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董洪利教授纪念学术奖经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两轮匿名评审，共产生8篇获奖论文，现公布如下：
一等奖
晏一鸣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4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政治标准下的《文选》南朝诗文选录
摘要：
前人研究《文选》的选录标准，多关注《文选》的实际编纂者及其所秉持的文学理念对篇目选录的影响。但通过对南朝所有入选诗文及其作者的分析可以发现，政治因素是《文选》南朝诗文选录的先决条件，由于《文选》详近略远，这也可视为《文选》一书的选录标准。具体而言，从《文选》内部看，所选作者及其排序与政治密切相关；关键篇目具有显著的政治意涵；除文学成就得到公认者外，作品入选往往受政治因素影响。从《文选》编纂的外部环境看，萧梁的文化政治战略，魏晋以来选任官员的倾向及以政治人物为核心的文人侍从集团现象构成了时代背景；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对个人形象的塑造又催生了不少巨著，其中常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文选》正属于此类。综上所述，《文选》南朝诗文选录工作的实质是在政治标准下选录其中有文学性的作品。
二等奖
黄亦陈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再论西周晚期册命铭文中的“谏”——兼论《诗经》“是用大谏”
摘要：
西周晚期册命铭文中的“谏”，字形应当分析为从言、柬声，可读为《尚书·文侯之命》“简恤尔都”之“简”，“誎”是“谏”字省去点画的异体；意为“治理”，可能是由西周早、中期的“治狱”之义发展而来。“谏（简）”与“敕”各自有独立的发展脉络，但可能由于字形和词义的相似造成春秋中期部分字形的杂糅。“谏（简）”的字形与用法在春秋以后鲜见，表示下对上劝谏之义的“谏”与之同形，《诗经·大雅》的《民劳》《板》中故训释为“进谏”的“谏”可能保留了金文中“谏（简）”的意义和字形。
顾思程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0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版本源流析论
摘要：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虽在宋季付梓，但此后罕见刊印，长期传抄以行。是书晚近刻本之间的递嬗渊源相对明晰，存世抄本的源流关係则未经充分厘清。是书自明代以来，传抄者衆。清初吴焯抄本、南浔董氏藏本、海宁查氏抄本屡经传写，衍为清中期以前是书传布之主流。三本均以赵琦美旧抄为文本基础，抄校马思赞藏本而成。各自祖述无别，抄校者所持文本处理原则殊异，致使内部文字多歧。在钱时霁萃古斋抄本问世之前，残本通行而“足本”汩没。四库开馆，进呈之本俱属残编，直至乾隆中后期钱氏另觅佳本缮录以行，传世本之完阙渐为世所知，遂啓武英殿聚珍本之重编。四库本、殿本之间无明显因承，二者均未专主某一版本。殿本採萃古斋本一系独有异文，文本内容遂与前代主流版本形成一定偏离。
三等奖
刘一鸣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4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论杜预“经承史策“说的理论构成
摘要：
本文将“经承史策”说看作杜预《春秋》学的核心理论，认为“经承史策”说将《春秋》经分为孔子据凡例所修之文、孔子特改之文、旧史之文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合于凡例之经，合于变例之经与无义之经。杜预的经文“凡例”不局限于《左传》“五十凡”，其“凡例说”的核心意义是为原本纯粹记事的史策之文赋予礼制意义，并在“周礼”的范畴下建立起《春秋》的经学性。“书曰”等辞亦非杜预判经文为变例的唯一标准，变例更重要的特征是不能合于凡例。“非例”同样不指经文无义例，而是指传文不发经文之义。无义例之经被杜预称作“旧史”，赴告、讳辞等也是特殊的旧史之文。
李 璨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2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晚明文体的碎片化及别集内外的“言语”世界
摘要：
晚明时期，文学文体出现“碎片化”倾向，“言语”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自宋代以来，文体的类目激增，到晚明之际，“自撰构类”的创作理念使“言语”等非传统集部文体也获得一席之地。从别集内部来看，“言语”的排列方式与统计形态具有典型的碎片化倾向，其条目化的呈现方式影响了晚明文人的文体观念和论说习惯。从别集外部来看，文学文体的碎片化倾向与晚明社会的多方面冲击有关，其中关系最密切的当为印刷术的飞速发展带来过剩的书籍市场，使晚明文人面对过饱和的文献资料时，利用碎片化这一文体策略来抵抗鸿篇巨著的读写压力。但与此同时，碎片化的文体优势也会带来潜在的危机，“言语”在脍炙人口的同时易于流入“再编辑”的情境，使晚明书籍市场生产出更为细碎的拼贴文献，这充分反映出近世文人的创作特征与作品的接受形态。
孙紫涵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4级硕士生）
论文题目：
《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别集辑编探赜
摘要：
《四库全书》中共收录了164种“永乐大典本”别集佚书，这些别集的原文在《永乐大典》中被分散割裂，原书篇次大多不可考求。四库馆臣将佚文辑出，并按一定之体例编排成册，使其复现于世。这些辑本在内容和编排上皆有着不同于原书的特点。内容方面集中表现为“缺”与“杂”，这与《大典》所用别集底本的性质、《大典》复杂的史料来源以及馆臣“求全”的心态密切相关。作为一项集体工作，“大典本”别集在编排上有着相对统一的体例，部分辑本又因其在内容、作者身份和底本等方面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优秀奖
雷天将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4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惠栋汉学在史学领域的展开——以《后汉书补注》的撰作过程为中心
摘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邦衡抄本《范氏后汉书训纂》过去往往被认为是惠书初稿本之抄本，但实际上乃是惠栋《后汉书》批校之抄本。通过比勘朱抄本所录惠氏批校和《后汉书补注》定稿本，可以发现，惠栋最初在批校《后汉书》时仅是摘录古今异说，尚未有明确、成熟的观点。在增补为《补注》定稿本的过程中，则逐渐怀疑、否定范晔、李贤及宋以后学者之说，发展出强烈的批判意识，进而转向广稽汉人旧说，辨字审音，考求古义，从而恢复汉史本真，其汉学体系渐趋成熟。《后汉书补注》无论在撰述宗旨还是考释方法上，与惠栋《九经古义》《左传补注》等著作一脉相承，其在注史时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在经学中又得以延续和完善，治经有所成后又反哺于注史，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惠栋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汉学”大厦。由惠栋倡始的这股融经贯史的“汉学”学风和取径，对于清儒笺经注史之学具有不可泯灭的导夫先路之功。
朱旭东
（中国古典文献学 2024级博士生）
论文题目：
字书引文层次离析：以原本《玉篇》残卷引《易》为例
摘要：
《说文》《玉篇》等字书引文并非完全反映字书编者当时所据本的面貌，而是有其复杂的层次。从理论上提出分析字书引文层次的框架，以原本《玉篇》残卷引《易》为例，可从四个层面对相关异文进行离析。对字书引文层次的离析不但有助于认识字书编纂流传过程中的动态细节，而且有助于更加科学地利用字书引文从事文本研究。
排版：杨洁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