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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写在北大中文系百年诞辰之际

日期: 2010-10-12 信息来源:中文系

作者:陈平原 来源:《文史知识》2010年10期

    每一个中国人,自打牙牙学语起,就在进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为现代大学制度下特定的科系与课程,系统的“中文教育”(隶属于现代大学里的“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却只有百年历史。这里借北大中文系走过的坎坷历程,观察百年教育之风云激荡。

一、从书院教育到大学制度的建立
    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跟今天我们实行的大学制度,无疑有很大的差异。站在中文系的立场来观察,首先,以前的书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时何处,都是以人文学为中心的。到了晚清,随着西学东渐,现代大学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学”逐渐蜕变成众多科系中的一个。
    曾经的“不学《诗》,无以言”,成为遥远的神话;“文学”就这样被“边缘化”为一个特定的专业了。当然,古时学《诗》,不等于今天念“文学”,几乎涵盖了整个人文学以及人格修养等。在传统中国,“文学”是所有读书人的基本修养,而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在特定时空,如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南朝宋文帝的“四馆”,有过相当短暂的专门的文学教育外,其他时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是所有中国读书人的“必修课”。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整个世界都如此,18世纪以前的大学课程,都是以人文学为主导。直到19世纪,随着科技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继崛起,人文学科才逐渐从中心向边缘转移。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目标,声光电化(自然科学)、经济法律最有用,当然受到主事者的高度重视。只是在“拷贝”整个西方大学制度时,“文学”作为众多学科中一个小小的分支,也被纳入其中。
    1903年,晚清最为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重订学堂章程,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之洞,之所以主张“中国文辞”不可废弃,与其说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不如说是担心“西学东渐”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与传统中国文人普遍修习诗词歌赋,但只是作为一种“修养”不同,今天的中国大学里,“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专业”。专业以外,依然有很多人关注中国语言与文学,这才是希望所在。在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西学大潮虽然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学并没有垮掉,而是浴火重生。这点很让人欣慰。

二、为什么从1910年说起
    今天的中国大学(包括院系),都喜欢“追根究底”,校史及院系史越拉越长。江南某大学,创立第二年,就做百年校庆纪念活动,理由是他们的某个科系是从某某大学分出来的,而某某大学又与某某大学有历史因缘。一般来说,越早创立的大学及院系,历史长,积淀深,质量有保证,确实值得夸耀。但有一点,溯源时必须“言之凿凿”。我的看法是,做校史、系史溯源,还是“保守”点好,必须是正式的教学机构,有老师,有学生,有课程,有章程,这才算。简单点说,编“校(系)友录”时,能落到实处。
    常有人问,北大中文系为何以1910年为起点,而不是京师大学堂建立的1898年或京师同文馆建立的1862年?我们都知道,既然办大学,多少总有中国语言或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但作为一个专门的教学机构,却是分科大学堂成立以后的事情。1903年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里确实有“文学科大学”,其中包括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等。但光有章程没用,这些“门”当年都没有开办。直到1910年1月,学部建立分科大学堂的奏请获批,教员及学生到位,并于3月3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才算数。而这个时候的“文学科大学”,并非九门都办,而是先设中国文、外国文二门。
    换句话说,设想和实现是两回事。就好像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到底从何说起,我与北大校方就思路不同。校方称,应该从1917年算起,有《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名单为证。可你仔细看,那些“研究生”都是二三年级的在校大学生,是根据各自兴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这与今天公认的独立的教学及研究阶段,不是一回事。其实,这事蔡元培说得很清楚:1917年想做,但没钱,做不起来;真正做起来是在1922年,以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为标志(参见拙文《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文史知识》1998年5期)。

