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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北大精神-庆祝中文系建系100周年

日期: 2010-10-07 信息来源:中文系

时间:2010年9月12日

    前些日子参加了北大上海校友网举办的中文系建系100周年庆茶话会。会议地点选在了有着“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间”美誉的上海张园。在这样一个地方忆一忆中文系的百年,论一论古今之北大,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会议请来了北大中文系的老系友、现复旦中文系教授的戴燕老师。戴老师在会上引用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原文是这样的:“我们经过多少患难的人,今天在此纪念北大校庆纪念会,心里很难过。现在有许多大学在这里复校,为什么北大不复校?我常说,办一个一流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校与人是一样的,一个人做了很多事,最后还会死,但是他的精神仍是值得纪念的。我们要纪念北大,应当从精神上去纪念他,历史上去纪念他,百年千年之后,一样可以纪念他。要建立一个像十二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北大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只有在精神上及痛苦的感情上去纪念北大。”
    这段文字出自胡适先生1960年12月17日在台北北大同学会举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庆纪念会上的演讲(见《胡适文集》第12卷,欧阳哲生编,北大出版社1998年)。简单介绍一下这段话的背景,胡适当年已经步入生命的最后时光,当时“光复”大陆无望,清华、交大、东吴大学等纷纷在台湾“复校”,唯独北大没有复校,原因上文中已经说明。胡适是北大1949年前最后一任校长,任期三年,时间很短,但在北大历任校长中,可以说他是与北大感情最深的。虽然他并非北大毕业,却一直将北大当作自己的“第一母校”。1929年,去沪3年的胡适回到刚刚复校成功的北大,写了这样一首诗: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这首诗歌不是写给恋人,而是给他心中的恋人——北大。 胡适从1917年起,30多年间一直在北大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校长,为北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去台之后,他也“虽在远,决不敢忘北大”。在北大历史上,北大自由民主风气的形成与胡适先生密不可分。在北大历代校长中,胡适先生的地位应当与蔡元培、蒋梦麟等老校长同等重要。但由于政治原因(胡适是反共产主义者,但也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追随者),这么多年胡适在北大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封存”。李敖先生来北大希望为胡适立一雕像,至今未果。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先生说:“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
    恰逢中文系100周年系庆。我想,在这个时间上,没有什么比迎回胡适先生更有意义了。喜闻中文系举办了大型系列讲座“胡适人文讲座”(系友中坤投资董事长黄怒波先生捐资200万元),原校长许智宏院士发表致辞并回忆了胡适先生的学术生涯以及其与北大的关系和为中国教育所作的贡献。听到这个消息,余心甚慰!这也就是我前几天签名档写着“恭迎胡适校长归来”的缘由。
    讲完了胡适先生与北大,再来说说北大精神。适之先生文中说要纪念的是北大精神,我既是同意,也不同意。
    首先,北大最可宝贵的就是北大精神。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则要加上一句:所谓北大者,北大精神也!从蔡元培时代形成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到今天的自由民主、进步科学,北大精神百余年来薪火相传、延绵不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恐怕也没有哪所大学有这样强烈的人文精神以至于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美洲,先有哈佛再有美国,哈佛300余年历史,为美国贡献了无数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但哈佛从来没有和美国的民族政治有过太紧密的关系。也许,这就是美国的大学,保持学术上的独立。但北大则不然,一部北大史几乎就是半部中国思想史。
    其次,北大精神并不是一种用来传诵的信仰或者用来膜拜的文物,她真真正正存在于每个北大人心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在燕园7年,让我受益终生、深深刻在我骨髓里的就是北大精神。从我入校那天起,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精神的魅力》。这本书整整影响我到今天,我现在回想起中文系谢冕先生的那段话仍是激动万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校园与我们青春的希望与失望相连,它永远。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这圣地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 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 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北大魂--中国魂在这里生长,这校园是永远的。怀着神圣的皈依感,一颗偶然吹落的种子终于不再移动。它期待并期许一种奉献,以补偿青春的遗憾,并至诚期望冥冥之中不朽的中国魂永远绵延 。”(谢冕《永远的校园》)
