?历史最后选择了什么道路,不完全由当事人的意愿决定。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人生路上,不断与五四对话
    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记忆,不死的精神;毋须讳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象征资本”。观察这些“好事”的“同学少年”,如何在事隔多年之后,不时穿越历史时空,与“永远的五四”对话,可以让我们领略什么叫“历史的魅力”以及“思想的力量”。
说到这,我想推荐几篇文章,作为宏大叙事的补充。北大国文门1918级学生孙伏园/(1894—1966/),在《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期)中称:“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就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
    与此印象和口号之争相对应的,是细节与大事的互补。新潮社骨干、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杨振声(1890—1956)撰有《回忆“五四”》(《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不讲大道理,注重场景描写,很有趣。文章提及蔡元培校长带来了清新的空气,《新青年》警醒了一代青年,接下来是:“当时不独校内与校外有斗争,校内自身也有斗争;不独先生之间有斗争,学生之间也有斗争,先生与学生之间也还是有斗争。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李善的小字注,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歌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上,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古文,在另一角上是几个人在讨论着娜拉走出‘傀儡之家’以后,她的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憎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眼光。”至于说到《新潮》、《国民》、《国故》的重要编辑人都在同一班,大家除了唇舌相讥,笔锋相对外,“甚至有的怀里还揣着小刀子”,这就有点夸张了。不过,下面这个观察很有趣:“当时大多数的先生是站在旧的一面,尤其在中文系。在新文学运动前,黄侃先生教骈文,上班就骂散文;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上班就骂骈文。新文学运动时,他们彼此不骂了,上班都骂白话文。”
    都是血气方刚的大学生,除学术及文化立场外,难免还有意气之争。许德珩1950年后,不断谈论“五四”,1979年、1989年两次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不全是职责所在,其中也有个人感怀。应母校北大的邀请,许德珩还撰写了长篇自传《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就像书名显示的,许先生一生都在追求青年时代的梦想———其对于五四历史的追忆不见得十分可靠,对于五四精神的阐释容有偏差,但终其一生,与“五四”展开不懈的对话,这点让人感动。自传中涉及五四运动部分,有段话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与傅斯年合不来,他们干的事我们不干。----《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就偏用文言体裁发表文章。当然,这与我们的刊物是全国性的有关,因为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意图。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的文章就改为白话文了。”这话有自我辩解的成分,毕竟人家用白话写作在先;可其中透露出来的“意气之争”,确实属于“同学少年”。
    在《五四偶谈》和《“五四”二十五周年》中,傅斯年称平日不谈五四,因为“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对于“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更是不愿附和。明白“五四”本身的局限性———浅薄乃至偏激,但当有人刻意抹杀时,会挺身而出,捍卫“五四的精神遗产”———这或许是很多“五四”老人的共同立场。
    说到“五四”老人的自我反省,还可举出俞平伯的《“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怀念“风雨操场昔会逢”以及“赵家楼焰已腾空”,接下来是将“四五”比拟“五四”,称“波澜壮阔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吾年二十态犹孩,得遇千秋创局开。耄及更教谈往事,竹枝渔鼓尽堪咍。”诗后有自注:“当时余浮慕新学,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除了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私人追怀,更将“五四”理解为代有传人的“千秋创局”。我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永远的怀想,某种意义上,不仅当年的大学生俞平伯“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浅”,连大名鼎鼎的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用今天的眼光来挑剔五四新文化人的诸多毛病,其实并不困难;难的是“同情之了解”,以及批判中的接受与创生。
    阅读北大校史资料时,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一个中国文学门(系),直接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1916、1917、1918级),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为什么?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依我的观察,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当初的“同学少年多好事”,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昔日的口号或学说,早就被后人超越了,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永远值得你我追慕。
    最后谈谈四点感想。
    第一,当事人对于“五四”的追怀与阐释,既可爱,也可疑;由此建构起来的“历史”,不可避免地隐含着叙述者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可也正是这种不断的对话,保证了“五四”的理想性“代有传人”。诸多北大学生的追忆,构成了“五四传说”的主体;即便如此,决定论述方向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罗家伦或许德珩。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学生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同时,往往有自己的坚持。
    第二,当年立场迥异的大学生,本就呈五光十色,日后更是分道扬镳。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时代,很难说谁是主流,谁是支流,谁是逆流。后人在褒奖那些站在舞台中央并收获大量掌声的学生的同时,请对那些处于边缘地带、在聚光灯之外苦苦挣扎的青年学生,给予“了解之同情”。赞美弄潮儿,理解失败者,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整且真实的“历史场景”。
    第三,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导言”中,曾将新文化运动初期杂乱的文学活动比作“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付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引申到政界与学界,何尝不是如此,这次“尼罗河的大泛滥”,日后长期滋养着无数青年———尤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北大学生。但这有个前提,不能满足于“吃‘五四’饭”。对于“五四”,只唱赞歌,远远不够;理解傅斯年和俞平伯的立场,当事人的自我反省以及后来者的批判能力,同样必不可少。
    第四,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北大召开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说了这么一段话: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我看来,“‘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不过,坦白交代,这段话是从我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抄来的。想不出更好的结束语,只好再次引录,然后添上一句:诸位,请打起精神,竖起脊梁,认真地与“五四”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以及那一代北大学生展开深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