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110周年系庆纪念 | 先生杨晦:文艺与社会

发布时间: 2019-12-04   来源:

编者按:2019年1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以此会议为开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围绕杨晦先生在创作、治学、教育等方面的宝贵精神遗产,策划组稿纪念专辑,跂望硕德名贤嘉言美行,光大先生之余风,以启未来。

他是作家,是老师,又是战士。

——穆广仁《作家,老师,战士》

 

在将要结束这篇纪念杨先生的文章时,我想到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用它来形容杨先生的一生,我以为也是很恰当的。

——严家炎《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

 

回忆起来,他的外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头发。先生的头发晚年已经雪白,但一根根直立着,好像一丛银针,绝不偏倒;好像一束芒草,追逐日光。这种怒发冲冠似的头发,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鲁迅。

——董学文《英名永忆赵家楼——纪念杨晦先生百年诞辰》
 
 
(杨晦先生)
 
杨晦(1899.3.25-1983.5.14),原名兴栋,后改名晦,号慧修。出生于辽宁辽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与朱自清等人同班。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作为第一批学生冲进赵家楼。毕业后辗转各地任教。1925年,与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商定出版《沉钟》周刊。1949年被聘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于翌年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直到“文革”开始。主要著作包括剧本《谁的罪》(1922)、《来客》(1923)、《楚灵王》(1933),独幕剧集《除夕及其他》(1929),译作《悲多汶传》(1927,现译作贝多芬)、《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1929)、《当代英雄》(1930)、《雅典人台满》(1943),文学论集《文艺与社会》(1949)等。杨晦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作家”“教育家”“五四运动老战士”,为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和北大中文系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9年是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本文旨在介绍杨晦先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贡献,以遥寄对杨先生的缅怀之意。
 
一、从农民之子到五四先锋
    1899年3月25日,杨晦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营盘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杨晦的父母都是文盲,但却颇有远见。尽管当地缺乏良好的文化氛围,但他们还是坚持把杨晦送到学堂读书。杨晦八岁入本村私塾,两年后转入邻村八家子读初小,第二年又转到小烟台镇读初小和高小。杨晦读书很用功,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国文。十四岁时,杨晦高小还未毕业就自己跑出来以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辽阳县立中学。
 
    然而,客观条件还是暂时中断了杨晦的学业。1916年,辽宁闹大灾荒,杨晦只好停学。为谋生计,他考入设在沈阳的东三省邮务管理局,在这里做了11个月的邮务生。杨晦一边当学徒,一边阅读《新青年》等报刊,初步领略到外面的时代新潮流。第二年春天,杨晦返校学习。1917年夏,杨晦启程前往北京,并成功考入北大哲学系,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杨晦所在的班上很多同学都成了后来卓有成就的名人,包括作家和学者朱自清、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在北大就读期间,杨晦参与了校内组织的新闻研究会,并广泛涉猎各种刊物,受到北大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和洗礼。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杨晦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当天的学生运动,并作为几位先锋之一率先进入曹(汝霖)宅赵家楼。尽管曹汝霖不在,却教训了适时出现的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此人的身份)。“火烧赵家楼”成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给当局政府和全国人民以极大震动,在历史上留下了醒目的一页。对于“火烧赵家楼”的往事,杨先生显得很低调,他说:“那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伟大。”杨先生过逝后,王力先生曾为其拟过一幅挽联:“文论长怀陆子赋,英名永忆赵家楼。”后一句所称颂的,正是杨先生当年作为五四先锋勇闯赵家楼的事迹。
 
(北京大学学生游行)
 
五四落潮后,杨晦于1920年回到辽宁,在沈阳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然而仅一学期,就因宣传新文化启蒙教育运动和支持学潮受到通缉,被迫离校。经此挫折,杨晦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1921年,杨晦转到河北定县省立第九中学教书,并更名为杨晦(原名杨兴栋),以示愤慨和自励。
 
