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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园学术讲座文稿——严绍璗:我的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感悟

日期: 2013-05-31 信息来源:中文系

各位同学:
    漆永祥老师、沈阳老师给我一个很愉快也是很困难的任务,他跟我说,我们的“静园学术讲座”和“孑民学术讲座”两个讲座合在一起,在开学的时候,要我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讲座,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呢,第一很高兴,第二很困难。很高兴呢就是不管我们的年纪到什么程度,只要和同学们在一起,就会感到自己还是行走在青春的步道上。但现在把两个讲座合在一起呢,在内容上有点麻烦,“静园讲座”是针对刚刚入学的本科一年级的同学的,“孑民讲座”是针对我们的研究生的,两个讲座在接触的文化材料啊、文化感知啊,种种方面可能都有些不一样的状态。我要说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才合适呢,漆永祥老师建议我谈谈在北大的半个世纪亲历的感受吧,于是定下现在这个题目,叫做《我的五十年学术生涯的感悟》,把我自己个人在北京大学50年的足迹,向诸位做一个回忆性的陈述。前辈文化大师钱穆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名言,他说“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我要感谢漆永祥老师开启我追忆生命之真的回忆,感谢我们系的这两个联合讲座,为我的追忆提供了合适的场所,当然更感谢诸位来参加这个讲座。
    几天前,在“北京大学2010年的入学典礼”上,周其凤校长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你们要做新时代的主人”。我听到这句话就想到51年前,就是1959年我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在东操场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老先生,他已经78岁了,用带有很浓重的浙江溗泗口音的官话对我们说“兄弟代表学校当局,希望各位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从马校长到周校长,50年中北大校长大概经过了八、九代之变,但他们表述的精神和本意却是始终如一。他们这种谆谆嘱咐啊,殷切的希望啊,都在他们的祝愿之中。什么是“国家的栋梁”,什么是“新时代的主人”,我想大家都可以从自己的感受,从多层面中有各种各样丰富的解读,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我想大家应该是一致的、共同的,这就是我们北大的学生应该为社会发展,应该为时代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就是马寅初校長一直倡导的“北大主义”呀!“北大主义”就是不论在物质财富还是在精神财富的多个层面中,“北大人”不应该仅仅是“财富的消弭者”,而应该成为这个时代财富的积极的创造者!这是北京大学110多年来所经历的事实,也是各位现在进入北大的这个中国语言文学系100年所走过的道路所表现的真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省自己50年来北大的感悟,那么我最根本的感觉,就是集中在一点,这一点就是说:“北大是神圣的”!
    “北大是神圣的”这句话我在去年的研究生入学典礼上也是这样说的,这是五十年来我最深沉的体验。我们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风雨,遭受什么样的冲击,面临什么样的诅咒。譬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我很爱北京,但我恨北大,因为北大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我对他们这种情绪,这样的愤怒始终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我觉得我们在北大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我们的生活乃至一呼一吸都在北大土地上的人,你怎么会没有能感悟到在这块土地上它内蕴着极为丰厚的精神力量呢?真是很奇怪!我觉得他们的“呼吸系统”出了问题。
    我自己生活在北大50年,北大给了我们做人的基本的力量,北大有这样那样的不是,但从根本上考量和体验,“北大”实在是很阳光的!50年来我只要走进北大的校门,无论是东门、南门、西门,北大没有北门啊。我无论走进哪一个校门,我觉得我都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有一种敬畏的情感。因为我觉得我行走在北大的土地上,就是我行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精神家园的丰厚的土地上。因为在这里,有我的无数的先辈,也有我的同辈,也有我年轻的朋友们,共同创造着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我真的感知50年来在我们北大的这个大圈子里边,我们许许多多的先辈,还有我的同辈乃至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他们不露声色,毫不张扬,默默无闻地在这里创造,在这里思考。应该说他们是中国和世界上很杰出的栋梁。
    我先说两个小故事,可能其中有大道理。
    我的家住在蓝旗营小区,在出门走向北大东门的人行道上,你只要留心,那里行走着的有许多是在中国和世界很杰出的优秀的人。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脚穿世界顶级皮鞋,肩跨世界顶级背包的。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去,在蓝旗营的后门口,看见一个老人蹲在一个修自行车的车铺前,正在用小锤子敲击自行车的气门芯。我眼睛一瞥,发现他就是我们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先生。我说,“陈老,您怎么在这里弄自行车呢。”他跟我说,“气门芯歪了,怎么也打不进气去。”我说,我帮您弄吧,他说好啦好啦,这就好啦。陈佳洱先生,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主席!按照眼下时髦的“级别论”来说,他跟中央各部部长、各地被仰望如泰山般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们都是同等级的,可他就在我们蓝旗营修自行车的铺子边蹲在地下,捡了个锤子敲打气门芯。我当时就想起鲁迅先生撰写的一个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他从中感知了“中国人的脊梁”!陈校长这件小事情我想当代的很多中国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我们北大呢,我看见过很多老先生,他们就是这样的平常,他们架设起了北京大学的乃至中国的脊梁。
    再有一件小事,2002年6月29日,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扩建为“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我接到他们成立的邀请,学院的先生们很客气地要我坐在前三排“贵宾席”上,我深知自己退坐第四排。这时恰好文科主管副校长吴志攀先生入内,但见他与主人们寒暄过后,望着还很空荡的“贵宾席”问道:“这些贵宾席是干什么用的?”他们的副院长说:“我们请了一些人,安排在这里。”吴校长问:“学院的老师们呢?”副院长用手指指会场的最后面,我回头看去,诸位老师坐在最后几排中。吴校长边向他们招呼,边对学院的负责人说:“这不行!学院的主体是教师,今天学院成立,主人怎么可以坐在最后!你们到前面来,坐在这儿!”他指着前三排“贵宾席”说:“把这撤了,让老师们坐到前面来!”他不停地招呼说:“全过来,全过来!办学院,主人不出面,这学院怎么办!”
