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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科诞生一百年专访:我们拿什么来纪念?

日期: 2010-10-08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10年10月09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陈平原专访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中文百年变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创办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钱少
    新京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的“中国文学门”,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中,法学、医学和神学是三大最古老的学科,那么中国现代大学创建中文学科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开始并没把“中国语言文学”作为相关诉求。时人普遍贬考据、辞章、帖括为“旧学”,尊格致、制造、政法为“新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废虚文”而“兴实学”。
    新京报:可“文学教育”最终还是进入了改革者的视野,为什么?
    陈平原:因为不管是举人梁启超,还是大臣张百熙、张之洞,一旦需要为新式学堂(包括大学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据当时的译介略加增删。而西人的学堂章程,即便千差万别,不可能没有“文学”一科。于是,不被时贤看好的文学教育,由于大学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报: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陈平原:对比晚清三部大学堂章程,不难感觉到文学教育的逐渐浮出。1898年的《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开列十种“溥通学”,十种“专门学”。前者“凡学生皆当通习者也”,故有“文学第九”之列;后者培养朝廷亟须的专门人才,故只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地理学(测绘学归此门)、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医学归此门)。也就是说,“文学”可以作为个人修养,但不可能成为“专门学”。
    新京报:问题在于“文学”还是成了一门“专门学”。
    陈平原:因为在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因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并“上溯古制,参考列邦”,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对“功课”的设计,比戊戌年间梁启超所代拟的详备多了,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文学科又有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细目。将“词章学”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不再将其排除在“专门学”之外,总算是一大进步。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文学”从“专门学”变成了一门重要学科?
    陈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个分科大学堂(接近欧美大学里的“学院”)。
其中,文学科大学分九门: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德国文学、日本国文学等。不用说,后五者纯属虚拟。与中国文学门从课程安排、参考书目到“文学研究法”都有详尽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这五个文学专门,均只有不着边际的寥寥数语。单有设想不行,还得有合格的教师、学生、校舍以及教学资料。1910年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有虚有实;中国文学门之所以步履比较坚实,不是因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钱较少。
学科初衷 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失落
    新京报:当时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陈平原:设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这很难说。到底是根据“上谕”、“章程”,还是主持其事者的论述?一定要说,我推荐张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强调“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的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
新京报: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目前的中文学科体系是否完善,与初衷是否一致?
陈平原:历经百年的演进,中国文化依旧屹立,而且时有创新,并没有因西学输入而失落,这点很让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学与研究,虽说以我为主(这是学科性质决定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学史”、“外国科学史”、“外国语文(英法俄德日选习其一)”的课程设计。
至于学科体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学校课程表的水平。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陈平原:我曾举过一个例子,1915—1916年京师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有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而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课程并非越多越好,我们正在自我评估;但这起码说明一点,所谓“学科体系”,不可能一成不变。
    新京报: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大学里的中文系都“升级”为学院,包括专业设置也不统一。
陈平原:今天中国大学里,很少有像我们这样依旧还叫“中文系”的,绝大多数都升格为“文学院”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了。这是自我定位的问题,无所谓好坏。之所以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与我们定位于精英教育有关,本科生80%进入中外各大学的研究院继续深造,不适合做“短平快”的设计。
    中文价值 要产生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
    新京报:中文学科这一百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陈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
    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个传统,在我看来,永远不能丢。
    新京报:这一观点基于什么考虑?
    陈平原:我们要出容易获得承认的学科体系内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认的跨学科著述,还希望出不怎么“学术”但影响社会进程的“思想”。这就需要一种开阔的视野以及从容淡定的心态。
    新京报:恕我直言,现在这种心态已经是非常罕见了,是不是有点理想化?
    陈平原:我承认,这一追求,跟目前的评估体系不太吻合,会有很多遗憾。到底是“快马加鞭”好,还是鼓励“十年磨一剑”,我相信老大学的著名院系都面临这个问题。
    当领导的,顶住压力,给老师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学术环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认同这一理念,且自觉地奋发图强。若不是这样,外无评估的压力,内无奋斗的动力,回到吃大锅饭的时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学问”,那也很危险。
    新京报:一直以来,社会上包括高校内都以“万金油”来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吗?