二、筹办《沉钟》:“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1923年秋,杨晦又辗转来到北京孔德学校中学部,并在北京结识冯至等人,开启了其文学生涯中的重要一章。在这里,杨晦与冯至、陈炜谟、陈翔鹤等人朝夕相处,感情日深。1925年,四人在北京重聚,决定创办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冯至受到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的剧作《沉钟》的启发,又在几人商议处的北海公园看到“天际有一颗巨大的流星滑过,随后不知从什么地方又传来几声钟响”,于是提议将他们的刊物命名为“沉钟”。霍普特曼的《沉钟》享有盛名,曾有文论家认为其题旨在于“艺术家若要完成他的理想,必须献出整个的生命,忘怀家庭与世俗的生活,要有足够的勇气独行其是。那些不敢这样做的人,就不能攀登艺术的高峰。”对于这样一种将艺术坚持到底的精神,四人都十分赞同。由于刊名的缘故,后来就有人把他们创建的团体叫作“沉钟社”。沉钟社的分工大体如下:陈翔鹤和陈炜谟写小说,冯至写诗,杨晦则主要写剧本。1925年10月,《沉钟》周刊正式发行,篇幅较少,每期仅8个页码,由四位创办人出资自费印刷。但尽管如此,自费印行仍遇到很大困难。到1926年2月,《沉钟》在出版到第10期时不得不暂时停刊。
 
在沉钟社中,杨晦最为年长,其他三位成员都把他当作兄长看待。因此,杨晦自然成为社团的核心。再加上杨晦性格坚强,具有自觉而强烈的担当意识,其他成员对这位“兄长”十分敬重。冯至在给杨晦的一封信中说:“茫茫人海,除了我的父亲,便是慧修了……。”陈翔鹤也在信中说:“我平常是完全不服人的,在你面前,无论是对与不对,至少都也要服从几分,我对你时常都有‘长兄’的感觉。”
 
(冯至致杨晦的书信)
 
让沉钟社的社员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大努力,但《沉钟》却一时间没有取得很大的反响。冯至在给杨晦的信中说:“自从出版一月以来,我们的刊物真像是走入无人的旷野。”陈翔鹤也很着急:直言《沉钟》“仍是‘沉钟’,沉着不响!”对于刊物遭遇的冷漠,杨晦也有些受打击,但还是表明了坚持的态度,在《沉钟》第10期的《无题——代启事》一文中宣示:“有人说,我们的社会是一片沙漠。——如果当真是一片沙漠,这虽然荒漠一点也还静肃;虽然寂寞一点也还会使你感觉苍茫,何至于像这样的浑沌,这样的阴沉,而且这样的离奇变幻!……总要竭尽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继续下去。”令沉钟社的成员们感到欣喜和振奋的是,就在《沉钟》处于孤寂无闻的状态之中时,他们的文学活动得到了他们所崇敬的鲁迅先生的肯定。在《野草·一觉》中,鲁迅引用了《沉钟》发表的《无题——代启事》,并为这“人间”有沉钟社的青年这样的“粗暴的灵魂”而感到欣慰。但同时鲁迅又对沉钟同仁只满足于“搞翻译、写诗”而“不参加实际斗争”有所批评,实际上指出了沉钟社与其前身浅草社在致力于“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的同时,也造成了自身的“寂寞”,没有与社会取得更深的关联。然而鲁迅对这个年青的文学社团是仍是珍爱的:“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三、“文艺与社会”:建国之前的文学创作、译介和批评
杨晦的创作实绩主要体现在戏剧上。1922年,杨晦以河北当地流传的一个婆婆虐待并害死儿媳的故事创作了社会问题剧《谁的死》。1923年创作四幕话剧《来客》。1929年,杨晦的独幕剧集《除夕及其他》作为《沉钟丛刊》第5种由沉钟社出版。1933年又创作五幕历史剧《楚灵王》。杨晦这一时期创作的不少剧本都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而戏剧显然也是暴露社会问题的一个比较适合的文体形式。关于杨晦对戏剧的钟情,冯至认为,由于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杨晦“有一种蔑视艰难困苦而勇于同艰难困苦作斗争的坚强性格”;但同时由于经常看到农民遭遇到各种苦难,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平之事,“他也时常流露出忧郁的心情”。这使得杨晦得以与西方的一些悲剧产生共鸣,并将这一情感共鸣带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农民出身又使杨晦的创作带上了一种“农民视点”,使他对社会底层人民带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和眷顾,他的早期剧作可以看作他以文学的方式与这些下层小人物之间产生心灵交流的对话。此外,杨晦的戏剧在风格上则“充满散文诗的气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而杨晦的剧本多未曾在舞台上搬演,这与其散文化的文体风格不无关系。
 
(杨晦先生独幕剧集《除夕及其他》)
 