三、废门改系与院系调整
    对于院系来说,除了“生日”,值得关注的还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方面,思想史、教育史与学术史说法不一,落实到院系史那就更加微妙了。我的思路是:承认大学受制于整个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但不照抄政治史的“宏大叙事”。若说到北大中文系史上的关键时刻,我以为是1919年与1952年,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院系调整。后者不仅名称、地址、思想脉络、办学思路等都有明显变化,甚至可以沙滩的“红楼”与未名湖边的“博雅塔”作为象征。
    北大中文系最初称“中国文学门”,1919年方才废门改系。读五四时期的历史文献,有说“中国文学门”,也有说“中国文学系”,就因为1919年是个重要关口。那一年,不仅有大家熟知的五四运动,北大校园里还有“废门改系”这么件大事。说它是“大事”,因为与此相关联的是采用“选科制”,这就涉及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一系列问题。1910年的课程表未见,但我找到了1915—1916年“中国文学门”的课程,总共九门: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为了说明历史变迁,我拿今天的课程作对比: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北大中文系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总共是57门。换句话说,早期北大的课程非常简单——文史哲通史或通论,加上外语,就这些。那时教师少,学生也很有限,课程设置简单,可以理解。引入选科制后,对老师、对学生都是个很大的压力。学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老师也必须努力研究,不断往前走,才能给学生们开新课。借助《北京大学日刊》以及校史档案馆的资料,我们能够复原当初老师们上课的情况(参见拙文《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  《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6期及2010年1期)。细节就不说了,总的趋向是,废门改系及选科制的确立,对北大中文系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还有一个关键时刻,那就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北大从沙滩搬到燕园,不仅是校址改变,更重要的是院系重组。工科整个被切除,这且不论;中文系的一些老师被调走,如杨振声、冯文炳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但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调进很多学业专精的教授,更加上两年后将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在“院系调整”中其实是获益的。你会发现,1952年以后,北大中文系整体的学术水平,跟国内其他大学比,有明显的优势。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那时全国评重点学科,中文学门有11个,北大是5个,其他6个属于复旦、南大、中山等六所大学。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兵强马壮,占有绝对优势。但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现已不复存在,以后也不太可能出现。各大学都在励精图治,发展自己的优势项目及科系,彼此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像“北大中文”这样的老牌院系,面临很多严峻的挑战。
    除了这两个容易被人提及的关键时刻,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是语言、文学、古文献三足鼎立,这局面是如何形成的?1925年度的课程指导书里特别提出,除了一般的基础课程,为了让学生尽早确定专业方向,课程分为三组:A类是语言文字,B类是文学,C类是整理国故之方法。这所谓“整理国故之方法”,包含了我们今天的古文献专业,但不全是这个,还有考古学等。换句话说,自1925年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范围,就不是纯粹的“文学”,还包含“语言”及“文献”等。当然,从建制的角度看,1959年北大在全国率先设立古文献专业,并交给中文系统管,这对于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至于北大中文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新闻专业以及编辑出版专业,日后被转移出去;而新设立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还有语言信息处理等,也不是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所能够涵盖。故所谓“三足鼎立”,也只是个形象的说法,日后可能有新的拓展与变化。

四、师长风雅与同学少年
    谈大学史,很容易聚焦于若干著名教授;其实,对一所大学来说,学生比老师更重要。因为,教授是可以全世界招聘的,有钱就能做得到(大致而言);学生不一样,那是你呕心沥血,手把手教出来的。放宽视野,决定一所大学或一个院系声誉的,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旧事》与《北大往事》对着读,很有意思。我曾经撰文,谈论清华国学院的“神话”,称其得益于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参见拙文《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同样道理,北大中文系的声誉,也与历届学生的努力及追忆分不开。正因此,我们编六种“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时,专门做一册《我们的系友》,用一种不着痕迹的方式,表彰那些至今仍奋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因体例所限,政界、商界、文坛的优秀系友,只能用别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一到追忆往事,老学生们最常提及的,往往是当年的“师长”如何“风雅”;其实,“同学少年”同样值得怀念。以北大中文系为例,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谈及五四,常被提及的,多是师长辈。但请记得,那是一个以青年为主体的政治/文化运动。俞平伯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纪念忆往事十章》)这“三”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三种重要刊物——《新潮》、《国故》、《国民》。此三种刊物的主要编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翻翻系友录,我很惊讶,那时中文系的学生真有出息。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原(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政治/文化立场不一样,但都那么活跃,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有主张旧传统的(《国故》),也有希望介入社会革命的(《国民》),当年的北大中国文学门(系),是如此大度,容纳各种思想、学派以及政治立场。这特别能体现蔡元培校长的大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现在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或许没有当初的思想活跃,因其大都转入专业研究。这是整个社会环境决定的,不能怨学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依旧是很多人的梦想(能实现多少是另一个问题)。统计近十年北大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在国内及国外念研究院的,占百分之八十,这一专业化趋向,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大致吻合。虽然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但北大还是坚持精英教育。尤其是中文系,近二十年本科招生规模没有扩大,一直在80至100名之间波动。另一个值得夸耀的是,在北大中文系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国外高级访问学者,占全系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一直稳定在这个规模。北大若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文系有天生的优势(相对来说,物理学院就难多了),再加上我们从1950年代起就着意培养留学生,做起来得心应手。现在世人谈“杰出校(系)友”,大都局限于本国学生;其实,留学生中,也有出类拔萃者。

