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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走过百年

日期: 2010-10-06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北京周报(英文版《Beijing Review》)2010年第38期
时间:2010年09月23日

    今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来百岁华诞。这一中国中文教育的最高学堂,在其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均吸纳和涌现过一大批大师级的教师与学者,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与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最近,《北京周报》记者唐元恺专访了曾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著名教育家温儒敏教授,请他对中文系的百年发展做一个概括。
    《北京周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之际,请您简述一下贵系的发展与成长历程,以及她对中国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贡献。
    温儒敏:1898年“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形态的国立大学,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不过,她创办之初,尚未分科(本科),也没有中文系。到了1904年,全校的课程设置设定8大类,即8个分科(包括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学、农、工、商等),每一科下边又分若干学门。“文学科”下设9个学门,其中就有“中国文学门”。这可以看作是北大中文系的前身。而这时所谓“学门”都还不是独立的教学单位建制,不同于现在的院、系,只是按照学生培养大类设计的课程类别。“中国文学门”是当时比较基础性、公共性的一类课程。
    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1910年3月31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7科(相当于学院),每一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2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教员都相对固定在所属科、门中。“中国文学门”首次招生38人,她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语言文学正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专门系科之一。这是传统的语文教育走向现代专业化、规范化教育的标志性事件。
    最初的“中国文学门”几乎是旧文人“桐城派”(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的天下,他们在“西化”的风气中日益显得孤立,随后反清的革命派章太炎的一些弟子陆续进入北大,他们都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作为治学根基,讲究综博考据,打通经史,并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位置。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后,新文化运动发起人和旗手陈独秀(后曾任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大学者胡适等一批新进学人进入北大,在国文门与整个北大文科提倡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宣扬新文化。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在矛盾纠结中日趋交融变通,北大责无旁贷成为全国文科研究和思想启蒙的中心了。
    从那之后的百年历程,北大中文系大致经历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段落,不断发生一些改革与新变。第一段,1919年前后,“国文系”在新文化运动中光芒四射,而此阶段,中西学术仍处在激烈碰撞的时期。还有就是“废门改系”,教学模式初步建立。第二段,上世纪20、30年代,注意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力促教学与研究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教学格局与课程体系形成,产生一批高水准的专著,也培养了许多功底扎实的学者。第三段,日本全面侵华与中国全民抗战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大中文系与和清华中文系合作,挺过艰难的战争岁月,发挥两校优长,维护了一批“读书种子”;第四段,50年代初院系调整,清华等几所大学的中文系(新闻系和语言学系)与北大中文系合并,一时名家林立,成为学术界的“巨无霸”,形成鼎盛时期,其学科建设对全国有辐射性影响。尽管这一阶段艰难动荡,但还是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第五段,“文革”时期(1966-1976),也是北大中文系受到摧残的“非常时期”。第六段,80年代前期,有难得的思想解放氛围,无论教学还是科研,都达到良好的水平,是我们中文系又一个兴盛期。第七段,90年代,市场经济大踏步前来,学术与学科规模扩大,中文系守正创新,积极应对挑战,用流行语言来说,也有“新的机遇”。
