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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俭明:中文系人在鲤鱼洲

日期: 2010-10-19 信息来源:中文系

来源:新京报 时间:2010年10月20日
【纪念北大中文系百年】

    北大中文系陆俭明是老一辈教授,他经历过中文系的特殊岁月,值此系庆之际,陆教授回忆起40年前北大中文系知识分子们的“五七”干校生活,别有一番滋味,让我们在他的回忆中感受中文系曾经经历的难忘岁月。

1    969年深秋,我们随北大全校大部队来到了江西南昌远郊的鲤鱼洲。鲤鱼洲,原为鄱阳湖底的一角,由于该地区血吸虫严重,老乡们早已将该地弃而不用了,如今却成了北大、清华两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
    当时北大中文系大约70%的教职员工都去了鲤鱼洲。年岁最大的是岑麒祥老教授,已年过花甲了;年岁稍小一些的是冯钟芸、林焘、彭兰、甘世福几位,也五十多近六十的人了。我们中文系和其他各系,男同胞都住在大仓库里,一式上下层的双人床,一个挨着一个;女同胞住在大仓库路南的小仓库。一切按军事化编制。我们中文系开始是跟俄语系和图书馆学系合编为一个连,命名为七连,连长是俄语系总支书记倪孟雄。
    我们一开始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割草、割芦苇,成立了一个打柴班。这既为炊事班提供了柴火,又为置田做了准备;二是置田,按场部统一规定,每块田七亩半,长方形,四周打上田埂,并挖好引水渠、排水渠;三是在场部指定的地区为连队盖草房。竹子、稻草由江西省有关部门供应,我们自己负责盖房。竹子、稻草,不知由哪里运到鲤鱼洲堤坝外的。运到了,场部一声令下我们自己去扛,去背。竹子,都是大毛竹,一般都是扛,一人扛一根;力气小的也有拉的,或者说也有拖的。稻草,有的挑,有的背。盖草房的毛竹、稻草就这样一根根、一捆捆肩挑背扛运到建房工地。这三件事,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来说,累是不言而喻的,但那时好像大家都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每天早出晚归,硬是一项一项都圆满地完成了。

    大约一个多月后,盖起了连队的草房,在连队住处打了一眼地下抽水井,全连男女就都搬出原先住的大仓库和小草房,一起住到连队安排的草房内。
    连队位于鲤鱼洲的东北部。鲤鱼洲有一条河,最宽处有二十来米,纵贯鲤鱼洲东北至西南。为解决吃菜问题,连队组建了一个菜班,由我们中文系孙静任班长;菜班成员大多是各排的老弱人员。菜班负责在沿河垦荒种菜。别以为种菜轻松,成天蹲着锄草、浇水、护理菜苗,一天蹲下来也累得够呛。另外,炊事班也开始养鸡养鸭子,以便逐步改善连队生活。
第二年春耕来临之前,田块按要求,七亩半一块,都整治好了,很整齐;引水渠、排水渠也都挖好了,整修得笔直,水渠两边都拍打整修得光溜溜的,看着很舒服。
    场部考虑到有许多教员夫妇俩都来了鲤鱼洲,有的还带着孩子,总不能老分居着。所以决定利用冬季农闲时,盖一些砖房,供夫妇俩都在鲤鱼洲的教职员工居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
    盖砖房的砖当然是从别处用船运来的,运到鲤鱼洲后由我们自己去运到连队盖砖房的工地。由于我们连地处鲤鱼洲的东北角,搬运的距离不近。我们几个壮劳力还都挺能挑,一担挑30-38块砖(每块砖约四五斤重);也有人用一条绳索一块托板用肩背。反正各施其能。盖砖房还得要瓦。场部决定自己制作水泥瓦。为此去买了台打瓦机,并将这个制作水泥瓦的任务交给了七连。七连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要我带一班人马边学边制作水泥瓦。
    我们一起干活的,记得有张少康、黄修己、左言东、周先慎等八个人。岑麒祥先生也分到制瓦班,不过他老先生不是跟我们一样制作瓦,而是负责给制作好的成品瓦每天浇水。制作瓦,先要洗沙子,专门造了一个洗沙池;洗沙的水用一个柴油泵从河里抽取。将洗好的沙,按一定比例与水泥搅拌。我们当时用的都是400号水泥。搅拌不用机器,都是人工搅拌。
    水泥和沙搅拌好了就可以开始上机制作瓦了。虽有专门的机器,但要制作出合乎规格的高质量的瓦也不容易。开始造出来的,十有八九是废品,但大家学得很认真,很快就掌握了制作水泥瓦的技巧。我们一天两班倒,大家白班夜班轮流干。大家干得很卖力,也很出色,废品率很低很低。一个冬天我们就一直干制作水泥瓦的活儿。最后我们圆满完成了场部交给的任务。看着农场各连队所盖起的一排排红砖平房,想着那平房屋顶都铺盖着我们亲手制作出来的水泥瓦,那成就感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会露出一丝微笑。