    吴校长的这一举动使我为之一怔,而对他当场破坏会议设计者们的“老套构思”而“越俎代庖”高喊把作为“主体”的“教师”招呼上来重新编制会场座次结构,更令我十分吃惊。我参加过无数次相关的会议,从未见过有参加会议的“主要首长”竟然会在当场招呼一般“众生”坐上“贵宾席”的,而此时北京大学的主管校长表现出的对构成北京大学基本主体的教师的一种实在的“敬重”,我刹那间感到我们一贯高谈的“北京大学人文精神”不正是在这里得到证实,得到切实的彰显吗!从前读《尚书》的时候,对这部诘屈敖牙的中华最古文献虽然不甚明了,但对“夏商周”三“书”中逐步形成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却还是能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觉得这是中华精神文明系列中最本质的精神形态。一个握有权力的人,若对于他实施权力的对象没有“敬畏”和“敬重”的德行,他无论官位大小,必定是个暴戾之人;无论他一时的业绩有多少,身后必然轰然坍塌。我多少次想过,不说全中国,只说中国的教育系统中,一切事业中最缺少的精神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敬畏”精神。对于一个有权力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造就自己人格的基本修养。我在北京大学主管副校长吴志攀身上,就体味到了这样一种民族人本主义的精神面貌,怎不为之振奋和感动!
    50年来我作为中文系的一个学生,作为中文系的一名教师,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慢慢地长大,慢慢地思考自己喜欢思考的一些事情。就我的感悟来说呢,我自己50年里的感悟啊,北大给我的精神,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给你们做一个回忆性的陈述。一个层面是我的纯粹的精神形态,是属于世界观和人生观层面的。一个形态是属于我的学术观念、学术道路这个层面的。
    我多次仔细想过,在我的精神形态方面,在我对人生的看法,社会的看法,世界的看法,在这样一些根本的层面上,北大和中文系给了我什么样的启蒙?给了什么样的教养呢?细细想来,大概可以归纳有三个侧面的感悟。
    第一个感悟就是,北大和中文系使我逐步地建立起了从事人文学术研究要有着眼于国家民族“大文化”发展的情感。听起来是一句大话,其实它是贯彻在我们自己的每一步的学术思考之中的。我们的先辈和同辈常常以他们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感悟来教育我。对于我们来说,学术从兴趣出发,兴趣的关注点是应该和我们民族的“大文化”发展联结在一起的。因为我们生存的价值和学术的兴趣本来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但它必定是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也就是它必定会有“大文化语境区”内的价值内容的,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兴奋点,我们自己的学术关注点,北大告诉我们,不应该是玩世不恭的,不应该是纯粹娱乐的,不应该是钱财物质至上的。1959年冬天我当时大学一年级上学期结束的时候,系办公室发现我在修读的“英文课”本来应该编班“公共外语”一年级上学期的,却错编在“公外”三年级上学期了。这样原本两年半的英文,我半年修完了。当时我们的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他后来出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他跟我说,严绍璗,你现在还有四年多的时间(我们当时是五年制),你英文及格了(72分),再去学一门日文吧,日本人接受了中国大量的文化,他们搞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来是一定要有人把它们弄清楚的,你去学日文吧!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魏先生他心里关注的,就是中国文化在外传以后,具体地说例如在传到日本以后,在与日本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中,这些东西从历史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要把它们弄清楚。我就遵循魏先生的教导,开始读日文了。
    十年后,就是1971年夏天我从江西五七干校回来,学校里空荡荡的没有人烟,我在未名湖边上坐着,看见我们当时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走过来,烈日之下,他看到了我,先问了一些五七干校的情况,他忽然问我说,你那个外文丢了没有。我很突然,因为这时候杨晦先生还没有“被解放”。你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被解放”。文革中间很多的名牌教授学者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都带了这样一顶政治帽子,杨晦先生又是党内人士,所以他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是杨晦先生似乎毫不在意自己是“什么什么分子”,话题一转忽然问我说,你那些外文丢了没有,我说,您说的是哪个外文啊。他说你那个日文怎么样了。我说日文还马马虎虎吧。这次去了江西一年半,我带了《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文选》,都是日文版的。他说你这很好,他又问道,这那个英文怎么样了。,有时间的话再学点德文什么的,外文这个东西,别看现在没有用,将来是一定会有用的!杨先生啊,他当时自己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啊,可是他毫不在意,他心中关心的是像我这样一个青年教师的将来,更关心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未来啊!我们是中文系“师生的对话”,可是先生关注的却一个年青人一定要把握好“中国文化”与世界连接的“工具”,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他始终认为现在的这种状态一定会过去的,中国文化的未来一定会发展的,而且中国文化的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和世界有关系的。我意识到他瘦小的身躯中间燃烧着的是对于民族文化未来的希望。我在北大受到的就是这样一些老前辈的教育,他们的精神意识慢慢地就深深扎根在我的思想观念中。他们经历过非常复杂的社会生活和非常复杂的时代,寻求表述真理的精神始终萦绕在心!我们作为一个北京大学的后辈人,时时刻刻应该把自己的学术和追求真理的勇气联结在一起。魏建功先生的嘱咐,杨晦先生真诚的教诲,都是着眼于我们民族“大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我常常激励自己要把这些作为自己学术的关注点,作为自己学术的兴奋点。
    第二个感悟是,北大使我逐步地树立起了人文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一字不知、终身之耻”的理性情感。一般人以为人文学术是很情感化的东西,就像现在的“大话历史”一样,可以想怎么说就这么说,我昨天刚对朋友说,前几天在一个大牌论坛上一位“大牌名嘴”说“当年孙子总结出‘三十六计’,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军事智慧”,我就起身离席了。如果我的先生们还在世的话,听到这样胡言乱语可能真的会被“气死”了的。作为北大的教师或学生,应该明白“高度的理性认知”才是自己学问的“呼吸器”,关乎学术的“生死”。理性也是一种情感,说起来有点抽象,但其实它在具体的运行中是一个非常明白易懂的东西。那就是在学习研究的层面上,我们自己要“读真经、见真人、说真话”。在你的领域里,你一事不知,永远是耻。我们拒绝“平庸”,警惕“趋利”、不能容忍“唯利”。老先生们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一字不识,终身之耻”,他们对于自己的学生假如“一字不识,蒙混胡弄”一定是耿耿于怀,不能容忍的。