五、北大中文人的特点
    谈论北大中文人的特点,我害怕大字眼,比如“精神”等。因为“精神”这个词我看得很重,不愿意动辄赠与某人或某物。中文系提“中文精神”,物理系呢,难道叫“物理精神”?连“北大精神”、“清华精神”、“中大精神”我都觉得勉强。我更愿意谈谈北大中文系让人感觉温馨、或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很多追忆北大的书籍,如《精神的魅力》、《北大旧事》、《北大往事》等,你去看看,有许多中文系的奇人趣事。大家为什么多写中文系师生?我想,除了我们的学生会写文章,爱写文章,还有一点,就是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比较有个性。一旦讲起故事,功业不重要,重要的是独特的人格。中文系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个性,追慕自由,不受固有的条条框框束缚,喜欢根据个人的特质来选择生活态度、学术道路以及研究方法等。换句话说,站在民间立场讲授“北大故事”时,怪人多多、轶事多多的中文系,占很大便宜。
    如何追赶世界一流大学,我不只一次被人严肃追问。我的答复是:不能将我们的中文系跟国外著名大学的东亚系比,人家是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我们是本国语言文学研究,责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样。要比,必须跟人家的本国语言文学系比。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教学及研究机构,北大中文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有效地介入了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建设。这是一种“溢出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不仅仅研究本专业的知识,还关注社会、人生、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不是那个国家的学术主流;你不能想象“中国研究”在美国成为主流,同样也不能想象中国学术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对来说,本国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等)的教学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开,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我以为中文系师生有责任介入当下的社会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设。不是不要专业,而是在专注自己专业的同时,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与能力。说到底,“人文学”是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一种“技术”或“知识”,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
    这么说,不等于北大中文系教师都在关注当下,也有闭门读书,不问窗外事的。应该允许不同文化立场及学术趣味的教授各自独立发展,不强求一律。你整天上电视,名声显赫;我闭门读书,十年磨一剑:各有各的舞台,也各有各的听众。有骨有筋,有雅有俗,有内有外,这样的话,中文系才有活力,才可能比较“大气”。