    在鲤鱼洲,我们中文系一排。不管年岁大小,不管农活会干不会干,大家都很卖力,也都很自觉。在劳动过程中,不少人获得了“封号”。张少康、何九盈、杨必胜、徐通锵、倪其心、郭锡良、裘锡圭、周强和我都比较有力气,被称为“一等劳力”。裘锡圭虽不是太会干活,但力气特大,大家送给了他一个“裘大力”的美称。周先慎力气不大,但很会用力,什么活儿都干得不错,不亚于壮劳力,大家也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巧克力”。陈贻焮,是犁田的好手,也是插秧的能手,他年岁比我们大些,大家就尊称他为“陈老农”。来鲤鱼洲后,各连的厕所要我们自己盖,这个任务是由周强领着一帮人完成的。周强亲自设计,亲自指挥,带头实干,大家曾一度称他为“厕所工程师”。场部要求各个连随时要向场部汇报情况,写简报的任务,连队就交给了严绍璗,于是大家就叫他“严简报”。吉常宏,由于他年纪较大、结婚较早,在校时大家就叫他“吉老”,到了鲤鱼洲让他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参加演出,在一个话剧里让他演了老地主,于是后来就不叫他“吉老”了,叫他“老地主”了;可后来又因他力气较小,又让他去放牛,于是又称他为“老牛倌”了。彭兰,年岁大,身体又不是很好,可挺会写诗,在田间地里不时用诗歌鼓动大家,所以有人称她为“七连女诗人”。

    再来说说鲤鱼洲的伙食。
    我们的伙食有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刚来鲤鱼洲时,主食,稻米敞开供应,没有定量,当然都是机米,即籼米;副食,就对不起了,当时全国副食供应都十分紧张,江西更不足,因此当时场部提出了一个口号:“不跟江西人民争菜吃!”所以我们每顿饭都是咸菜酱油汤,酱油汤面上略漂几片不知大厨师从哪里弄来的绿色菜叶,以示安慰。
    由于有菜班种菜,副食就逐渐改善。我们连的大厨师是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崔庚昌,大家亲切地叫他“老崔”。他很会做饭,做出来的饭菜,喷香;有时他去鄱阳湖边买到一些鲜鱼,其中不少是鳜鱼,经老崔一烹调,煮出来甭说有多鲜美。记得我们到鲤鱼洲后的第一个元旦,场部给每个连一头活猪,叫我们自己杀。怎么杀?就犯难了。知识分子好争论,有的说该抹脖子,切断气管;有的说该捅心脏,让血都放出来,争论不休。最后还是请后勤连的一位师傅来帮着杀的。大概是为让大家解馋,老崔特意煮了一大锅红烧肉,让大家放开吃。每个人都吃了不少,最多的,像张仲纯、张少康等一顿就吃了两钢精饭盒。大家吃得过瘾哪!后来连队自己养猪了,鸡鸭也养得越来越多,伙食就一天好似一天。吃着自己亲手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鸭和鸡蛋鸭蛋,吃着自己养的猪肉,别有一种滋味,别有一种喜悦。
    上面说到,江西盛产稻谷,基本不种麦子。开始上面配发的粮食都是机米。后来,考虑到教职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人,他们习惯吃面食,觉得米饭不经饿,所以后来配发一定数量的面粉,可以每半个月吃一次馒头花卷糖三角。吃饭也吃出对子来了。忘了是谁,一边吃着糖三角,一边高声说:“我想到一个上联,‘糖三角三角无糖’。哪一位来对下联?”可是也没有人能对出下联。过了俩月,中文系老教务员冯世澄先生也来鲤鱼洲了。一天,又轮到吃面食的日子,跟冯先生说起了那糖三角的上联。他觉得上联出得好,有意思。当时,他并没说要对出下联。过了两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宣布,那糖三角的上联,有了下联了,那就是“蜜四果四果有蜜”。果者,果子,即糕点也。如今北方一些农村就将糕点称为果子。旧时过年过节走亲戚,送的礼物就是一盒蜜四果。显然,冯先生的下联对得非常好,上下联为:

    糖三角三角有糖
    蜜四果四果有蜜

    不过没有人出横批。我想横批可为“甜甜蜜蜜”———这也是一种苦中作乐之“甜蜜”。

    鲤鱼洲,号称是“北京大学鲤鱼洲分校”。1970年,全国一些高校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鲤鱼洲分校也招收了一批,中文系招了一个班。在工农兵学员进校之前,连部决定由中文系原副系主任向景洁和谢冕二位任正副组长,负责组织教改小组,成员有张雪森、乐黛云、周先慎等,由他们先设计教学计划。
    他们很认真,设计了一个方案,课程部分政治课是少不了的,当然有一些新课,如有讲样板戏的课,但也有一些中文系文学专业和汉语专业的传统课程,其中当然会有中国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结果这个教学方案一拿出来,就被领导给否了,还被扣上了“封资修回潮”的大帽子。向景洁和谢冕的职位也给撤了,另任命袁良骏、闵开德为正副组长。
    后来定的课程除了政治课外,主要都是一些实用写作方面的课程。学生刚来鲤鱼洲,一切感到新鲜。但他们是来上大学的呀,可他们一天上不了多少课,几乎一半时间是劳动,这哪像大学呀!这些工农兵学员开始有意见了,甚至抱怨了,于是军工宣队在学员中开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的教育。可实际并没有解决问题。为稳定学员情绪,军工宣队决定将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拉到井冈山去,进行采风(收集革命民歌)和写革命领袖、革命家史的教学实践活动。出发那天清晨,全连列队欢送。他们步行到大堤,乘上三辆大卡车,冒雨出发了。到傍晚只见他们都耷拉着脑袋走回来了,大家口里不说,心里想“大概出事了”。果不其然,由于道路泥泞,车轮不断打滑,其中一辆翻车了,滚到堤坝下,我们同一教研室的张雪森同志和一位上海来的学员牺牲了。
    获此噩耗,大家悲痛至极。我闻讯张雪森不幸遇难,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这起交通事故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当时车行进到清华大学农场时,仅几里地的路程就走了好几个小时,清华大学就劝他们等雨停了再走,可就是不听。这也不能怪大家,因为当时一再大批“活命哲学”,谁敢冒着挨批的风险哪?应该说这起事故完全是不讲科学、狠批所谓“活命哲学”所带来的恶果!

    刚下鲤鱼洲不久,连队开展了“镰刀斧头”的讨论。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虽在农场五七干校,政治学习还是雷打不动,天天要抽时间进行。开始,当然首先是开展“走五七道路”的教育活动。在讨论中,叶蜚声发表了一个看法,说“镰刀就是镰刀,斧头就是斧头。让镰刀当斧头用,或者让斧头当镰刀用,既不实用,也是浪费”。这应该说是大实话。可这给军宣队、工宣队抓住“批判对象”了,并上纲上线,说这是对走五七道路的不满。于是开展了一周的“要不要走五七道路”的大讨论。说实在大家心里明白,老叶的话(大家都亲切地叫叶蜚声为“老叶”)是合乎真理的,但谁敢顶军、工宣队呀?只有个别人猛上纲上线,一般都只是说“比喻不当”马虎了事。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此所谓“走五七道路”,对科研、对教学来说实在没什么好处,对个人学术成长也很难说有多大帮助;但是,对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应该说留下了难忘的经历与记忆,也了解、懂得了不少知识与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