    在我身上发生过两件事,永远记住,终身不会忘的。
    1974年冬天经国务院和周总理批文,北京大学组成“社会科学访日团”前往日本14个大学访问。我作为成员之一,回来后系里和专业要我讲讲访问日本的感觉。我讲到中国的禅宗传到了日本,其中有一个宗派叫黄檗(bo)宗,日本京都府宇治市中的万福寺则是它的大本山,当年万福寺刻板的《大藏经》的“模本”板子现在还都保存在这所寺庙中。当是我在讲黄檗宗的时候,因为自己不认识这个“檗”字,只是看到这个“檗”字的字形就是“劈开”的“劈”下边的“刀”变成了一个“木”字,于是就“望形生音”把它念成“pi”了。 第二天,阴法鲁教授看到我,阴先生是中国杰出的音乐史家,敦煌音乐史研究的权威,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首届研究生出身。阴先生跟我说“你昨天有一个字啊,念错了。你说‘黄檗(pi)宗’是不对的,应该叫‘黄檗(bo)宗’。你一定看到这个字的‘形’,便发了这个音。我们有一种树,就叫做黄檗树(huangboshu)”。然后他跟我说,念错一个字呢,看起来不很重要,但是,你是古文献专业的教师,是不应该念错这个字的。中国字当然很多很多了,但只要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握它的发声,不要‘望形生音’,不要‘望文生义’,慢慢积累,丰富自己。”我心里是难过和感动二者兼有。阴先生作为我的老师,他认为一个年轻的教师,念错这样一个字是不能容忍的。我想这是北大学术的求实精神。我在一篇回忆的文章中写了这个小故事。有一位读者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我这个故事,发表在《上海文学报》上。他批评了一位很有名的上海文化人先生说过的一句名言,即“中国字这么多,念错几个不要老是小题大做。”这篇批评文章中就引用了严绍璗当年因为一个字念错怎样受阴法鲁先生批评的故事,说“两位同样是上海人,但‘严先生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使这两个上海人的精神形态就很不一样了’”。这个阴法鲁先生教我念字的故事,使我再次体悟“什么叫做北大?正是‘一字不识、终身之耻’,这就叫做北大!”我当时念错了一个字,先生是不能容忍的。但是,阴先生他非常地有人情,他不在会上当场就指出我这个字念错了,他十分顾及我的面子,所以他到第二天才私下里跟我说你念错了,我真是很感动的。这样的要求是北大的老先生们对他们的学术下辈的普遍的要求。
    1988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这本书呢,实事求是地说评价不错,称赞它是系统地研讨中日文学之间关系的“开山之作”,日本学者在评论中还赞扬了此书在“双边文学研究”中对“理论观念”的建树。书的销量也不错,出版的当年的下半年香港中华书局就把版权买去翻印了,所以,有老先生非常好心地鼓励我说,“你呀,应该去争取破格申报教授了!” 北大的教师职称评定以“五年”为“间隔期”。我1985年升任副教授,标准是在2000年开始有申报“教授”的权利,我当时自己有点膨胀,在得意中就申报了“破格提升教授”。外审的5位教授中4位完全同意,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的评价说“绍璗这本书,确实非常好”,他在表述了许多积极的评价后说“我在书里检出绍璗对文言“其”字的用法把握不当。譬如说,他引用某书的时候,就写道‘其曰’什么,应该是‘其文曰’什么,我以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掌握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是不合适的。”周先生在全书五十万字中检出9处“其曰”。周先生不能容忍在我们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队伍里,有一个在古代汉语中连最基本的“其”词词义都弄不明白的人混迹其中。我在震惊后思考,我觉得我应该服气,周先生从“一字”抓起,击中命脉。我确实对古代汉语掌握不到位。看来只是弄错了一个字,但实际上这样地使用“其”字,正是自己知识漂浮的“死穴”,只知道这个字属于代词,却不明白这个作为代词的“其”,它的后面是不能直接连接动词的。老先生“火眼金睛”,一眼盯住了“命脉”。周先生一定认为一个已经是“副教授”的教师,从使用这个代词的错误中可以看出他对学问还缺乏严肃的态度,周先生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对学问的玩世不恭,给我很大的震撼。周先生的这种要求,对于我一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现在做相关论著的时候,自己就非常谨慎的了。我想周先生给了我这样的理性精神,真正地知道什么是学问。北大的学术精神不能容忍浅薄、平庸和玩世,不能容忍想当然,惟有这样,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文学术的研究者。
    第三个感悟是,我觉得北大也养成了我在人文学术的层面上一种面向世界的情感和面向世界的眼光和可能发展的预见性。就是说在自己的研究中,你应该想到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联结和在世界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呢,很多的老先生是这样的。我刚才说的魏建功先生,他之所以让我去学日文,他就是为了要弄清楚日本是怎么样来处理中国文化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学术的世界眼光。魏建功先生在进入北大“国学门”(中文系)之前,就在“北大预科”先是学习俄文,继后又学习英文。他在1936年出版的《古音系研究》这部奠基著作时中,梳理了欧洲学者从法国中国学家沙畹(Chavannes)开始经由伯希和、马百乐、高本汉等等学者所从事的“汉字古音”研究,一直连接到中国学者李方桂、罗常培诸位,这是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汉字音韵研究的系统,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大视野”以及与欧洲研究连接的通道;杨晦先生更是一位熟悉德文、俄文、英文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权威,当年在批判他“修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候,他当场展示马克思著作的同一文本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四种文本,他认定自己阅读和阐述的是马克思的德文本的论说,就是“原文本”论述,他认为俄文本、中文本对马克思论说的“不诚实”。他的学术信念和学术力量就是建立他这样丰厚的学术知识量的基础上的。
    在养成学术的世界性眼光并展示学术发展的预见性这样的观念中,还有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情。1982年秋天的时候,历史系办公室告诉我说“邓广铭先生要见你一次。”邓先生曾经在20年前教过我中国史课程中的宋史,此外我跟邓先生之间的联络并不很多。我想邓先生这样的学术权威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情呢。我也想不出来,就到了朗润园邓先生的家里。邓先生看见我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看了你最近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必须要坚持做下去,坚持十年!坚持十年,一定能创造出好的成果来的。到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把我们的研究和国际学术界连接起来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已经走在前头了!”