    100年来,北大中文系培养了8000多名本科生,2300多名研究生,600多名博士生,还有留学生、专科班、进修教师、访问学者、旁听生,等等,总计近2万人。中文系的校友大都成为栋梁之才,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各行各业为民族复兴、社会进步、文化建设贡献才智,建功立业。
    百年中文系,对“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开始爆发的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时期的社会贡献与影响最大,上世纪20、30年代以及80年代前期,是做学问与人才培养最下功夫,而且成效也最显的时期。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印象,其实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条件与环境,都有人在努力做学问,即使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工农兵学员中也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中文系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包括几代学人的学术经历,都折射出特定时代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嬗变景观。
    《北京周报》: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中文教育的最高学堂,请您谈谈她的学风与教学特色。
    温儒敏:100年来,北大中文系走过许多泥淖与弯路,她的历史图景中也有过“暗影”,但那种自由、严谨、求实的学风,那代代薪传的“系格”,始终没有中断或放弃。这种“系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思想活跃,学风自由,环境宽容。北大中文系历来人才济济,每一阶段都拥有许多名家大师。为何有这么多大师名家汇聚?不见得都是北大自身培养的,相当一部分是吸引进来,或者合并过来的。不过大多数都还愿意来,冲着北大中文系的牌子以及它自由的学风而来,显示着很大的吸引力。北大中文系以学风自由闻名,有人可能觉得“很难搞”,其实是有弥足珍贵的传统。这里不是没有纷争,矛盾不见得比别的单位少,但她自己能够调和、消解、转化。这不简单。上世纪30、40年代和1949年以后,北大中文系多经磨难,在特定时空中也出现过荒唐事,但总的来看,始终是人才荟萃,思路活跃,这跟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风气是互为因果的。这种自由宽容的风气或“系格”,是极为重要的资源,应好好利用和发扬。办好一个系,尤其是文科系,非得努力营造这种好的空气不可,这比任何“硬件”都更要紧。
    当然,在宽松、自由的另一面,又还有严谨求实的风尚。前面讲到,不同的观点、理路完全可以在这里并存,但有个前提:必须有真才实学,做学问要严谨认真。否则,在中文系很难待下去的。从上20、30到90年代,都发生过学术上的“二把刀”被学生哄下台的事。中文系的“王牌”学科,如文学史、汉语史、文献学等等,接受传统朴学的影响较深,注重材料,析事论事力求准确有据,一直是主流学风,也是相对稳定的学术“游戏规则”。如果有个别教员学风浮泛,乐于“做秀”,即使被外面传媒弄得名气很大,在系里也不见得就有市场。所以这个“系格”,在宏放自由之外还要严谨,两者相辅相成,蔚成风气。讲求严谨,也就是讲求学术上的尊严。当前,在比较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之中,做到这一点似乎是越来越难了。惟其如此,严谨的学风更显得宝贵,更要大加彰扬。
    第二方面是教学。北大中文系的办学理念并没有清晰的表达,但能让人感觉得到,这里注重为学生打厚实的基础,然后放手让他们各自寻路发展,而不是常见的那种教给学生怎样做,总希望他们今后能照章办事。中文系的学业比较轻松,“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拿到毕业证不难,真正上路并不容易。中文系培养了人才众多,他们发展的路向宽广,不止是学术圈子,做各行业的都有,而且都可以做得不错。很多毕业生成为各个学科的骨干、带头人或者顶尖的学者,还有就是在其他领域做出显著成绩的人物,所谓人才培养的“成功率”比重是很大的。
    《北京周报》:中文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有着怎样的特点?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主要从事汉语语言学以及中国文学的研究,所以全名叫“中国语言文学系”。其实涉及面超出语言文学,也包括中国历史、文化,乃至外国文学与文化。本科生要学习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外语、语言学、文艺学、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以及中外历史、文化等课程。研究生和博士生学习的面就更宽,有很多跨学科的课程。中文系的文学课很多,但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作家是很难在学校里培养的。中文系学的大都是非常基础性的课程,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化素质一般比较高,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北大中文系培养学生有自己的特点,其实也是北大人文学科的特点。多年前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曾经为中文系招生小册子写过几句话,想要表达北大中文系的教学特色,那几句话是:“中文系魅力何在?在传统深厚,在思想活跃,在学风纯正,更在于其办学理念:不搞急功近利的职业培训,而是力图让学生学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打下厚实的基础,使整体素质包括人格精神都有健全的发展。”前面几句说的是学问,后面说的主要是教学,都包含一种学术精神,一种“系格”。
    《北京周报》:在您看来,当代中文教育同上世纪有哪些变化?
