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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铸谈黄节(节选)

日期: 2010-09-24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南方日报 时间:2010年09月17日

    黄节的一生是多元的,他曾经办过报纸,激扬文字,为革命奔走呼号;做过教育厅长,厉行教育改革;他是诗人,几多诗性风流;又是学者,潜心梳理诗学源流。他曾经积极入世也曾激流勇退遁入书斋,他生前曾经轰轰烈烈如今却遭遇出奇的冷。黄节的一生又是备受质疑的,他首倡“国学”,希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因而被目为守旧派,论者往往忽视了其汲汲于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现代的努力。他为何遭受冷遇,提倡国学是否就意味着守旧,他的文化观之于当下是否还有点启示意义?就上述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铸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希。

    黄节缺乏现代的那种“新闻卖点”

    【谈“黄节冷”】
    黄节不是一个热衷于出风头的人,不一定要飞黄腾达或者引人注目
    南方日报:和“陈寅恪热”相形陌路的是“黄节冷”,首先想请教您“黄节冷”的这个现象。从黄节学术、革命、生活情况的研究来讲,目前记录黄节生平细节,形成传记的著作,只有陈希《岭南诗宗———黄节》一书,而学术期刊网以“黄节”为题目搜索的研究论文数迄今也不过十余篇。您认为当代学术界的“黄节冷”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他的“低调”,抑或其他方面的原因?
杨铸:说黄节冷,实际也看怎么说。黄节确实缺乏现代的那种所谓“新闻卖点”。他是比较常态的学者,然而现在新闻比较关注那种花哨的东西。比如说后来与黄节同在北大教书的黄侃,他的引人注意,大概主要在于比较“疯”和比较“怪”。至于黄节,基本上没什么,顶多也就是娶过几房太太,这在那个年代,是不足为怪的。
    冷或热可以是别人的判断,但有时候也是自己的选择。有的人是求热的,比较喜欢闹腾;不过也有的人不求热,也就无所谓冷。他按照自己的选择过日子,不一定要飞黄腾达或者引人注目。黄节就是这样,他不是一个热衷于出风头的人。所以按照他的这种性格,现在属于这样的关注度,大概也算正常。
    南方日报:可是像陈寅恪先生,也是个挺不合时宜的人,他也写古体诗,但他的遗著不断再版,关注度持续升温,那么是不是他身上有一些现代的东西是为我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和现代是可以兼容的,而黄节则注定随着历史浪潮远去,有这样的区别吗?
杨铸:陈寅恪的书,一般人能读的,可能除了《柳如是别传》,也没多少了。当然,他的史学研究,和当下的史学研究,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有比较直接的联系。陈寅恪的热,更主要的是公众看重他“独立之人格”,也即在特定的时代他所持的一种相对游离的态度。其实很多人在讲陈寅恪的时候,真正关注的并不是陈寅恪怎么样,而是潜在地表达了对某些东西的不满。也就是说,当下陈寅恪实际是作为某种意识的象征存在的,跟他本人的情况或当时的状况是否符合则是另一回事。肯定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意思都是一样的。
黄节逸事
    对胡适“视而不见”
    在北大的讲台上,黄节和黄侃同属旧派名流。二黄不仅在衣着上有喜穿长袍、头戴黑绒瓜皮帽的共同嗜好,而且都看不惯胡适、陈独秀等新派人物的做法主张。一次黄侃责难胡适:“你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黄侃正色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而该称“往哪里去。”但不同于黄侃的“正面迎击”,黄节对胡适的态度是“视而不见”,迎面走过,昂首阔步,当然,有时在自己的课上把胡适新诗当作反面教材批判一番,也并非莫须有。
    “汪精卫何人?我诗不要他印”
    黄节一生紧缩度日,其《闭门》诗有云“愁把老妻函卒读,破家谁为讼贫冤”,可见一斑。其实,黄节并不缺“来财”的机会,两江总督端方曾以巨额资金赞助国学保存会,希望封堵“排满”言论,遭到拒绝;1934年,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汇付2000大洋,希望资助黄节编辑出版书稿,黄节表示:“世界多一部书与少一部书,究有何别!”后来弟子黄稚荃回忆老师的话说“汪精卫何人?我诗不要他印”。想来今人出书之焦切,与古者之谨慎,堪比天壤。
新体白话诗已经出来了,他的诗显得不那么“时尚”