    陈平原:称中文学科为“万金油”,大概是指其适应面广,专业性不强。这大体属实,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学生就算“知识分子”;现在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生毛入学率(即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19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标,2020年达到40%。这种状态下,我们反省本科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到底应该多高。
在我看来,有些技术性的活,岗前培训就行了,根本用不着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学问,到研究院再学,一点都不迟。像中国这样,高中就开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阶段就设商学院、法学院,我以为是不妥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应该怎么学?
    陈平原:大学四年,能获得人文、社会或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加上很好的思维训练,这就够了。
    问题在于,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是把“上大学”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学和自己日后所从事的职业没有直接对应联系(现在已经有这种趋势,尽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会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学点文学,学点历史,陶冶情操,养成人格,远比过早地进入职业培训,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这样来看中文系、数学系等基础性学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阶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报:有数据表明,现在每年报考中文的学生逐年呈下降趋势,报考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人数(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吗?是中文系科 的问题,还是社会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这个问题本不想多说,你既然追问,我如实汇报:托北大这块金字招牌的福,我们的本科招生情况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没有扩招,一直稳定在80至100人,视每年考生水平而略为上下浮动。今年情况尤其好,最后录取了106人。本来我们在京计划招收5人,可录取线上共有27人报考,最终录取了13人。
    社会认知 要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
    新京报:学科就业率应该也算是学生报考时的一个重要参考。温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说,“文气”应该是中文系学生的强项。您认为“文气”是中文学科的优势所在吗,为什么?相对于其他学科,中文系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陈平原:中文系学生的竞争力,用一句话说,那就是“厚积薄发”。因我们的课程设计全面,注重基础训练,要求同学潜心读书,避免过早介入实务层面。因此,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上手也许不是最快,但后劲肯定很足,发展前景比较广阔。
当然,正如温儒敏教授说的,“会写文章”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大特长。只是这里所说的“文章”,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学术论文,还有一般性写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80%进了研究院,故对学术论文的强调更多一点。
新京报:作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决中文系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高中生在高考后,面临着多个学科的选择,您认  为最值得他选择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陈平原:六年前我写过《我看“大学生就业难”》,大意是说,大学扩招,专家们大都主张应注意专业对口。这一点,我不无疑虑。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这样的学校容易与就业市场对上口;可又讲提高学术水准,又提瞄准市场需要,这“口”到底该怎么“对”?
    在我看来,与其在研究型大学里增设许多实用专业,弄得不伦不类,还不如放手一搏,相对脱离一时一地的就业市场。这里的基本假设是:社会需求瞬息万变,大学根本无法有效控制;专业设置过于追随市场,很容易变成明日黄花。学得姿势优美的屠龙术,没有用武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强身健体。
    新京报:现在,这个“预言”真的实现了。
    陈平原:对。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在我看来,中文系这样的长线专业,没有大红大紫,也不会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况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会上,我问了一下,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新京报:我们还是以招生为例来谈谈吧。
    陈平原:上世纪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长都希望孩子念能赚大钱的院系,中文系风光不再。可最近几年,情况又有变化,开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报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们总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内蒙古、云南),让很多人跌破眼镜。
    新京报: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说的“状元”?
    陈平原:不是说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代表社会上开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绩顶尖而愿意选择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报:为什么?
    陈平原:一是视野比较开阔,二是家庭相对富裕,故更多地考虑个人兴趣而不是就业前景。
    因此,我有个大胆判断:随着中国人日渐“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学科,开始“触底反弹”了。
    所谓大师“大师”要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
    新京报: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大在大师之大。北大中文系历史上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大师,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师”,估计会有不少人怀疑。
    陈平原:不做词语溯源,今人所说的“大师”,主要是指在某一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当然,因时、因地、因论述框架的差异,“大师”的标准不一样。
    比如,为了纪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们推出“北大中文文库”,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现已去世的名教授,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开列名单时,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前面是姚永朴、黄节、鲁迅、刘师培、吴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刘文典、杨振声、胡适、刘半农、废名、孙楷第、罗常培、俞平伯、罗庸、唐兰、沈从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则是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
    具体操作时,碰到很大困难,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种;好在前二十位声名显赫,业绩广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场,他们就是我们敬仰的“大师”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学术史视野,他们中有的依旧是“大师”,有的则称不上。
    新京报:您认为是“大师”的标准变了,还是时代不需要“大师”,或者我们这个时代很难产生“大师”?