    邓先生对学术的专注和对培养北大年轻教师的热诚使我很感动。邓先生说的“我看了你最近做的一些东西”,我到底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我“当时”做的就是根据20多年前魏建功先生说的,开始在“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有点起步的作业。比如,我使用了当时我们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中的英日文的一些刊物,抄译一些外国研究中国文化的资料,在中文系领导的支持下,从1977年7月起以自己当时所在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为基地,编辑发刊了不定期的《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大约两个月一期,铅印的封面,油印的内容,15页左右A4纸的份量。现在看来是一个“非法出版物”,当时状态不错。国务院的专业简报和刚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出版物常常转载我们这个油印小报上的资料。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编写的《日本的中国学家》,大概有60来万字,这是一部正式的工具书。这些都是学术情报层面上的功夫,同时我在收集把握学术情报的基础上也初步做了点课题研究,像1980年在《中国哲学》上刊发的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等几篇论文。邓先生当时跟我说的“你最近的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我想,大概邓先生在读了这些我的作业后,他感知这些做法对于中国人文学界理解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可能是有用处的。他生怕我做一做就兴趣没有了,就不做了,所以他要找到我,要亲口告诉我,你要坚持下去,坚持十年,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方才我说了,当时邓先生和我还并不熟悉,但是他以自身的人文学术的精神,感悟到中文系这个教师做的这些作业,对中国人文学界扩大自己的学术眼光,对中国人文学界把自己的研究与世界连接,可能会有很好的价值和作用的,所以他特地要嘱咐我。今天,当“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在我国人文学界已经变成一个大学科了,我们不得不钦佩邓先生这样睿智的学术眼光!邓先生跟我说坚持十年,他计算得也竟然是这样的准确。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这个学科慢慢地就成长起来了,我自己也慢慢地走入了“日本中国学”和“日本文化”的研究中,最终进入了以跨文化多元视野观察人文学术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领域。
    上面我讲的这三个感悟,就是我自己逐步意识到的在精神形态层面中在北京大学接受多元的引导而获得的终身受用的主要成果,构成我北大50年来观念生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地养成了自己的在特定领域里的人文学术的研究意志和研究观念,形成了一种具有自我个性的、属于人文学者的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吧。
    第二个层面我想向各位讲述的呢,就是我50年来在上述“研究意志和研究观念”导引下自己的学术通道,以及从这样的学术通道中所获得的学术心得,希望对你们开始迈入学术之门或许可以有些借鉴。
    方才我发给大家的材料中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今年8月6日钱婉约博士在《人民日报/足音专栏》版上撰写的文章,叫《严绍璗:圆融与超越》, 另一篇是前几天(9月5日)记者柳霞在《光明日报/新闻人物》版上做的一个报道,题目叫《严绍璗:为学术开门挖洞》。这是作者和学界同仁对我表示的好意,我把这两篇文章发给诸位,是因为我觉得两篇文章的标题很耐人寻味,它们很精炼地概述了我一生的学术道路,而且还含有对人文学术发展的某种思考。“圆融超越”和“为学术开门挖洞”,内含的意思就是严绍璗的学术没有一个“固态的定位”,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学科界限内,给严绍璗做一个学术的“学科”定位,对他的学业到底应该属于什么学科做个界定,似乎是有些难度的,因为他在几个学科内,例如在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在国际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在日本文化和文学研究以及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这样四个学科中,都有他活动的学术踪迹和学术身份。比如,刚才漆永祥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所长,这是我现在学术立足的基点,但我同时还是我们北大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这就属于“外国文化研究”领域了,和它相关的是我还担任“国家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研究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主任”大概有8年了,所以许多朋友都又把我作为“东亚研究”特别是“日本研究”的学者,粗看起来与中文系的学科好像有点距离了。我现在落根在比较文学研究所,当然就做“比较文学”的业务啦,但我现在还担任着“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这显然是属于“古典文献”学科的,几年前2007年的年初,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在25年多的时间里在日本断断续续进行调查和研究它们至今收藏的自上古以来流布在日本列岛的明代以前(包括明代)的汉籍1万另8百余种,记述了它们在文化史意义上的来龙去脉,编成3卷,有380余万字,启功先生题签书名叫《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书出之后,评价不一,当年3月18日北大负责人告诉我,说国务院领导看到这部书,很高兴,要谢谢严教授,也谢谢北大。5月下旬中央电视台来函,希望采访并制作“东方时空/东方之子”,但同时也有批评我的先生,说这部书完全是外行做的,严先生是“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家”,他做自己的本行一定会比这本书要好得多,显然表示我在学科界限上已经“严重越轨”,标题用的就是“中华书局竟然也出这样的书”,言下之意是一个“外行”做的,“糟透了”的。但前辈乐黛云先生又评价说“它根本不是一部目录学著作,这是一部集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综合而成的跨文化著作”。特别有意思的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直属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2008年3月28日还特地在日本京都举行了“严绍璗先生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出版纪念”的祝贺会,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川本皓嗣、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户川芳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12位名誉教授出席了会议,他们的年纪都在70岁以上了,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这是日本的国家级人文研究机构第一次为中国人的一部著作举行的“出版祝贺”,认为这部《书录》的编撰成功,“为推进日本文化研究增加了助动力”。围绕我这部书发生了的这样热闹的多元化的表述,其实推究他们不同评价的核心还是在于如何为这部书进行“学术定位”。现在通行的学科分类是以独立的“单一学科”的概念来规范学业的,严绍璗的学术观念和他的具体的学术作业就像他的这部书一样,实在无法让它在眼下的“单一学科”范畴内就范。总之关于我的学术身份、学术道路和学术作业,只有在我说清楚自己究竟如何穿通在这些学科领域之中以及自己在这些领域中究竟做了哪些实际的学业,大概才能让人明白,自己的学术身份才能够得到真实的求证。
