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董洪利教授，鼓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北大中文系于2021年设立董洪利教授纪念学术奖，并启动首届评奖活动。
第一届董洪利教授纪念学术奖共收到参评作品28件。经过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奖委员会两轮匿名评审，共有12位同学获奖，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
刘贝嘉（中国古典文献学2019级博士生）
成果题目：
于敏中年谱
成果简介：
于敏中是乾隆朝秉轴持钧的重臣，一生参与众多军国大事及官书编纂，享有极高的声誉。于氏早岁状元及第，先后视学山东、浙江，遍历兵部、刑部、户部，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兼方略、国史、三通、四库诸馆总裁。卒后入祀贤良祠，备极哀荣。后因甘省捐监冒赈一案的牵连，终被撤出贤良祠，并革去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其生前身后之毁誉，均与乾隆政坛息息相关，折射乾隆一朝的政治、文化生态。
近年学界对于敏中之关注多集中在《于文襄公手札》上，然对于氏之生平、事功，尚缺乏整体观照。兹排比事实，条其岁月，撰为是谱。凡档案、方志、族谱、行述、墓志、日记、信札、笔记、诗文集内可资相信者，俱择要编入。间附按语，用以考订时日，辨明异说，厘清史实。庶于研治清史者稍有涓埃之益。
二等奖
高树伟（中国古典文献学2019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海虞二冯旧藏《文心雕龙》明抄本底本考——兼证《隐秀》篇补文之伪
论文简介：
《文心雕龙》因宋本不存，引发探寻此书宋本状貌及《隐秀》篇补文真伪等问题的持续论争。经目验国家图书馆、常熟图书馆所藏两部明抄本，以探究其底本来源为导向，从序跋、递藏源流、版本校勘等多方面入手，对海虞二冯旧藏传言据“钱功甫本”抄录的两部明抄本做了系统研究。据校勘结果，这两部明抄本与元刻本存在异文处，多与明万历三十七年梅庆生音注本中汇集的诸家校勘及梅氏校改文字相合，且与天启二年梅氏第六次校定本校改的数百字大都不合。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与明万历三十七年梅庆生音注本关系密切，其底本应非宋本。《永乐大典》卷9415-9417“心”字下所载《文心雕龙》旧本全书，据纪昀所记文本特征，最可能为元刻本。综合考量《隐秀》篇补文传抄背景、文本源流，判定出于伪作。
马 尚（中国古典文献学2018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台湾历史博物馆所藏甲骨新缀新见
论文简介：
众所周知，甲骨文新材料的来源有两途，一是甲骨出土，二是甲骨缀合。1929-1930年，河南省政府遣何日章在安阳小屯村挖掘出约3600片甲骨，后大部分运藏台湾历史博物馆。这批甲骨虽经著录，但仍有近一千片未经刊布。近年，李宗焜师将这批甲骨全部修复、拍照。我们借助新照片和旧有拓本、摹本整理了这批材料，缀合了40组甲骨。通过缀合，拼出了一例新见字形即“葑”的象形初文，揭示了一例“亘”形与“己”形的讹混，拼出了一些重要辞例，如“赐多子女”“兹云其雨”等。其中31组缀合为这批甲骨的自相缀合（已经实物验证），此外，还有3组为与刘鹗旧藏甲骨的缀合，2组为与刘体智旧藏甲骨的缀合，4组为与上海博物馆代管的上海所见甲骨的缀合。与台历博甲骨的缀合，有助于提示这些甲骨的来源。我们还收集了这批甲骨所见新字、新形和重要辞例，新字可举“㜤”字，新字形可举“牝”“屯”“乍”等字异体，重要辞例如“
小子”“
旧宾”“小多马羌臣”等。
三等奖
杜以恒（中国古典文献学2018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永乐大典》引《仪礼》考实——兼论《大典》编纂来源的复杂性
论文简介：
《永乐大典》所引《仪礼》经、注、疏与原文颇有差异，并非原本。《大典》“丧”字下《国恤》所引全部《仪礼》及部分《周礼》《礼记》出于北宋本《通典·丧制》之“周制”部分，《国恤》所引大部分《周礼》《礼记》及全部《尚书》《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则出于元西湖书院本《文献通考》。《国恤》仪节架构亦是据《通典》《通考》二书拼合而来。《大典》韵字下“总叙”所引《仪礼》出于宋绍兴本《艺文类聚》、元延佑本《六书故》等类书、字书。《大典》其余条目所引《仪礼》经、注、疏则全出于宋南康道院本《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通典》《通考》《通解》等书引《仪礼》时普遍进行了删节改写，甚至混入《礼记》《国语》等他书内容，导致《大典》所引《仪礼》殊失本真。《大典》在编纂礼制、文字等专门内容时，很可能大规模转引前代所编分类精细的礼书、政书、类书、字书，这正是《大典》得以速成的主要原因。在利用《大典》引文辑校典籍或使用前人《大典》辑本时，应充分注意《大典》编纂来源的复杂性。