除了文学创作,杨晦在文学翻译上也多有创获。杨晦的一些译作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埃斯基拉(今译埃斯库罗斯)的《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莎士比亚的《雅典人台满》等,都是当时最早或较早的中译本。从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上来看,杨晦比较倾向于西方悲剧或现实指向较强的作品。在为《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杨晦写道:“人生是一种试炼,是一种凄惨的试炼。你要强韧地忍受痛苦,要坚实地承受磨折,你要愤激,你要愤激地反抗一切。要于百炼之后如同精金一般,要于疮痛之余不肯低头;这才显出真正强者的本色。”在《雅典人台满》中,杨晦又特别关注其中的“黄金诅咒”:“黄金呀!黄澄澄的,闪光的,贵重的黄金呀!……这么多的这种东西会使黑的白,丑的美,错的对,贱的贵,老的少,怯的勇起来的。”其间不难看出杨晦作为译者在其中隐含的情感力量。
 
在文学创作与翻译之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杨晦的文艺批评。杨晦的文学批评始于抗战之后。抗战期间,杨晦先后发表了《艺术之宫的陷落》《曹禺论》《沙汀创作的起点和方向》等文章,其中的一些收入1949年出版的文学论集《文艺与社会》。从杨晦为自己的文集所起的书名来看,其文艺批评的基点实际上紧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与他的剧作和译作中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是一以贯之的。杨晦的“文艺-社会”观后来又在其“文艺公转自转说”“农民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命题中得到体现和完善,并主导着他日后的文艺理论研究。
 
四、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期:“寂寞”与坚守
与许多作家不同,杨晦并非把文学创作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在他看来,他还有“比写几个剧本更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晦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在学科建设和培育人才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严家炎先生评价杨晦与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有契合之处,“前一句可以着重概括杨先生在旧社会几十年的斗争,后一句则可代表他在教育事业上长期的无私奉献。”
 
由于在建国初期长期担任系主任,杨晦对北大中文系的学科建制产生了很大影响。1953年,北大学习苏联模式实行教学改革,在此契机下,杨晦着手建立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两个“专门化”,并成立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语言学和写作等教研室。1959年增设古典文献专业,与文学、语言两个专业构成中文系“三足鼎立”的专业体系。如今北大中文系的专业体制仍沿此格局。除了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还兼任系里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一职,对推动北大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影响深远。当时教育部请苏联专家毕达科夫来北大讲学,并在北大设立了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班。毕氏采取其老师季摩菲耶夫的体系,在北大讲授《文艺学引论》。但杨晦认为苏联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并不完全契合,他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国文艺思想史,探寻中国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轨迹,并产生了建设“中国文艺思想史”学科的构想,主张打通文艺思想史和哲学史,将文学之外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等也纳入研究对象当中。“中国文艺思想史”体系宏大,其建立并非一时之功,但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作为中国文艺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借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杨晦在担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期间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中文系不培养作家。”1954级本科生刘绍棠在入学之前已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但杨晦却告诫他说,如果刘只停滞于此还只能算是“小作家”,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并列举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为证。此外,杨晦主持系务十多年一直坚持语言、文学不分家,主张“语言专业固然要学文学,文学专业也要学语言学课程”,强调语言和文学的有机联系。这遭到了部分同学的反对。1959年教改高潮时,有同学在文史楼门口贴出了一张漫画,画里一只公鸡两只脚分别站在语言、文学两垛书籍上面,以“有鸡联系”讽刺杨晦所谓“有机联系”。对此,杨晦坚持自己的原则:“什么事都要分清是非。”但对学生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长期的无私奉献”伴随的也可能是长久的寂寞。胡乔木曾用“半生寂寞”来评价杨晦从建国到去世的这段生活。一方面可能是指杨晦为人谦逊,做事不求人知;另一方面也是说杨晦的坚守和执着在当时那个年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例如,针对当时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资本”就是“知识”,杨晦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不符。此外,针对当时青年人急于求成的集体科研,杨晦反复强调加强基础的重要性,这些都与“时宜”相抵牾。在“整风”时,杨晦被当作中文系的“修正主义”来批判,其压力不可谓不大。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杨晦生前最为崇敬鲁迅,特别是其“一生到老志不屈”的坚韧精神,而杨先生自己也是这样践行的。
 
(杨晦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结语
作为一位“战士”“作家”“老师”,杨晦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文艺与社会”。值此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谨向其致以深切的缅怀和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杨晦:《除夕及其他》,北京:沉钟社,1929

杨晦:《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

杨晦著,董学文编选:《杨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中国新文论的拓荒与探索——杨晦先生纪念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詹冬华:《杨晦评传》,合肥:黄山书社,2016

文字:胡海洋
图片:引自北京大学校史馆
编辑:周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