    我很庆幸自己进了中文系。这一百年来,北大精神一直在中文系得以保存、发扬光大。在这个物欲横流、到处都是拜金男女、BBS十大主题天天充斥着征友、JOB、团购的信息时,还有一批甘于清贫的饱学之士在我们的第一堂课上就在黑板上给我们写下“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告诫我们“沉潜”下去读书;还有一批忧国忧民的大儒用他们振聋发聩的声音给我们讲述“国家兴衰之道”;还有年轻的老师将《北大魂兮归来》这样的文章推荐给我们传阅而不是网上的八卦笑话,还有怀有家国理想的同学在深夜的寝室里纵谈古今、彻夜不眠。与其说北大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不如说是中文系的精神深深影响了我。严谨求学、独立思考、胸怀坦荡、心系天下,这些先生们告诫我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我谨记于心。我为自己是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而深深自豪,记得在一个寒冬的晚上,屋外白雪皑皑,屋内热气腾腾,台下听众痴迷,台上演讲者激昂,当我大声说:“我为我自己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深深自豪”,台下响起了经久的掌声。
    我还记得在毕业典礼上,每个系的学生都会喊出自己的口号。当叫到中文系时,我们大声地喊出北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文系学生的宏愿,也是我们生存于天地间的根本准则。
    第三,胡适先生要痛苦地“纪念”北大精神,所谓“纪念”应该是已经不在的、远去的人或事物。但北大精神从来没有不在或者远去,相反,北大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北大精神其一为“兼容并包、自由民主”,其二就是“常为新”。在当今这个时代,北大精神又该如何体现呢?
    有人感慨当今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我看其实大可不必紧张。历史从来不会骗人,历史的规律也从来没有失灵过。这就是所谓的“势”与“道”。古人讲“顺势而为”、“顺其自然”自是如此。翻看历史上各朝各代(在此我没有把当今和古代王朝相比的任何意思),在建国60-100周年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大都国泰民安、经济富足。这个时期的诗文也多是歌功颂德之作。这就是经济大发展、人人想着挣钱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重大的思想、学术的自由。只有春秋战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乱世,才会出现“诸子百家”的思想盛世。人都是绝对现实的(美国人最为代表),仓廪足而知礼义。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享受到富有,还不到谈精神层面的时候。我认为,我国的经济在我国特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了腾飞,可能用100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200-300年的路,但思想文化领域则不然,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用几代人去积累去发展,欲速则不达,还有可能因为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得思想文化的发展比正常需要的时间还要长很多,这两者造成的不匹配而导致人们思想的波动也更复杂激烈。我个人一点都不担心目前出现的问题,这都是正常的,我们也不必感叹外国人素质为什么要高一些,这些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在当今这个时代,普通人需要踏踏实实地继续搞好经济建设,提升自己、家人、他人的幸福程度;为官者为政者则要努力提升效率和管理水平,进行一些政治制度改革,思考如何变国富为民富,如何变快速发展为有效均衡发展。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更多地是一种胸怀与智慧,这需要几代人花时间去领悟。西方人的民主起源于契约,而在契约之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契约精神。契约好立,而精神难成。很多事情需要花点时间、花点耐心,自然而然形成的东西才是对大多数人真正有利的东西。那么,北大精神应当如何更好地与时代结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万世开太平”书生气太足、有些不太现实,容易沦为口号,而且我们很多同学都变成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或是职员,分布在各行各业从事着普通的工作,也没有“开太平”的机会。直到前两天我看到大卫鲁宾斯坦的一段话,方才找到了答案:“我们要寻找的是这样的人:能够真的控制自己,也希望用自己的一生去干一番事业,他们通过创造财富,并最终将这些钱财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使自己真正成为这个国家有价值的公民。”
    一个北大人,心中应永远记着“独立之思考,自由之思想”,应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但更应该立足于当前时代,立足于本职工作,做一个能够创造财富并回馈社会的有价值的现代国家公民。如果经济领域有先富后富,那么北大人就一定要做思想文化领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人这一生如白驹过隙,如果在临死前,不必感叹我以北大为荣或是北大为荣,而是能自豪地说:我一生为自己别人创造了幸福,我是一个有价值的国家公民。我想,这也许就是当代北大精神最好的注脚。
    谨以此文自勉,也献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祝贺百年华诞!
(中文系系友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