王 翊（中国古典文献学2020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商颂·长发》玄王传说新探
论文简介：
根据出土文献用例，可以将《诗·商颂·长发》中“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中的“达”破读为“彻田”之“彻”，把“率履”解释为金文中表示踏勘地界的术语，“发”解释为耕种起土，从而揭示出《长发》中与农业、土地相关的独特商族始祖形象。将这一形象纳入豳公盨、《厚父》等出土文献所见的族源传说叙述模式考察，讨论西周春秋时期救世神话与族源传说的结合，可见古人族源传说多以禹传说为背景，强调本族始祖在天人秩序中的特殊地位，服务于本族群凝聚和发展的需要。这一玄王形象在西周春秋时期被根据周代官制重新理解，产生“契为司土”传说，而后演变为“契为司徒”传说，玄王传说中教化民众的内容既直接演变为“契为乐正”传说，又和“契为司徒”传说合流，形成独特的传说演变序列。
黄芷欣（中国古典文献学2019级硕士生）
论文题目：
《游仙窟》注者考
论文简介：
本文主要考察唐传奇《游仙窟》的注者。近百余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注者身份争论未休，但从现有古注文本来看，其形成应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叠加的过程，故需先了解注文的面貌与类型，离析注文的层次。因其类型庞杂，本文初步分为无署名注（引书类、解说类、“一云”类）与署名注（夫蒙、陈、陈三）两类。另外，注文中的“陆法言曰”“《切韵》曰”经考证可知其所据音系不同，“《切韵》曰”类产生较晚；而包含“今”“今人”的地理、口语类注文与唐代实际情况相合，因有部分为夫蒙注，其为唐人的可能性较大，陈、陈三注与夫蒙注的形成年代应相近。最后为对前人“非唐人说”的一些反驳，及对注文生成层次的推测。本文认为署名注形成时间较早，可能是当时的讲读记录，“一云”类为当时其他说解家，而其他无署名注应产生在上述几种注文之后，可能由一位或多位日本整理者所作。
优秀奖
陈彬彬（中国古代文学2016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永乐五年“谕米里哈只”三体敕谕释读及其历史文化意蕴探微
论文简介：
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明皇帝朱棣颁发了一道保护伊斯兰教徒“米里哈只”的敕谕。此对穆斯林是一件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既体现了明政权对伊斯兰教和外来移民的保护，也体现了伊斯兰群体对中央政权的归附和认同。此后一直到清代，这道敕谕在各地方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体中有着较为广泛的流传，既有敕谕文物保存，也有相关文献文字记载。目前可见的敕谕实物有三体绢本、汉文石碑、汉文木匾等物质形式，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本文从全面解读汉文、波斯文和回鹘体蒙古文三体入手，为探讨三体绢本的版本性质、各流传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米里哈只”身份等问题带来了新认识。同时，三体敕谕的语言使用也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明代敕谕番文的书写和选择，及其背后的民族交流融合问题。
王 琦（中国古典文献学2020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晋书·礼志》文献来源考论
论文简介：
