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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师长们的故事

日期: 2010-10-08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0年09月30日

    不久前,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著名语言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先生来校做学术评鉴。宴请席间,谈起自己的老师赵元任、李方桂,丁先生眉飞色舞。同人怂恿他为中大师生做一专题演讲,于是,就有了9月2日下午的《大师的身影——谈赵元任与李方桂》。
    演讲中,丁先生提及,某日在公园里向多年未见的赵先生请安,赵脱口而出:“丁邦新、王阳明、史可法、傅乐焕。”两个古人,两个今人(傅乐焕乃著名辽金史专家,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四个人名排在一起,什么意思?过了一阵子,丁先生终于悟出来了,四人的共同点是三个字同一声调,即现代汉语的一二三四声。这个小故事除了说明赵先生的睿智,还有就是做人做学问都“好玩极了”。
    关于赵先生“广博里的专精”以及李先生“专精里的广博”,丁先生一笔带过,主要介绍的是赵的“幽默”以及李的“亲切”。事后,丁先生自谦此讲座“很不学术”,多是琐琐碎碎的私人交往,无关学问的大局。我却认定,这就是“学问”——大学者的一生,处处都混合着专业、修养与人格的有趣的“故事”,值得后辈追怀与讲述。
    演讲会上,我没有提问,因为,我对赵元任先生的了解,除了经典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还有就是译作《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语言实验,再就是赵太太杨步伟那本提供众多学术史资料的《杂记赵家》了。至于李方桂先生的专业,我更是毫无了解,三年前写《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2007年10月18日《南方都市报》),强调大学校长最好是“通才”而非“专家”,曾引他拒绝出任中央研究院拟设的民族研究所所长的轶事。听完演讲,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如此精彩的讲座,应该有更多的听众。
    上世纪八十年代,听讲座是很时尚的事,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自己解决吃住,还要交学费。那个时候的讲座,不是“股票”、“美容”、“养生”等俗务,而是“中国文化的命运”之类高深的大问题。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兴起,此类思想/文化/学术讲座迅速衰微——讲者不投入,听者也没兴趣。可风水轮流转,最近几年,进入“小康”状态的普通民众,又开始热衷于听历史文化讲座了。或许,这象征着中国的“人文学”开始“触底反弹”。
    好大学除了有好教授,还得有众多不必点名、不给学分、不务正业的精彩讲座,供兴趣广泛的学生们自由选择。八十年代的北大校园,有句口头禅:听讲座了吗?今天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扪心自问:听不听与自己的课题无关的演讲、关不关心自己专业以外的世界、喜不喜欢那些风雅的学界掌故文坛轶事?所有这些,都没有直接的“用途”,也不发这样那样的“证书”,但却决定你的眼界与趣味。
    晚清以降,现代中国大学制度逐渐建立,此举意义重大,自不待言。可如何培养人才,不要说古今不同,文理有异,即使英美大学之间,思路也并不一致。传统中国之经师人师合一,进入现代社会,已然崩溃,再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显得十分迂腐。但强调“尊师”与“重道”,仍有其合理性。史学家钱穆先生反感人家老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因言下之意,“师”必定与“真理”分离。师、道不再合一,但世上仍有许多值得你我尊重、敬仰、追摹的老师。
    我有两个学生,受我讲课的启发,编了一册《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汇集人文学者回忆和描写其老师的文章三十二篇,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当代人文学术的脉络。我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假如承认好学者大都‘学问’背后有‘情怀’,而不仅仅是‘著述等身’,那么,最能理解其趣味与思路的,往往是及门弟子。理由很简单,亲承音旨,确实给了弟子更多就近观察的机会,使得其更能体贴师长那些学问背后的人生。因此,古往今来,弟子所撰怀想师长的文章,多得到学界及公众的珍视。”
    人们常说,学术传薪火,传什么,怎么传,这是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传具体的专业知识,相对来说容易些;传对于学问的执着与热情,以及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则很难。也正因此,我才会建议学生们阅读、听取此类“无关专业”但“有益人心”的演讲。
    清代学者戴震说过:“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 (见段玉裁《戴震年谱》)。如何解读这句话,历来众说纷纭。除了技术层面的考虑,比如过分讲究师承、盲目追随师长,也可能成为一种限制;还有兼容并包的重要性等,甚至你也可借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谈论“范式”的确立与转换。但还有一点,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那就是心情与志向。凡学术上开山立派的,都是有情怀在后面支撑,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操作。学步者往往只见脚印,忘记了前人迈出这关键的一步,背后是有心情的。清初的顾、黄、王,其学问规模及精神面貌之所以不同于后学,就在这个地方。
    今年是北大中文系创建一百周年,从年初到年底,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括召开十个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设立两个高端讲座(邀请国外学者的“胡适人文讲座”和邀请国内含台港澳学者的“鲁迅人文讲座”),出版二十册“北大中文文库”,刊行六种纪念文集(《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五院》、《我们的诗文》、《我们的园地》)等。有幸提前阅读众多系友文章,让我感动不已的,是那些对于师长们饱含深情的追怀——由此构建的“系史”,无法定于一尊,但却神采奕奕,且永远处在“生长”的状态。
    身处专业化时代,在大学课堂上谈志向、谈心情乃至学问中的诗意,似乎有点不识时务。别的院系我不敢说,对于中文系来说,只讲“功力”,不重“才华”与“性情”,并非好现象。尤其是目前的评估体系,大家比拼的是项目与成果,再也没人关心中文系师生的志向、情怀、诗心与想象力,这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