【谈诗歌】
    黄节的诗写得不错,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
南方日报:以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解,您认为黄节在诗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如何?
杨铸:诗学研究方面,黄节的贡献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他撰写了《诗学》,这是一部梗概式的诗歌史。另外是他为不少的诗集做过笺注。
当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动辄几十万字,但是《诗学》也就四五万字。《诗学》是提纲挈领讲述中国古代诗歌历史的一部著作,但是只讲到明,没有清。这不知道是由于他持有激烈的反清立场,还是因为清代离得比较近,梳理比较困难所致。他使用的“诗学”概念,是符合中国传统理解的。现在如果说“诗学”,可能主要指诗论,但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讲“诗学”,则含义更宽泛,既包括诗论,也包括诗作。黄节的《诗学》,就是按照时代来阐述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况,简要,但能抓住要点,这既要求广度,更要求深度,黄节做得相当不错。而且,《诗学》比较注意诗体的发展脉络。不过,黄节关注的视野不包含词、曲,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他讲诗,重视“义”和“辞”,“义”要追溯到《诗经》,而“辞”,每一代则有每一代的更新,他把这种变与不变,传承与发展,贯穿成书。
    《诗学》本身较见功力的地方,在于对每一个时代的把握都很到位。据闻吴小如论《诗学》,谓“其文学价值可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媲美”,这个说法大致可以成立。《诗学》的基本脉络和主要见解,大部分为现代的各种文学史所采纳。比如讲唐诗,首先划分四个时期,然后讲代表诗人,这和现在基本一样。这种框架的搭建,具有开创性。古人言诗多取诗话形式,即使有诗歌史性质,也是片段的。比如刘熙载《艺概》中的“诗概”,虽然是在追述历代诗歌,但没有学理性的概括和梳理。
    总体说来,黄节的诗写得不错,七律较多,尤其一些诗尾联对景象的展开,颇有“言近意远”之感。从诗作的风格来看,黄节的诗偏于深沉厚重。一般文人轻飘飘的那种应酬的诗,在他集子里很少见,即便是送别、唱和之作,也显得感慨深邃,比较凝重。如果他的诗放在旧体诗比较通行的年代,以其个性的面貌和艺术的水准,应该能有一定的地位。只不过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新体的白话诗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的诗似乎显得不那么“时尚”。
    黄节诗学研究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典范

【谈学术】
    黄节批评“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
    南方日报:黄节曾经在北大执教多年,您觉得他给北大留下了什么?他有哪些建树是值得后辈学者借鉴的?
    杨铸:黄节学术方面的书,大部分是在北大、清华授课时的讲义,这当然是他给北大留下的最有价值的遗产。这些书已经在陆续重印出版,只是还没有出全。
    黄节诗学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很多方面都为现代学者树立了值得效法的典范。他戒除浮躁,潜心于一些具体而又比较枯燥的学术问题,从不敷衍了事。比如他注谢康乐诗,历时数年,反复斟酌,曾“三易稿”,有时与友人商讨,“往往一事,经三四反,始复论定”。他研究古籍,重视版本问题。分辨版本优劣,是诗学研究的基本功。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就转录过黄节的两则着重涉及版本辨别的题记。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黄节笺注古人诗作,严格区分了旧注与创注,凡前人有价值的旧注,皆明确标出,与己意区隔开来,这从学术规范的角度说是比较谨严的。
    黄节为诗经、汉魏乐府诗,以及曹操、曹丕、曹植、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的诗集做过笺注。黄节的注释有考证,但又不仅是考证,而能自觉将考证与理解合为一体。用他自己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说的,就是“有所考见者与有所解悟者,当补正之”。因为黄节自己是诗人,所以特别明白诗歌的注释不光是考证,还需要解悟。在《鲍参军诗注集说序》中,黄节批评了那种“第求典实,无与诗心”的注诗方法。其实清人做考据很大部分是要刻意回避“诗心”,黄节则正是要把实在的考据和“诗心”的解悟结合起来。沿着这条路走,恰恰是研究诗歌的一条正途。
    黄节还讲授过顾炎武的诗,但没有注完就去世了。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活生生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性情中人。虽然他晚年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并不表示他的内心都是非常冷漠的。他讲顾炎武的诗,就是借顾炎武来抒发国家危亡的悲愤,来激发学生的救国激情。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考据学者。
    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