六、中文教育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学文学的,容易情绪化,要不特自卑,要不把自己的专业设想得特伟大。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日渐专业化。以前有一句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晚清以降,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同是读书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这一大趋势,使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呈现两个方向:一方面,它越来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范围及功能大大缩小;但另一方面,它又掉转过来,逐渐变成一种“修养”或“趣味”——就好像画布上的“底色”,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在我看来,作为专家之学的“语言”/“文学”研究,必定是小众的;但若从“通识教育”入手,则前途无量。
    如何看待通识教育,以及如何处理与专业教育的矛盾,目前中国学界仍在摸索中。北大、复旦、浙大、中大,各有各的一套。哪一个更合适,现在很难说。人的求知欲望和可用时间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既希望让学生具有良好的修养,又要求其获得足够的专业训练,很难协调。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大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教你多少知识,而是教会你读书,养成好的眼光、习惯、方法和兴趣,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你永远学不完,在短短的四年里,不可能真的“博览群书”。“博”与“专”的矛盾,永远无法协调,就看你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问题,吵来吵去,没用。应该做一个全面调查,各院系的毕业生出路何在,日后工作中碰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回过头来,再谈如何进行教学改革。
    人文学被如此地边缘化,这是目前中国教育过分市场化的结果。等到国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那种将“求学”等同于“谋职”的趋势,会逐渐转变。整个社会弥漫着拜金主义,家长的期待、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大学的失职,导致学生选择专业时更多考虑毕业后的薪水(还不一定能实现),而很少坚持个人兴趣。我不敢提倡“安贫乐道”(确实有人勒紧裤带,只读自己喜欢的书,只走自己选择的路,但这不具普遍性),我想说的是,目前这种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实在不可取。其实,这些年中文系学生的就业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要好。相反,从全国范围看,最容易找不到工作的,正是所谓的“热门专业”。2010年5月5日《文汇报》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热门”专业风光不再》,说的是根据调查,十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包括工商管理、计算机、法学、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热门专业”。
表面上,人文学科处于边缘状态,但这些年仍在平稳发展。那是因为,传统的人文学科适应面广,对于学生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裨益。现在我们的教育进入了一个误区,即把大学当作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来经营,宣扬“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忘却了大学的责任。大学教育,是为你一辈子的知识及精神打底子,而不是职业培训。很多东西只需“岗前培训”,根本用不着你花好几年时间来学习。当然,学校性质不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批评的是那些本该志向远大的大学或院系,走上了“经济实用”的职业培训之路,那绝对是一个失败。
    这方面的思考,我写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当代中国人文学的“内外兼修”》(《学术月刊》2007年11期)等,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总的来说,我以为,在中国,“人文学”(包括中文系)最低潮的时刻已经过去,若调整适当,是应该“贞下起元”了。

七、如何给自己“祝寿”
    既然是“百年系庆”,当然得好好庆贺一番。当初有很多宏阔的设计,最后确定,别太张扬,还是以学术为中心来展开。除了10月23日的正式庆典,邀请广大系友回燕园聚会,其他的活动,都相当低调。比如,筹集资金创建“胡适人文讲座”(邀请国外学者)和“鲁迅人文讲座”(邀请国内学者),邀约十几所著名大学创建“海峡两岸研究生中文论坛”等,都是“可持续发展”的。这里着重介绍十个会议和两套丛书。
    十几年前,我参加完轰轰烈烈的北大百年庆典,随即赶往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参加布拉格查理大学为创建650周年而组织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当时我很感慨,大学以学术为本,热闹背后,必须有坚实的精神支持及学术追求。轮到中文系办百年庆典,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动员各专业,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因此,为纪念百年系庆,从一月份起,我们筹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一直持续到年底。这十个会议分别是:“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1月)、“中国典籍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3月)、“中国古代诗学与诗史”研讨会(7月)、“走向当代前沿科学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数字文献研究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8月)、“四川境内藏缅语——重构的原则及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国际研讨会(10月)、“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创新”国际论坛(11月)和“1930一1940年代平津文坛”学术研讨会(11月)。
    至于组织编纂20卷“北大中文文库”和六册“北大中文百年纪念”文集的缘起,我在《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写在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际》(201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中,有简要的说明。老北大的中国文学门(系)有灿若繁星的名教授,这回就不说了,因其业绩广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的诸多先生。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有鉴于此,我们将推出‘北大中文文库’,选择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游国恩、杨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骅、岑麒祥、浦江清、吴组缃、林庚、高名凯、季镇淮、王瑶、周祖谟、阴法鲁、朱德熙、林焘、陈贻焮、徐通锵、金开诚、褚斌杰),为其编纂适合于大学生/研究生阅读的‘文选’,让其与年轻一辈展开持久且深入的‘对话’。此外,还将刊行《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学友》、《我们的五院》、《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园地》、《我们的诗文》等散文随笔集,献给北大中文系百年庆典。也就是说,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的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的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
    北大中文系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也不乏坎坷和失落。这回之所以用心经营“百年系庆”,那是因为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机遇,抓住了,可实现大的突破。国家的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北大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路线图,配合“北大人文基金”的创立、“人文学苑”的即将落成,再加上中文系同仁的不懈努力,“北大中文”是有可能重塑辉煌的。
2010年7月2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