作为唐修《晋书》底本的臧荣绪《晋书》，多据其他各家旧晋书重新编纂而成，而非独立新撰。这种成书方式与唐修《晋书》存在相似性，但背后的原因则不同：臧荣绪《晋书》主要受文献来源的限制，而唐修《晋书》则是为了追求编纂的效率。唐修《晋书·礼志》除参考臧荣绪《晋书》以外，对《宋书·礼志》因袭尤多，《晋书·礼志》中相当一部分篇幅，皆以《宋书·礼志》中的记载作为基础，糅合其他史料而成。目前可推考的其他文献来源，有司马彪《续汉志》、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以及中古时期的礼论类著作等。此外，唐初史臣纂修《晋书》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更重视体例易于参考的文献的倾向。
张 彧（中国古典文献学2018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宋蜀刻大字本《史记集解》新考
论文简介：
宋蜀刻大字本《史记集解》，历来受藏书家、版本学家、校勘学家重视，但近现代以来的学者对其研究还不够深入，关于其刊刻流传、版本系统、校勘价值等问题亦聚讼纷纭。经笔者调查，蜀刻大字本《史记集解》仍有残本存世，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刘承干嘉业堂旧藏南宋初淮南西路转运司刻元明递修本《史记集解》的补配部分，共十八卷。根据其字体、版式、刻工、避讳等综合考证，可知该十八卷补配本是南宋高宗时期蜀刻本，而南宋淮南西路转运司刻本是其重刻本，它为《史记》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通过校读可以发现，该十八卷蜀刻本可以订补中华书局2013年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者共有25处，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
覃嘉欣（中国古典文献学2019级硕士生）
成果题目：
《鸿爪前游记》（《孔广陶日记》）
成果简介：
《鸿爪前游记》为晚清广东藏书家孔广陶所撰之日记，起于同治九年五月廿六日（1870年6月24日），迄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其中同治十年四月廿五日（1871年6月12日）前为逐日而记，之后仅记六则（分见同治十年五月初五、初六、初九、十三、十六、十七日）。书前有叶衍兰《序》。日记详细记载了孔广陶两次航海北上、遍游四岳等地的全过程，其中还涉及孔氏藏书之收贮、转运，及与叶衍兰、顾文彬、苏廷魁等人的交游情形。此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孔广陶内心深处的门，也为我们了解晚清科举制度及民间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陈启远（中国古典文献学2019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试析《四库全书总目》“道学负面评价”文本的生成——以纪昀对宋代别集提要的修改为中心
论文简介：
《四库全书总目》多次提及金履祥编纂的《濂洛风雅》，且语带讥讽。不过，较早的提要稿中往往并无鄙夷《濂洛风雅》之语，而纪昀却曾以此书为诗歌创作的反面典型，《总目》中的批评极有可能为纪昀在修订中所增。纪昀对《濂洛风雅》的不满，根源在于他对宋明理学的贬抑态度。通过考察《四库全书》所收的八种宋人文集提要，比对《总目》提要与提要初稿之间的差异，发现两者在对理学的评价上大有区别。《总目》中对“道学”持负面评价的文本，或许因纪昀“排抑宋学”的个人立场而最终于定稿过程中方得以生成。《总目》的编纂中，前后体现出的学术立场有很大的变化，《总目》最终呈现出的学术取向恐怕也并不能完全反映四库馆整体的倾向。
孙巧智（中国古典文献学2018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周南》《召南》六诗以为“合乐三终”解
论文简介：
文献中《周南》《召南》用于仪式演奏的明确记载主要见于《仪礼》，在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的正歌之中，《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与《召南》之《鹊巢》《采蘩》《采蘋》这六篇诗歌以“合乐三终”的方式进行演奏。本文主要考察了此二南六诗用为“合乐三终”的具体表演形式以及它们得以偕配的内在原理。要而言之，“六诗三终”乃是以《周南》《召南》各一篇组成的“一合”为“一终”，而每终之内，则由《周南》之诗表达“求取”之义，由《召南》之诗陈述被求者之美德。在此基础上，《关雎》与《鹊巢》、《葛覃》与《采蘩》、《卷耳》与《采蘋》所组成的“三终”又分别构成了“求取方”“被求方”“第三方”三个立场的言说，共同响应了典礼仪式“求贤尊宾”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