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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讲座”为何是“胡适”

日期: 2010-05-19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5月20日

    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在我,这念头由来已久。最初的灵感,竟来自一册小书。30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很喜欢花城出版社刚刚“内部发行”的《小说面面观》(1981)。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的这本书,是我进入“小说研究”最初的向导。那时书少,读得仔细,
    “导论”里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这个讲座‘三一学院’的教授威廉·乔治·克拉克有关,没有他,我们今天就无缘相聚于此,为小说作面面之观。----根据他的遗嘱,剑桥大学每年为他举办一个讲座,讨论‘乔叟以来某一时期或数时期的英国文学’。这就是我们今天得以聚集于此的原因。”此后,阅读各种译作,有个小小的“发现”——专家撰写视野宏阔的“小书”,往往是应某荣誉讲座而作。
    1991年初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四个月研究。没有具体任务,除了读书,就是逛各种新旧书店。带回来的港版书中,包括若干种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如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杨联陞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这个由“新亚学术基金”支持的系列讲座,每年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校,作系统性演讲,为期二周至一个月。1978年首次开讲,请的是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至今出场的21名学者,都是大名鼎鼎: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小川环树、美国的狄百瑞、中国的朱光潜等。依我浅见,好大学都该设立类似的讲座。与厚重的专业著作不同,此类讲座或占据学术前沿,近乎“思想的草稿”,或关乎社会人生,探究“根本的问题”。因采用公开演讲的方式,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往往宗旨明确、深入浅出,超越了今日大学校园里壁垒森严的学科边界。
    又过了15年,我任教的北京大学终于挤出经费,允许各院系外请教授,开设一学分的课程(八讲)。经我手完成的,就有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的“文化研究:鲁迅作为方法”、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何碧玉(IsabelleRabut)教授的“城市文学与异国想像——比较文学视野里的汉学研究”,以及波士顿大学东亚系叶凯蒂教授的“近现代娱乐文化的兴起与社会变革”。此类课程虽好,但有个缺陷,受现有学科限制,无法放开讲,且经费不太充足,常常捉襟见肘。
    很长时间里,北大办学经费拮据,只能凭教授的个人能力,东拼西凑,弄出些不太连续的“系列讲座”来。在我熟悉的人文领域里,乐黛云先生最为擅长此道,其创办比较文学讲座,几乎像变戏法一样“无中生有”。小而美的“北大学术演讲”丛书(乐黛云、张文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十几种都属此讲座,而后几种来自“汤用彤学术讲座”,也与其不无关联。由“系列讲座”而“演讲丛书”,乐先生等做得风风火火,嘉惠诸多北大学子及读书人。只是因没有固定经费,很难持之以恒。
    出任中文系主任后,很想追摹先进,以尽可能优厚的待遇,邀请国际上杰出的学者到北大来,以系列讲座的形式,传授其人文理想及学术成果。如此理念,学人大都赞赏;但实行起来,非有特殊经费支持不可。于是,利用百年系庆的机遇,我请系友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捐资,创立了此“胡适人文讲座”。
    说到这里,马上会被追问:“讲座”为何是“胡适”。先退一步想,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叫“孔子论坛”、“屈原讲座”或“莎士比亚大讲堂”,都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命名的原则是:必须与北大中文系百年风云有关联,且能凸显自家学术传统与精神风貌。对于北大中文系来说,新文化运动是我们迅速崛起的关键,其中蔡元培居功厥伟。那为何不选蔡校长?原因是,1996年9月,北大中文系设立了“孑民学术论坛”,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开设讲座;此论坛全靠中文系日常经费支持,不太宽裕,但仍在继续。至于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六年之久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本来是很合适的人选,可惜被人捷足先登了。2006年6月,香港叶谋遵先生捐资在北大设立“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基金”,涉及的领域是经济、新闻、国际关系、教育、法律等。接下来,胡适怎么样?尽管各家政治及学术立场不同,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还是有共识的。再说,胡适1930年代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北大校长,在职期间做了不少好事,还是值得纪念的。就这样,我的提案获得了通过。
    硬要说以“胡适”命名此讲座乃别有幽怀,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致持论过苛。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感于此,我为北大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十二册《胡适文集》撰文,称:“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3月10日《中华读书报》)
    2003年秋天,安徽教育出版社完成了《胡适全集》的出版工作,我力主将新闻发布会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为此,我专门给许智宏校长打报告,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1891—1962),乃近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褒贬毁誉集于一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胡适。20年间,整理出版了许多胡适的选集或文集,给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考虑到胡适著述甚多,收集不易,从1992年起,安徽教育出版社集合全国诸多学者,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包括中英文论著、创作、日记、书信、译文以及未刊稿在内的约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这套四十四卷的《胡适全集》的出版,既是对于先贤的最好纪念,也给学界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考虑到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北京大学的特殊因缘,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作,将于2003年9月18日在燕园召开‘《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为什么不拉一杆更招风、更显眼的大旗,竟以小小的“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牵头,是深怕给学校惹麻烦。不过,事后有关领导告诉我:这点小计谋根本没用,若是出了问题,北大还是脱不掉干系的。据说学校领导专门为此开会,并当机立断,不仅同意开会,还委托许校长出席。那个会上,无论是北大的许智宏校长、季羡林教授,还是职务在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等,都做了十分精彩的发言。台湾“中央研究院”诸多学者参加,深受感动,还以中国大陆学界“为胡适‘平反’”为题大做文章。可这边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我检索了一下,相关报道仅在《高校社科信息》、《中国图书商报》及《安徽日报》上出现。
    不鼓励,也不压制,这就行了。由于众多学人的长年努力,胡适早已恢复名誉,北大上下不再对其心存芥蒂。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并未遇到任何障碍。因此,当媒体询问此举有何“内幕”时,我感谢他们“拔刀相助”的好意,但拒绝“过度阐释”。我更愿意大家关注此讲座本身——什么宗旨、如何推进、能否邀请到国际一流学者、演讲者有无尽心尽力、学生们是否获益等。以我的经验,此等事,轰轰烈烈“开头”并不难,难的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上得厅堂,还要下得厨房;拿得起开山斧,还要捏得住绣花针。只有将“宏大叙事”与众多精妙的细节安排相结合,方才可能收获满堂掌声。对此,我只有外交词汇——“充满期待”。
2010年5月9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