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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系庆·纪念杨晦 | 温儒敏:北大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

发布时间: 2019-12-16   来源:

编者按

作者温儒敏,1946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曾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

杨晦先生个子矮矮的,略瘦,一头花白浓发,一身好像从来不换的蓝色中山装,走在校园里,是普通不过的老头。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可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一位曾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1978年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时,先生还健在,常听到这位“老主任”的故事,比如他“五四”游行时参与“火烧赵家楼”等等,可惜没有听过他讲课。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据说参加者不多,他直接教过的学生起码都八十岁以上了,而现在的学生对杨晦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我也因故未能参加他的纪念会,只能写篇文字寄托我的思念。

年轻时的杨晦先生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离校往台湾。一个多月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指定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临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维持“过渡时期”的工作。魏建功做了一年多,苦不堪言,便由杨晦先生接任,那是1950年7月,可谓百废待兴的时期,教学很不正常。他当系主任后即遇上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大调整,那是新政权的要求。中文系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为此北大中文系就精简了小一半的课程,诸如校勘、音韵、训诂等一类比较偏的课,都停了,增设了现代文学、中学国文教学法、新文学概论和时事学习等新课。这不是杨晦先生本人的想法,而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其实杨晦还是主张北大要培养比较专门学问的人才的。1953年,全社会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学实行所谓“专门化”,也就是加强专业分工,于是杨晦便顺势借这个“名堂”,建立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两个“专门化”,并成立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语言学和写作等教研室。别小看这个举措,如今北大中文系的专业体制仍在承续此格局,只是后来略有增补。1959年增加了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语言两个专业构成了北大中文系“三足鼎立”的专业体系。这其中,杨晦无疑是起了大作用的。

杨晦先生被学界记住的,还有他致力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是新事物。1954年,杨晦率先在北大主持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当时邀请了苏联文艺理论专家、基辅大学副教授毕达科夫(苏联著名理论家季莫维耶夫的学生)来研究班上课,帮助建设文艺理论学科。虽然“学习苏联”的课程带有浓厚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色彩,但总是激励了学生读书,古今中外的经典都读,成效显著。这个班开办三年,培养学员15人,更多的是来自全国的进修教师,他们一边旁听,一边把笔记寄回各自所在的大学,也都陆续开设相关课程。研究班和进修教师中很多后来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包括胡经之、蒋孔阳、霍松林、王文生,等等。后来中文系又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杨晦先生是全国最早带研究生的少数导师之一,其门下果然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比如文学史家严家炎、美学家胡经之等。杨晦先生后期治学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文论,讲授“中国文艺思想史”和《礼记 乐记》专题课,指导年轻老师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选”。如今“中国古代文论”跨越“古代文学”和“文艺学”,成为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不该忘了杨晦先生的开拓之功。

杨晦先生与学生

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主持系政,诸多掣肘。1952年8月,燕京和清华的中文系合并到北大。1954年,原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王力也调入北大。北大中文系师资队伍空前强大,但人事矛盾也多了,系主任杨晦要做许多平衡,承受的压力是大的。而他始终在想办法维持北大自由开放的学术传统,使中文系有相对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教学走向正轨。     

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6月,北大中文系再次调整充实了课程。除了加强古代汉语这一重头课,还逐步恢复了文字学、音韵学、汉语史一类课程,增设了古代诗词、古代散文等全系通选课。要求学生多读书,一些基本的书比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是要通读或者背诵的。还组织学生到各地做方言调查与民歌采集。当时刚刚从“困难时期”缓过来,人们注意总结“左”的教训,杨晦先生主持的课程调整往“务实”努力,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文学科中,是带有示范作用的。其中注重多读书、打基础这个经验,对于当今的中文学科教学,仍然富于启示。可惜不久便爆发“文革”,课程建设的推进便化为乌有。

我读研究生时曾找过杨晦先生的一些论文来读,知道他是偏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文学的,这是第一代文艺理论家的共同点。他四十年代写过一些颇有影响的评论,后来结集为《文艺与社会》(上海中兴出版社1949年出版),其中对文艺思潮和现象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论”的。杨晦认为文学不是孤立的,只有从社会关联和文化背景中才看得清楚。他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比作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地球有自转律,又有公转律,文艺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但文艺的发展又要受到社会发展的制约。这就是文艺的自转律和公转律,文艺要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文艺和社会的“自转”和“公转”的关系。这的确实是很实在的比喻。杨晦生前出版专著不多,他的文艺思想更多地体现在课堂上和讲义中,体现在他所建立的文艺学学科和学生培养上。他给学生讲授“文艺学”、“文学概论”、“文艺理论专题”等课,问题意识强,重点“研究文艺理论,解决文艺上的各种难题”,很注重从“文艺与社会基础”“文艺实践与社会实践”等角度去解释文学现象。

杨晦先生从1950年起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有16年之久,是历届系主任中任期最长的,他的办学理念对中文系的建设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很多老学长回忆,杨晦总是强调大学期间学好基础知识,不急于求成,不着急发表文章;他强调做学问要有开阔的视野,坚持语言、文学不分家;他的那句“名言”:“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系,是培养语言文字工作者的系”,曾经给许多报考中文系的文学爱好者泼一头冷水,虽然此观念至今仍会引起争议,但他对中文系教学的定位显然是有过深思熟虑的。1954年作家刘绍棠在中文系刚读了一年就要求退学专门从事写作,杨晦先生批评他说,你写了几本小说只算是个小作家,如果想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学者。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有“紧跟”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学问中人,具体到教学,他还是尽量坚持让学生打好基础,扎实问学。

“老主任”杨晦的经历颇有些传奇。1889年,杨晦出生在东北辽阳小营盘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便到当地邮局当学徒。他很刻苦,边工作边学习,1917年居然考入北大哲学系。“五四”运动时,血气方刚的杨晦曾是“火烧赵家楼”的“干将”之一。1925年,他又和冯至等人创办文学社团“沉钟社”,那是被鲁迅称为“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北大毕业后,杨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等30多所高校教过书。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直到1983年去世。五十年代中期,教授分三级,二、三级多,一级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数量极少。北大中文系当时很骄傲地拥有4位“一级教授”,杨晦便是其中之一(另三位是王力、游国恩和魏建功)。

 

纪念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
本文插图来源:北京大学档案馆
作者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