    温儒敏:上世纪前半叶,也就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北大中文系的学科分工不那么细,文、史、哲是打通的,学生扎扎实实读过一些经典,底子比较厚实,和古代文化血脉相通。那时也有文学史、文学概论一类课程,但更多是原典研读,一个学期可能就读一部传统典籍,古汉语就过关了,文字能力普遍都比较好。那时学生比较少,大都是比较喜欢文史才上中文系的,老师也能因材施教。上世纪20年代北大开始有文科研究所,凡高年级学生对某方面学术问题有兴趣,找相关的导师审查通过,即可以进研究所。是课题在先,以课题带动研究。研究生来自校内各学门高年级,身份二合一,既要完成本科课业,又要进入专门的研究。学制一般2年(可以和本科重叠),没有专门的课程,主要培养方式是导师有针对性辅导,“吃小灶”。这种本科与研究生连贯的制度,出来不少杰出的学者。50年代之后,受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专业分工明确,特别是教研室制度的建立,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课程开设也趋向专业性,可能比较专深,但眼界也受到限制。加上50、6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学业培养是不够扎实的。即使那样,当时的学生也还是读过不少书的,也出过一批学术人才。而现今的情况大有变化,课程比以前多,也系统,讲课的老师大都术业有专攻,但学科的壁垒也更加严重。学生很务实,读书的量少,但比较熟悉新潮的理论概念,学风不如过去扎实。这些年北大中文系注重改进,其中一条就是鼓励学生多读原典,打好基础,还鼓励学科之间的整合交流,希望能恢复老北大扎实的学风。
    《北京周报》:除了教学,中文系在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五四”时期。那时北大是新思潮的大本营,用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大文学家与思想家鲁迅的话来讲,是“常为新”的。他本人就曾在北大中文系任过教,后来两度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大学者胡适等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给中文系开过课。现在有人批评“五四”运动“激进”,认为割裂了传统,其实呢,用对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以及现代学术的建立,也是“五四”那一代人开始的。如古代小说研究,现代语言学研究以及古籍整理等等,北大中文系都曾开风气之先。
    100年来,北大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往现代化的方向转换,不断突破旧有格局,形成新的学术规范,并逐步协调西方学术方法与中国 传统固有的学术方法的关系,产生了许多能代表学科发展水准的专著。几年前,我曾经主编过两卷本《百年学术:北大中文系名家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收录了60多位曾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的是节录),展现他们在文学史、语言学、古典文献等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果。最近10、20年,北大中文系大师级学者少了,不过新生代学者也逐步形成他们的研究特色,同样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著作。
    《北京周报》:北大中文系似乎是拥有最多海外留学生的地方,您能否介绍一下贵系培养留学生的方法与特点?
温儒敏: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大中文系就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学习。50年代时,留学生多来自苏联、捷克、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朝鲜等国,大都是公费交换生,读本科为主。一、二年级课程都是基础性的,三年级以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跨越不同专业选课。这个时期的留学生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不但汉语熟练,研究能力也比较高,他们当中后来多数都成为汉学家或外交家。上世纪80年代以后,留学生教育规模逐步扩大,学生来源范围也很大变化,从原来偏重亚、非、拉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变为以日本、韩国、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除去社会转型原因,跟留学生由公费交换生为主转为自费生为主也有关。
    北大中文系平均每年接受留学生30人左右。原来留学生和国内学生混合上课,上世纪90年代之后改为分班上课,专门为留学生设计课表。和国内学生比,留学生的课浅易一些,如文学史讲“史”的内容就比较少,作家作品赏析多一些,还专门增加作品选读一类课。语言类课程所占比重略大。还有写作、书法、中国文化知识之类课程,国内学生不开,留学生是必修的。到2004年,中文系就对留学生课程进行大的改革,往应用型方面改,减少专业性太强的课程,增加实用性课程;加强汉语口语与写作训练,分三个等级反复学习提升;增设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及经济、政治状况了解的课程,等等。培养目标也从汉学家与专门人才变为满足学生汉语能力为主。因为中文系留学生课程不细分专业,到了高年级还是和国内学生的课程结合较紧,这种培养方式有她的特色。至于研究生与博士生中的留学生,最近20多年也占有相当比例,最多的时候,如90年代后期,每年平均不下10人,但最近几年有所减少。研究生、博士生课程与培养方式与国内学生是大致同一的,都是靠指导教师有针对性的教学。
    此外,中文系还接收外国进修生与访问学者,数量超过本科留学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最近10年,平均每年接受60人。其中进修生占大部分,以日本、韩国来的本科低年级学生为主,学习一个学期或者一两个月,课程专门设计,主要是基础汉语。访问学者大都是在国外大学任教的教师或学者,一般受到邀请而来,其中很多都是相当有名的汉学家,带着研究课题来访,在中文系上一点课,与相关专业的教授多有交流。来自欧美与日本的学者居多,很多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目前世界各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几乎都曾经在北大中文系访学过。在全球各地,这些学者平时不容易见面,到北大倒是可能碰上。中文系真的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了。
    还有寒暑假期外国学生汉语短训班,近20年来中文系每年都在办。主要是日本、韩国、美国来的学生多,一般都是由所在国某个大学负责召集,20、30或50、60人不等,一律自费,时间1个月左右,大都是从头开始学习汉语,也上一点中国文化课,或组织去各地旅游,感受中国。

温儒敏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