    我的学业的第一个学科当然是“中国文化和古典文献”,这个学科是我的全部学术的基础。1959年秋天我进入了我们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读书,这可以看成是我接受“学术”的最基础性的教养的开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典文化和中文系就是我的学术的生存之地、生长之地和立根之地。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北大本科时期接受过非常良好的中国文化教养,这是北大给我们的恩惠。五年中我们接受了42门课程的训导 ,其中如“学术史课程”8门,相配套的“史料学课程”2门,它们分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由游国恩、林庚、冯钟云、吴组湘诸位先生讲授;“中国古代通史”由张政琅、田余庆、邓广铭、袁良义诸位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由张岱年先生讲授;《中国经学史》由顾ji刚先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化史》由郭沫若、吴晗、侯仁之、启功、史树青、席泽忠等先生两年中轮流讲授;《敦煌文献研究50年史》由王重民、向达、阴法鲁诸位先生讲授;相配套的《中国文学史史料学》由彭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由冯友兰先生讲授。汉语语言学3门课程,《现代汉语》由林涛、朱德熙两位先生讲授;《古代汉语》由王力、吉常鸿、赵克勤三先生教授;《文字音韵训诂学》由魏建功先生讲授。设计了6门中国经典文献专书研读课程,分别是《论语研究》、《孟子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淮南子研究》、《文选研究》,还有专业技能培训课程《目录版本校勘学》,由王重民先生讲授等等。现在回头来看,应该说北京大学和中文系为我们费了心了,它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阵容。或许我们当年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上一次讲座上听乐黛云教授说,她在北大念了四年,几乎没有上过课。乐先生上学的时代是上世纪40年代末年到50年代初年,中国社会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激烈的动荡使校园不可能有朗朗书声。我是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的,1964年大学毕业,这是另外一个“时间段”,这五年刚刚是在大跃进造成了我们国民严重的创伤以后,社会开始停息下来,大家需要“休养生息”,各行各业正在回归“本位”。我们大学生当然也有劳动,也有政治运动,比如批判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呀、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呀,但基本上用的是课余的时间,我们也有体力劳动锻炼,但不是像师兄师姐们半学期或整学期地去农村工厂,我们是零星地出去比如两个星期呀,最多一个月就回来。我们在北大也许正是恰逢其时,五年里我们接受了中国20世纪学术界许多非常杰出的学者的教养培训。那个时候,不论是在清晨的朝阳中还是在夕阳的余辉中,未名湖畔、32楼四周的空地上,都有朗朗的书声。比我高两个年级的洪子诚先生当年在《前线》杂志上刊出一篇特别优美的散文叫《未名湖畔朗朗的读书声》,这篇文章描述的就是当年北大学生清晨的情景。“在东方阳光熹微时,未名湖畔坐满了文科的学生,以中文系和古文献的学生居多,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仿佛迎着阳光背诵古文就是在建设祖国的未来。”这篇文章写得很美,描述的就是北大的学生那样一种为把自造就成国家文化建设有用之才而致力于知识书海的充满诗意、充满专注、充满跃进的生动场景。我每次重读,就好似回到了那青春的时光,一切都重现在眼前。子诚先生这篇散文发表在当时北京市委的《前线》杂志上。在现在漫画式的历史表述中,无法想象在那样的“专事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怎么可能刊登这样的“读书报国”的文章呢?子诚这篇《未名湖畔朗朗的读书声》的发表,表征我说的“文革”前的北京大学也有过一个“读书的时代”,它真的是存在的!
我当年大学本科毕业做的毕业论文是属于中国古文献的一个基础性的大作业,就是我们三个同学共同为清代人黄本骥编纂的《历代职官表》再编制一个《索引》。各位不要认为编制“索引”就很简单,其实它需要有从西周到清代的政治史知识,制度史知识,需要中国文化史的多方面教养,还要有多种工具书的检索知识。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和美国教会在中国的燕京大学联合为编纂中国古代文献的索引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引得编纂处”,地址就在今天的未名湖北岸。这个基础性的业务在行外的人看起来觉得很没趣味儿,其实是很有学术容量和快乐的趣味,它的基本训练为我后来在国外追寻中华文献在一个层面中做了很扎实的奠基。我们的《索引》总共编得了15万字左右。1964年5月做成,中华书局就接手出版,于1965年年初出版发行了,15年后当中国一个新的“文化高潮”到来之时,这本作为我们“毕业实习”的《索引》于1980年竟然被重印了,1984年又被第三次印刷了。想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吧!“文革”期间,我们专业的几位老师有的时候也还是“革命和专业”两不误的,我和孙钦善老师、陈铁民老师抓紧空余时间,又一起编著了一部《关汉卿戏剧集》,1977年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自己在“接受再教育”的业余时间,与编纂《关汉卿戏剧集》差不多同时,自己还撰写了一本《李自成起义》的小书,197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又重印了。我对中国文化真的很有热情,在“文革”中当社会狂潮对“文化”进行革命的严厉的时代,我们仍然依凭自己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依据自己的判断,把中国文化中的有价值的成分,尽自己的能力做成作业,把它交给我们的国民。这些事情都是出于“喜欢”,现在理性地想想,这就是北大给我们的教育呀,这就是“北大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发酵的表现吧!
    当代的中青年文化人大多数对于中国当代史只有“漫画式的图谱”,没有“特定时空”的概念和“文化场”的概念,所以对于我的表述常常不可解读,他们质疑我和我的师友们的上述经历“怎么可能呢?”其实,在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北大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自我生存的空间和时间的。我们不是革命的动力,也不是革命确定的必须打倒的具体对象,只要你不存心借用“革命”来捞取自己的私利,一般在革命的空隙中,还是有可能做些自己的作业的。与上面这些半隐蔽半公开的编书写书的同时,我自己还抄写记录了一些当时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洲传教士对中华经典文本翻译的资料和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文化研究的资料。为什么会关注这一领域的材料呢?这就要回到方才我讲过的,老先生们一直教导我们要有“文化大视野”的观念,就是我一直想弄清楚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积累丰厚,它们在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作用?对推进世界文明有什么作用?抄录一些材料,就是回答这样的“自我质疑”。
    后来回过头来看看,这种“自我质疑”事实上正在把自己引向未来的一个新的学科领域的起点,开始从中国文化典籍的学习和研究中无意间发展到了关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这在世界上是有一个学科定名,叫做sinology。现在有人称它为“国际汉学”,有人称它为“国际中国学”,可以统称“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当时我们国内对这一层面的学术淡漠得很。1964年8月我在北大当助教后,副校长兼任古典文献专业主任的魏建功先生安排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前面说的,参与开封16年前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封存的原“燕京-哈佛学社”编纂与整理的中国文献资料,虽然这件事情后来就停止了,但是它对于我心中的这样的“学术质疑”有一个小小的启蒙。我在“文革”中插空抄录的这些材料也就是这一个作业的一种“自在行为”的继续吧。
