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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院-书香 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

日期: 2010-05-31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北京日报 2010年05月30日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建立的,直到1910年3月31日才举行分科大学的开学典礼,才有了作为独立教学建制的“中国文门”,即如今的中文系前身。
    3月17日,曾于1999年至2008年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发表《北大中文系诞生100年摭谈》一文,透露“为了迎接百年系庆,我和几位同仁也正在写一本《北大中文系100年图史》。说来惭愧,北大至今没有一本完整的像样的校史,院系的历史更罕有出现。”
    好在,为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北大出版社两年前开始陆续出版一套“燕园记忆”丛书,至去年上半年已累计出版:《燕园史话》(侯仁之著)、《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乐黛云著)、《红楼钟声燕园柳》(谢冕著)、《燕园问学记》(陈来著)、《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温儒敏著)和《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著)、《两忆集》(洪子诚、么书仪著)、《鸣鹤园》(舒衡哲著)。
    “燕园记忆”中除去现已由北大哲学系调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教授,以及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和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的作品,其他都是北大中文系的现役或退休教授们(包括前任系主任温儒敏和现任系主任陈平原)的作品,虽不是为庆祝中文系诞生100周年而写,但无形中却为重温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当然,还有必要加上《论北大》(钱理群著)。
2008年接任系主任的陈平原教授虽然只是1954年出生,但早已名满天下,他对大学问题的研究早已为各方论者关注,所以这里我把目光集中于高他一辈甚至两辈的中文系学人:1931年出生的乐黛云,1932年出生的谢冕,同为1939年出生的钱理群和洪子诚,以及1946年生人的温儒敏。
    诚如温儒敏总结的,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存在着至少六次“牵涉人事、学风与课程的大的变革”——第四次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中文系(包括新闻)合一,随后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又并到北大,新的北大中文系达到鼎盛阶段;第五次是上世纪80年代学科复兴,进入比较正常的建设阶段,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框架日趋完善。
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中文系的办公室从栖居多年的红楼迁到原燕京大学旧址燕园的文史楼,“文革”爆发后又先后搬到静园二院、南门附近的学生宿舍32楼,1978年秋天才搬到静园五院并持续至今(据说,不久后又要搬到新的人文楼)。所以,“五院”几乎成了北大中文系的代称,温教授的书干脆就以书中“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的篇名为题。
    吴组缃、林庚与王瑶三位先生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三巨头”,也是1930年代或1940年代出生的这批著名学者在回顾时喜欢大书特书的。在钱理群看来,“他们之间是那样的相通——不仅私交很好,而且都同是五四精神的传人,有一种内在的心灵的契合;但他们的精神气质,为人处世的方式,以及学术的追求,以至治学方法,又是那样的不同:都是不可重复的活生生的‘这一个’。”
    乐黛云长钱理群8岁,她1952年毕业留校后担任了首任系秘书,追随王瑶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又担任其助手,作为“副导师”具体指导钱理群等“文革”后追随王瑶先生的研究生们。当有关方面“文革”后来调查王瑶所受的迫害并要他指出曾经伤害他的人的名单时,“先生一笑置之,说是全都不记得了。其实,哪里能忘记呢?先生一向以博闻强记著称,所有往事都会历历在目。”
    被囚禁于“牛棚”时,朱光潜先生做了一首打油诗,惹得王瑶等同伴发笑,被激怒的看守威逼王瑶指证朱光潜的“劣迹”,但王瑶宁愿挨打也不出卖朱光潜。多年以后,他告诉乐黛云:“我在牛棚挨打,多半是为了劳动跟不上趟,那时真心后悔儿时在农村未曾好好锻炼。惟独这一次挨打,是为了朋友。”
    在回忆王瑶先生时,洪子诚先生重在为1958年自己所在班级批判王瑶先生而忏悔。而且,这种真诚忏悔结晶成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文,写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如此不合时宜,自然是被约稿的学校宣传部门退稿。但,洪子诚的总结格外值得铭记:“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回望历史,更重要的还是忏悔与自我反省。从根本上看,声名都是相对的。
    2000年,北大中文系在勺园为与本系同庚的林庚先生庆祝九十大寿。温儒敏和他的行政搭档当时“向学校介绍说林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同学,当年林先生在文坛的名气比季先生还大,领导就很重视”,“与会者大都是文坛与学界的耆宿,合影时连袁行霈教授这样的名人(他可称得上是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了),都‘不敢’坐到第一排,可见规格之高。”
    名教授们都习惯性地回忆那些神话或传奇般的前辈学人,但温儒敏在“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一文中专门拿出一段,写20多年前中文系的教务员冯世澄老人,“在系里日子久了,也熏陶得能舞文弄墨。冯先生记性极好,上世纪50年代后毕业的历届学生他几乎全叫得上名字,是中文系的活档案。”
    冯先生的被记忆和被书写,让我不禁想起内地媒体年初争相报道的一则“旧闻”: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长达44年的“三嫂”袁苏妹,去年9月22日被港大授予“荣誉院士”。
    时光变幻,温儒敏也不得不感慨:“这些年没有政治学习一类活动了,全系大会一学期也难得一两回,老师们爱来不来,不知何故大家是越来越忙,来五院少了,彼此见面都要电话预约了。”来五院少了,这“故”当然包括消费主义对走下神坛的北大的侵蚀。
    其实,早在1980年代,王瑶先生就批评存在“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和“二道贩子”,所以钱理群感叹“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我现在在观察当下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时,常常要想起王瑶先生取的这样两个绰号。”
    2008年底,开始执掌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发起了“博雅清谈”学术沙龙,他如此表白心迹:“无意攀比魏晋名士,只是不能忘怀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这么多读书人,聚在一起做什么?可答疑,可辩难,可广而告之,也可握手寒暄。毕竟,作为同道,某个特定时刻,我们需要暂离尘嚣,真诚对话。”(作者:燕 舞 责任编辑:王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