陈平原:我们这个时代能否产生“大师”?这一追问本身,隐含着某种批评。短期内,人类智商不会发生突变,没人规定“大师”只能出在哪个时代。但回顾历史,有时天才成批涌现,让你目不暇接;有时又十分沉闷,即便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也都不够精彩。这里有外在环境的限制,也跟整个思想/文化/学术潮流的演进有关,强求不得。
    当今中国社会,风气浮躁,“大师”的帽子满天飞;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气,别整天记挂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为“大师”(那样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边缘化的危险,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剑”,出大成果,做大贡献。明白什么是学术的最高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报:在历史上,某种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是,今天二者的关系似乎愈发疏远。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识与责任担当发生了变化吗?
    陈平原:你这么说,未免太抬举中文系了。虽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比人文学科发展得好;影响国计民生以及政府决策的,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而不是哲学教授、文学教授。
中文系师生会写文章,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更多的是体现“位卑未敢忘忧国”。有“责任”,有“担当”,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报:以北大为例呢?
    陈平原:具体到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师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老师或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那是另一个问题。
母语教育“大学语文”有必要成为“必修课”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比如北大就有各种各样的“国学研修班”;出现了“汉语热”,比如不少外国人热衷学习汉语;还出现了“汉学热”,比如海外汉学家受到热捧等,在这种背景下为何会出现“中文冷”(主要是指报考和就业)?
    陈平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有点缠绕。“国学热”、“汉语热”、“汉学热”以及“研修班”不在一个层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学术风气,有的则是经营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讨论。上面已经说了,“中文”并不冷,所谓中文系的招生与就业“有问题”,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误解。
    新京报: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我们的“母语教育”是重视过度还是不够重视?
    陈平原:这个问题问得好。怎样进行“母语教育”,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普遍有才气,但根底不扎实,这恐怕跟我们整个教育思路有关。
    新京报: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在哪儿?
    陈平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没有文理分科一说,所有大学生都得上“大一国文”。这个制度,台湾坚持下来了。而大陆呢,高中实行文理分科,大学又没有强制性的中国语言文学教育。
记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几个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来,说现在的学生中文不好,影响其日后的长远发展。于是,请中文系为全校开设“大学语文”。可这个制度,在一次次的课程改革中被逐渐消磨掉了。因为,必修课时有限,每个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专业课。政治课不敢减,“大学语文”又不是教育部规定的,就看各院系领导的趣味了。
    新京报: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学里推广“通识教育”掀起了热潮,现在似乎冷了下来。
    陈平原:我记得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在校长杨叔子的强力主导下,1994年春创办了系列“人文讲座”,第二年秋天又组织全校新生参加“中国语文水平测试”,且规定“过了语文关,方可拿文凭”。不知道后来情况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质教育”,也有模仿国外大学做“通识教育”的,这些都很好。
    只是“素质教育”面很广,且容易演变成“营养学分”。在我看来,针对目前社会上对于母语的忽视,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确实有必要在大学里设置类似“公共英语”那样必修的“大学语文”。
    新京报:曾有人提出,汉语没有针对公民语文基本能力的标准,所以学生们都把精力放在学习可以标准化检测的外语上,母语教学需要这个标准吗?
    陈平原:我不赞成对公民进行语文基本能力的测试。设想每个中国人都怀揣一本“汉语十级”证书,那不很好笑?关键是如何提高大家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自觉性。(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以下图片均选自温儒敏主编《北大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四院鸟瞰图,当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档案馆提供)。
    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师生合影(北大档案馆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57年毕业合影(杨铸提供)。
    沈从文在昆明(1938年,选自《沈从文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