    1971年以后北大进入了所谓“斗批改的时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个由毛泽东主席直接自己抓的“大学革命样本”,在他的警卫部队的管制下,从文革初期的那种混乱局面开始进入到他们所谓“新秩序”的框架之中,开始招收新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来自各个层面,对工农兵学员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是一个需要历史考量的问题,和他们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工农兵学员的入校,上课的复原,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的建立,教师们一边教学,一边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学生们一边读书,一边创建社会主义新大学,北京大学就成为中国文化革命在教育领域“成功”的一个典型。在创造这样的一个模式中,北京大学开始在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对外国开放,就是说不断地有世界各国的各个层面的人士来参观访问。1971年夏我从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一个月左右,校系领导叫我也参加这个工作。当年8月24日,我与北大的周培原教授、周一良教授一起,接待了来访的“日本第十届青年访华团”。此后的6年多的时间中,我参加接待过大约两百多批外国人的参观访问,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动力车工人”、“部落民代表”,其中以多元的知识界人士为最多。接待来访的外国人这件事情,在别人看来好像“很有点意思”。其实在那个时代,从本质意义上说因为“外事无小事”,多少是一个有些危险的工作。我们对话的“口径”都是依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的主流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都是“主流话语工具”。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说,因为接待的外国知识界人士比较多,他们表达的思想方式,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再认识,对我的精神思考事实有很大的启示。当后来我进入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这样一个领域,我开始明白,我当年接待的这么多的外国访问者提出的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看法和质疑,事实上就是“国际中国学”的直接的资源之一。为了对付这些外国人的访问,有关方面也特地允许我们在图书馆内阅读一些当时“不开放”的相关的书籍文献。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20世纪初期“日本中国学”中“国家主义学派”的经典学者井上哲次郎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阳明学》和《日本的古学》三大名著,还有像石田干之助的《欧洲的中国研究》等等的名著,接触到了这些知识,在关于国际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些层面,就慢慢地形成了一些新的视野。
    生活真是充满了辩证法,有人在评价我的学业的时候就说,严绍璗的这个经历其实是为他后来走向新的学术层面,提供了多元文化的视角。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外事接待成员”后来都变成了“国际中国学”的研究者了,这也是由每个人的自我的“文化语境”决定的。我前面说过,1974年,日本国立京都大学邀请中国人文学者赴日本访问,北京大学接受国务院的委派,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组成“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于11月到12月出访日本。在文革中间,这是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学术团队出国,很受人瞩目。我们在日本访问了14所大学,14位大学校长会见陪同,合计大约有200余位“中国学家”出场。我是第一次与这么多的“中国学家”互相研讨,亲眼目睹了若干日本收藏的“中华文献典籍”,慢慢地转化成了一种学术意识,一种学术观念。2007年新华社在报道我前面提到的中华书局出版我做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时,特别提到,这一使日本学者感到惭愧而使中国学者感到高兴的业绩,盖起源于1974年严先生访问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在东洋学文献学中心目睹了当年被八国联军抢夺中的日本兵抢夺得到的《永乐大典》的两卷残本。报道虽然有点极端,但中心意思是不错的。我对“域外汉籍”的追踪、调查和研究的内在观念的形成,启蒙于魏建功先生的教导,而定型于这样的一系列的经历。
    文革结束以后,国家推进“新文化发展的时代”来到了,我就积极地把自己的理念和手中已经积累的这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学术。前面已经说到,1977年7月起在中文系积极的支持下我编辑发刊了不定期的《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上面刊载的诸如《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一些见解》、《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情况》、《日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其争论点(1966-1976年)》、《日本对〈诗经〉的研究情况》、《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等等的学术情报对我国学术界的相应的层面有些刺激,被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简报》不断刊发,其中像《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一文被建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外国研究中国》(1979年刊)全文转载,又《日本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及其争论点(1966-1976年)》一文大约有将近9万字,《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简报》在1981年3月专门以《特刊》形式全文单独发行。我不断地接到许多的询问,都是关于希望提供国外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和机构的情况,其中最多的询问来自学术界,但也还有意想不到的比如海关呀、出入境管理部门呀等等。本来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些微薄的学术信息的编译和发表,是开始实现自己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一直希望得到解答的,由于这么多的询问,意识到原来社会也需要如此多的关于中国文化与国际文化连接的信息,所以很有兴趣地努力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1980年刚刚建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辑的《日本的中国学家》,这部书著录了当时健在的日本中国学家1105人,有64万余字,报告了他们每一位的学术方向和基本的学术业绩,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国际中国学”领域中的工具书,1982年被重印。在这样的学术基础性材料的收集和积累的基础上,同时开始了对“国际中文化研究”做一些学理性的研讨,形成对这一研究状态的理性把握,获得了一些属于自我学术的基本观念,例如1981年在严家炎先生的主张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分两辑刊发了我做的《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收集、翻译、整理和评论了自1920年8月日本青木正儿作为世界上第一位评论鲁迅的学者称鲁迅是“一位属于未来的作家”开始,到1970年代日本杰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家丸山升评价鲁迅的精神本质在于“比起未来的远大希望和深远壮大的真理,他明显地倾向于重视现在的一步 —— 即平凡的一步”总凡大约30余位日本中国学家的“鲁迅观”,这是为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一次以体系型的整理分析排列提供了日本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又在中华书局的支持下,从1981年起刊发了例如《吉川幸次郎与“吉川中国学”》 、《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等材料与评论兼具的文稿,向国内学术同行导入“日本中国学”创始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一直到 1986年北大《亚非问题研究》刊发我的论文 《日本战后中国学发展的阶段及特征》、1990年《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我的《欧洲中国学的形成与早期理性主义学派》和1962我撰著的《日本中国学史》一书的出版作为标志,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为基地,我们推进了一门新学科的建设,其中很有意思的是,《北京晚报》1984年12月31日刊发的他们的记者薛涌先生对我的采访,标题称为《关于汉学的问答》一文竟然从1986年到1992年还被编入了高中一年级“语文”课本中,当时自己竟然不知道。我在上海读高一的外甥对我说,“舅舅,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你的文章,大家都不认识你这个名字,只有我会读”,我这才在震惊中“被告知”了的,大概这样的学术状态,自己就慢慢地从纯粹的“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层面走向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层面。