【谈启示】
    几十年来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断裂和错位
    南方日报:黄节的人生,以辛亥革命为界,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您如何看待他的出世和入世观?您认为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何独特的思考?目前在知识分子界,有一个名词叫做“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话语权非常重要,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此名义下谋求实体利益。您觉得在这样的对比中,黄节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作用?
    杨铸:黄节晚年是比较严谨的学者,而辛亥革命前,可能比较接近西方定义的知识分子。西方人谈知识分子,并非单纯指读过书的人,而是强调要保持精神的独立与追求,要能用精神与知识来与现实强权进行抗争。黄节前期考虑社会层面比较多,目标明确,就是反清,在教育、宣传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但是,在反清的目标实现后,当时不少人都有些茫然。黄节本人则在辛亥革命后没有过多参与具体的政治运作,更没有去尝试分享既得利益。当时的情势十分复杂,即便是孙中山,境遇也相当微妙。可能比较有理想、操守的人,都自觉难以在那种污浊混乱的环境中施展抱负。黄节进入大学教书,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一种选择吧。
    革命后的黄节,以教书和做学问为主,可能不是显得很激进,甚至较多展示了骨子里比较传统的一面。不过,他实际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力求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引向现代。
    现在一些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其实“国学”的概念就是当年黄节、邓实等人提倡的。他们直接针对的是满清王朝,是要通过讲国学,反对清朝的异族统治。黄节理解的“国粹”和“国学”,一方面是指本国所特有的而且适宜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包括外来但适宜本国发展的东西。这就有比较大的余地了。所以他不是纯粹封闭,完全排外的。
    在黄节所处的那个年代,实际面临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从塘沽一路打到北京,集中暴露了中国的积贫积弱。我对学生讲过,中国的20世纪,就是学习外国的世纪,但是这是坚船利炮所逼迫的。这个世界上到底应该流行一个什么样的法则,是进化论,还是高于进化论?要知道文化上的强势吞并劣势是绝对要不得的。
    好多人说,几十年中国出不了大的学者、大的思想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和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出现了一个断裂和错位。20世纪我们在学习西方,在当时是必需的,是迫不得已的,确实也有成效。中国现在不断崛起,可是中国的文化如何建构,如何在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当然不能抹掉20世纪学习西方的历史,毕竟眼睛已经睁开,闭不上了。但是,要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必须有自己的传统。几千年的历史传承,正是中国所特有的无形资产。
    整个世界的文化,应该多元共存,如果走到哪里都像美国一样,那会乏味得不得了。西方学者有时好像总在讲“影响的焦虑”,强调个性和自我的精神洞见,希望摆脱前人的阴影。他们会特别激烈地反传统,但是这个反传统,恰恰证实着传统的存在。中国面对20世纪发生的文化断裂和移位,需要寻找一种方式,与原有并且延续了几千年的无可替代的文化传统建立一种新的联系。既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位置。
    黄节曾经执著地架设一座桥梁,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囿于时代的局限而无法成功,在今天却遇到了新的机遇。这一层面的意义,是我们在回顾黄节时,绝对不应忽视的。(南方日报驻京记者王雨吟 实习生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