80年代中期我们古典文献专业经学校批文成立了“古文献研究所”,在研究所内设立了“国际汉学研究室”。这个“国际汉学研究室”在我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是中国大学中设立的第一个关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研究室”,1986年获“学位办”批准,又在全国第一次招收“国际汉学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生。现在的王青老师和刘萍老师就是全国第一届“国际汉学研究专业”的硕士出身。1990年我转入了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1995年又经学位办批准,在比较文学博士点中设立了“国际中国学专业方向”,并建立相应的“博士后”。钱婉约老师和刘萍老师是我国最早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专业”的博士出身。王青老师又是全国第一位具有“博士后流动站”出站资格的研究家。我自己从30年前的学术疑问开始,在前辈的教导指引和北大、中文系的推进和支持中,在北大中文系开始建设而形成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链,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喜悦。去年(2009年)由14个国家的中国文化研究家集合而建立了“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推举我担任主席团的执行主席,我相信这是我们北大,也是中文系的学术获得的一种国际性的认定。我可以告诉诸位,站在北大的校园内,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在30年来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的行程中,作为具有“前沿性”的标志性学术,它的“学科链”的建设和成型,都是在北大实现和完成的。
    但是,我自己在“国际汉学”和“国际中国学”的研究中,在新感知中又产生了新的疑惑,问题愈来愈多。集中的问题是,我早期是把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看成是“中国文化向世界的自然延伸”,因此一直把“国际汉学”、“国际中国学”作为“中国学问”的一个层面,但是,当研究向前推进的时候,困惑便不断地出现。
我对自己的学术认知有了新的怀疑,可以举两个经典的例子:
    一个例子是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时代,欧洲特别是西欧正经历着由启蒙运动引导的社会向近代化的巨大转型,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主要是由传教士们介绍到欧洲的“中国文化”从笛卡儿学派(例如包括笛卡尔和比埃尔培尔等)开始,一大批欧洲启蒙主义思想家比如莱布尼茨、沃尔夫、法兰西斯 奎奈、到伏尔泰、狄德罗与法国“百科全书派”达于高潮,他们从中国文化中看到了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历史悠久、文化丰厚,成为东方的也是世界的文明大国。他们对接收到的这样的“中国文化信息”充满热情,逐渐地吸收而构成他们“批判封建神学统治”的一种视野,极力地把它们转变成自己创导的“文化启蒙”和“社会革新”的思想元素。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常常说“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和儒学”参与了欧洲新世界理性主义的构建。
但是,同时我也观察到就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把中国儒学作为“批判封建神学”的“精神元素”的同时,东亚日本在经历了中世时代400年的全国内战之后,大将军德川家康以武力夺得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力,建立起了“德川幕府”政权,确立了“武攻文治”的基本国策,他们开始把以儒学中的“宋学”的三个学理层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构成“占主体地位的统治思想”,这就是第一,他们把朱子学的核心即“性理之辨”中的“理”认定就是日本自古信仰的“神道”的精神;第二他们吸收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经典性地表述的“大义名分”的主张,即“正名分”的政治伦理,转化为幕府政权需要的以“武士本位”和“神道本位”为中心的“身份制度”理论;第三他们吸收与改造了儒学创导的“忠孝观念”,建立起了“忠为孝本,忠为孝先”,“以大忠达于大孝”的武士阶层的“忠孝观念”。正因为这样,儒学中的这些成分成为了日本德川幕府封建政权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材料。
    我的疑问就在于,17-18世纪时代儒学在欧洲成为了启蒙主义思想家批判封建神学、推进近代社会建立的精神元素;大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在东亚日本,却成为了维护与巩固幕府政权封建统治的精神材料。那么,中国的“儒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在自己从事的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中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有的时候真的陷入迷茫甚至痛苦之中。
再举第二个实例,中国学术界很多人都把日本称之为“儒学国家”,其实中国学术界能够真正把握到日本文化“实像”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日本文化态势的“实像”比我们知识界的多形态的“幻像”要复杂的多。
    《论语》传入日本列岛大约是在4-5世纪时代,但当时只是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转递,上没有到达天皇和皇室,下甚至也没有到达一般的贵族阶层,遑论其他社会群体了。“儒学”只是在实际掌握政治运行的极少数高层贵族知识人中作为一种“虚设的政治伦理”而存在。在从《论语》传入日本的4-5世纪一直到17世纪的1200多年中,日本社会没有出现过一部称得上是“研究论语”的著作,相反,中国诸子百家的观念却散见于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只是到了我方才说的17世纪到19世纪的上半期德川幕府时期,“儒学”作为了“幕府政权”的意识形态元素,开始了相对宽泛地流布于日本社会。前后有250年左右的时间。
    以1868年为绝对年代,日本进入了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的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考察“明治维新”最初20年的日本社会的观念、思想与精神状态,则当时几乎所有的要求推进社会向所谓“近代”转型的各种政治的、思想的社会流派,无论他们在政治上是“民权派”还是“国权派”,在哲学上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他们都是把“清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作为“成就日本未来”的“主要对手”。一时间中国的古书被抛掷在廉价市场上,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只有一两个学生报名。
    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了《教育敕语》,以“敬神尊皇”为核心,以儒学观念为阐述框架,要全体国民明白“日本国家国体之精华”在于“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提出为国家长远之计,国民应当遵循皇祖皇宗之遗训,正名分、明大义、重国宪、修国法、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敕语》的发表,表明皇家正在以极大的努力采用儒学的“政治伦理”来支持日本国家主义和皇权主义的“建国思想”。1891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副教授井上哲次郎在德国留学六年有余后回国,对天皇《敕语》作了一份《衍义》,这就是日本思想史上著名的《教育敕语衍义》。《衍义》的全部核心,则是把对天皇的忠诚解释为全体国民应该具备的“爱国主义”这一基本的道德纲目。这一阐述经过明治天皇过目,文部省颁发全国,成为学生必读的“修身教本”。于是,日本国家主义与儒学观念的合流被引向所谓日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层面。“儒学”以这样的阐述重新在日本社会复兴。它在发展中最为引人深思的,并且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则是1906年在“甲午战争”10年纪念与“日俄战争”结束之时,两次指挥和参与战争的日本军人在东京北部的足利学校举行了“祭孔典礼”,以“战争胜利”告慰孔子的英灵。足利学校是日本中世纪时代著名的汉学学堂,校内建有“大成殿”,高大的木制孔子像居于大堂。这次日本军人的“祭孔大典”的主祭人是日本陆军元帅、海军大将伊东佑亨。此人原来是“甲午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就是他下命令打响了东亚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这一炮就是射击中国山东威海卫的丰岛冲,它距孔府所在地曲阜并不很远,假如孔子有灵,他一定听到了日本军国主义集团进攻自己祖国的炮声的。“祭孔典礼”的第一陪祭人是日本陆军大将,不久升任海军元帅的东乡平八郎,此人应当不陌生,他就是在电影《甲午战争》中出现的穷凶极恶的当时日本联合舰队“浪速号”舰长,指挥击沉我北洋水师主力“东升号”,杀害我大批水军士兵的凶手。现在,他们在打败中国和俄国为日本夺得了“制海权”后,竟然集体来向孔子表示敬意,竟然来感谢孔子的精神让他们战胜了他的祖国。沿着这样的“儒学解读”发展下去,1926年后来被称“日本法西斯思想魔王”的北一辉把在中国上海的居室挂牌“孔孟社”,在室内“闭谷”48天撰著成了《日本列岛改造法案》,成为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纲领,与此同时,日本一批“中国学家”对“儒学”和“孔学”做了相互呼应的阐述。这样的“日本儒学”,诸位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个人处在很大的困惑中,他们的祭孔和孔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解释并揭示“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日本的近代“儒学研究”还有另一种文化态势。1909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开创了20世纪日本“儒学的批判主义”。明治维新最初20年间对“儒学”的批判,集中在“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的“义理”层面。这新一波的批判则是试图对儒学进行“挖根性”的灭杀。原本“尧舜禹三王政治”是儒学基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纲领,现在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这样的三代君王根本不存在,是儒家虚幻的构造,目的就是试图瓦解“儒学”的政治理想,消解儒学构成的“仁政政治”的根本性基础。“儒学批判主义”学潮有也有不小的势力,发展到30年代末以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为代表,他以《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左传的思想史研究》、《老子研究》、《论语与孔子思想》、《儒教的研究》等一系列的著作对中华文化的价值意义做了几乎“全面的否定”。它的观念在后代日本人的文史哲研究中常有显现。例如1957年日本著名的文学史学家西乡信纲在他的名著《日本文学史》中称上古日本文学的发展中,常常出现“学木乃伊的人把自己也变成了木乃伊”,竟然则指称中国文化为“木乃伊”,而到上世纪末期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以原早稻田大学教授川胜平太、自民党政策研究学习院负责人白石凡等为首,创导“海洋的日本文明观”,他们竟然妄称“日本2000年来的文明史就是在不断抵制‘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文明”。这样,我上面所说的把“儒学”精神引向“国家主义”的流派与这样的“儒学批判主义”引向对中华文化“虚无主义”的流派在最后的政治结局中从两个看起来完全是背道的阐发竟然走到了一起,在形式的对峙中达于“殊途同归”。对于日本这样的“儒学阐述”,诸位是不是觉得更加不可思议了?我们必须回答,“这是为什么”?
    我在这里展示的是我在自己的学业通道中行走的时候遇到的新一轮的难题,这样的质疑困扰我好多年,慢慢地通过各种学术思想和知识的填补逐步获得了醒悟,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即“国外中国学”学术的“本体性质”的把握没有到位,所以产生了学术错觉。我们站在中国学术本位的立场上,以为国外研究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自然的延伸,甚至把它作为靠量“对中国友好”的标尺,其实,这样认知是片面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具有他们自己的“能动”的意识形态本体,它们对于一种外国文化的研究,比如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表述,内在核心则取决于它们的哲学本体价值和意识形态特征。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首先是他们的即“对象国”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以“中国文化”作为特定的对象构成的。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多边文化性质至少是双边文化性质的学术体系,譬如说日本在那个时代,它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为“亚细亚主义”和“脱亚入欧”两个层面,核心都是日本“国家主义”。把“儒学”阐述为“爱国主义”的,几乎都是“亚西亚主义”的多元表述;把“儒学”描述得一无是处的,几乎都是“脱亚入欧”的多元表述。由于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才做出了对儒学的不同的判断。这样我就开始明白了,你要理清楚国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你必须进入到对方文化本体上去讨论,你如果研究“日本中国学”,你不懂日本文化,那你就说不清楚“日本中国学”中各种流派的本质特征;研究“法国中国学”,你不懂法国文化;研究“德国中国学”,你不懂德国文化,你就很可能陷入迷雾,甚至被对方的阐述所误导。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文化学者”,事实上是作不成“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这样,为了真正弄明白与把握“日本中国文化研究”的本相,我就开始进入到了以日本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日本文化的本体论研究层面,在我的学术通道中开启了学术领域的第三个层面。
    我自己开始相对自觉地学习与思考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是在前期学术的疑惑中走向这一领域的,我的着眼点是希望能够比较准确地在本质意义上把握对象国文化的基本状态。当然,所谓“本质意义”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而且在文学的研究中,早就有前辈主张过“一千个人读莎士比亚,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心里的这个期望在他人看来会觉得虚无和飘渺的。
    或许是由于我是从中国古典文献教养出身,所以我始终觉得“观念的形成”基础在于理解“基础文本”,“经典性原文本”的细读是进入对象国文学和文化的“起点”,当然,“经典性文本”也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基于这样的思考,我就以阅读《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等著作作为起步。因为是“原文本”的细读,这当然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稍微有点日本文明史知识的人就知道,像《古事记》、《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是日本古代文明进程中的三种不同的“文形”,使用的文字、词汇和文体各不相同,当代日本人也只能阅读用现代日语的译本,一切“译本”对“原文本”来说都是不经典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决定日文中有不少的汉字,中国人读起来很容易的,这都是不懂日本文化的随意感想。对中国学人来说,“日文汉字”是阅读日本经典文本的最艰难的“难点”之一。我自己是采用“原文本”和“现代日译本”对照着阅读的。
    在我长期的学业中,一直听到不少日本文化研究者(也包括我国19世纪末以来的学者的论说),大家都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行”,称它为“以神道信仰为核心的纯粹文化”,或者称它为“海洋文化形态”等等。但是,在我逐步地进入阅读和思考日本文化的这些经典文本后,以我自己所获得的中国文化的教养和长期积累的世界文明史的知识,感觉到在本质意义上着眼,所谓“纯粹”的日本文化内部,可能存在着“非日本文化”的一些元素。我是以《古事记》和《万叶集》这两部日本最古老和最经典的文本基础来解析的。比如,我以《古事记》的第一部分“天神创世纪”作为标本,把它与埃及神话、巴比伦神话、希腊神话和中国汉族、苗族、彝族一些神话相比较,发觉日本“天神创世纪”神话有与世界多元神话相似和相异的成分,相异意象应该是日本族群的“族群精神”的代码,相同的“具像”应该是“人类共有的意识”的代码,而且还存在着中国汉族上古若干思想观念意识在神话中用“具像”在神话中组成情节。这就是说,日本最古老的经典文本中事实上存在着“族群本源文化语境”、“世界文明发展的共识性文化语境”和“异质文明透入的文化语境”这样三层文化语境构造。我以这样的学术认知既观察日本的文学,也观察“文学”之外的更加宽阔的文化层面,涉及它的思想史和宗教史层面,撰写成一些论文,刊登在中国和日本的相关刊物上,于是,大家都觉得“日本文学研究者”或“日本文化研究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