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34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董秀芳
采访人：王一涵
采访时间：2020年8月27日
图一：董秀芳在办公室中
受访人介绍：
董秀芳，1972年生。2001年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致力于词汇、句法和语篇的共时与历时研究。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胡绳青年学术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集体项目）等多种奖项。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6年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20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著作《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再版）、《汉语的词库与词法》（修订再版）、《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主编教材《语言学引论》（与张和友合作），发表论文100篇。
采访人介绍：
王一涵，北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领域为语义学。
王一涵：董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与我们分享您的经验与体会。我们知道，您与北大中文系结缘于博士后阶段，可以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董秀芳：我1997年开始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边工作边读博士。1999年8月我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人赴哈佛大学语言学系学习。2001年1月我结束了在哈佛大学为期一年半的访学，回国的第一站是北京。当时我的博士导师朱庆之教授已经从四川大学调到北京大学，他让我到他的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讲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收获。在此之前，朱庆之老师已告诉我王洪君老师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希望我能到北大来工作。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踏进了北大的校园。
我在北大勺园宾馆住了两天，在完成了朱老师交给的任务之后，我给王洪君老师打了一个电话，王老师让我到她家里去面谈一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王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亲切随和。在简单的寒暄之后，王老师就说“文人嘛，就是以文会友”，然后就谈到了我在《语言研究》1998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述补带宾句式中的韵律制约》，说她很欣赏我的这篇文章。然后王老师又向我介绍了她正在与清华大学孙茂松教授一起做的关于计算语言学的项目，谈到了语言信息处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需要解决的语言学问题，让我立刻产生了兴趣。王老师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强，通过举一两个代表性的例子三言两语就能说清问题的实质，还能让人印象特别深刻。在后来的接触中我又多次印证了这一点。受王老师影响，我也在不断琢磨如何在上课时、在文章里、在学术演讲和对学生的指导中用最简单的话说明语言学中的问题。王老师在与我谈完学术的话题后，还拿出一本她的相册，在相册中我看到了王老师年轻时的照片，与王老师的聊天变得更轻松了。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见王老师的，从王老师家出来的时候我是满心欢喜的。
我回到川大之后，有一天接到了王老师的电话，因为直接调动有困难，王老师建议我到北大做博士后。我在2001年6月在川大获得了博士学位，在10月份终于征得了川大的同意，来到北大开始了博士后工作。
图二：2008年，董秀芳与王洪君、王福堂在云南参加学术会议
董秀芳：作为合作导师，王洪君老师并没有给我布置太多的硬性任务。我除了根据自己的兴趣旁听了徐通锵、蒋绍愚、王洪君、陈保亚等老师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工作就是与王老师一起参与孙茂松老师的项目，我们三人就现代汉语分词词表的规范问题在一起进行了多次讨论。计算机自动切分出的词条还需要人工判定，我和王老师各自审定了9万多个词条。这一工作虽然辛苦，但对我来讲也很有收获。在处理这些具体词条的过程中，我对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很多词条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发现了现代汉语词法构成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后来我以计算机用词表为语料来源研究了现代汉语中的词库构成和词法的特点，撰写出了博士后出站报告。这个经历也让我体会到鲜活丰富的语言材料对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必须深入到语言现象中去，才能在语言学理论上有所发现。
王洪君老师非常博学，学术兴趣广泛，研究领域涉及音系、词法、句法、语篇等诸多方面，我认为如果语言学举办奥运会，王老师是可以拿到全能项目的奖牌的。正因为王老师对语言学了解全面，因此王老师对语言学问题的理解往往是深刻的和独到的。王老师治语言学的这种“通”是我向往和追求的，但还远远没有做好。
在整个博士后阶段，我感到很自由，思想很活跃，过得很愉快。在站期间我发表了14篇文章，是我在学术上最为高产的一段时间，而且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还成为了我的第二本专著。因此，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博士后出站之后，在王老师的推荐下，我留在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工作。
图三：2016年，董秀芳在办公室（博士生程蓉摄）
王一涵：您以前也曾在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能谈谈您作为北大中文系教师的感受吗？
董秀芳：我以前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当教师时，给本科生教过现代汉语课，给研究生教过汉语语法研究等课程。我在北大中文系工作之后，承担了本科生的主干基础课语言学概论，为研究生开设了两门新课：历史句法学和词法学。还承担过当代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专题、语言学讨论班等课程。北大学生的理解能力非常好，求知欲也很强。面对这些好苗子，我感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教学压力。怎么才能把课上好，让这些优秀的学生能够真正学有所成，这是我时常思考的问题。
刚当上老师时，我很满意自己讲课的水平，觉得自己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但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觉得自己讲得不够好。以前讲课时，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讲得挺投入和陶醉，觉得自己讲清楚了，但通过考试发现其实学生并没有真正掌握。后来慢慢地悟到应该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照顾学生的知识结构，要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语言学的教学必须要举丰富的例证，才能让抽象的理论知识更易于被学生理解。我在最初上课的时候，例证不丰富，很多时候是干讲理论。后来，我注意在平时的文献阅读以及语言生活中搜寻积累例证，并注意例证的典型性和趣味性，这样，讲授就变得丰满具体起来了。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感觉自己的教学水平是在逐步提高的。当然，直到现在也仍有许多改进的空间。大到课程内容的安排，小到PPT的美化，都可以在备课时不断修改调整。我真正感觉到教学能力的提升是永无止境的。
图四：2018年，董秀芳承担北大中文系和藏大文学院试点同步课堂授课任务
王一涵：您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2018年作为主要参与者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19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的教学优秀奖。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本科教学方面采取的比较有效的措施？同时，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您在培养和指导研究生方面有什么样的理念？
董秀芳：在本科教学中我最重视的是讲练结合，宗旨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程的挑战性，让学生通过努力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在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中，精心设计了课前测和课后测环节，主要是将所教授的知识巧妙地编成选择题或判断正误的题，这些题目做起来花时间较少，可以有效地节约有限的课堂时间，较为迅速地检验出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课前测能了解学生在上课前的知识状态，可以知道哪些知识点学生已通过预习基本掌握，哪些知识点学生还不明白，这样就便于在课堂讲解时把握详略，详细讲解难点，而略讲大家掌握较好的部分。通过课后测可以检验学生对课堂讲授内容的掌握情况，及时巩固学生的课堂所学，发现学生理解得不充分的地方，再加以补充解释。每次课都进行的课前测和课后测还可以起到考勤的作用，这样就不必专门花时间点名。
在线上教学模式中，进行课堂测试会更加方便，比如在Classin这个教学平台上，可以在课堂中随时发布问题，并能及时收回学生的答案，节约人工收卷的时间，系统还可以自动统计出学生回答的正确率。除了课上练习，我还在课外给学生布置三到四次作业，这些作业包含题目较多，较为复杂，而且一些题目具有开放性，是需要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来创造性解决的。通过课后作业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并引导学生通过查找和阅读文献进一步延伸和拓展知识，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
课堂上进行的课后测以及课外作业都计入平时成绩，这种讲练结合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在课内和课外都需要认真对待，不会敷衍了事，加大了对学习的投入，真正夯实了学生的专业基础，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图五：2016年教师节颁奖（左起第二为董秀芳）
董秀芳：我培养研究生时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在传授知识、指导学生科研实践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正直诚信、实事求是、坚强乐观、勇于开拓的精神。在和学生的日常相处中，注意对学生的品行与处事方式的点拨。要想在学术之路上走得长远，需要在做人上打牢根基。
在学习指导方面，注重宽严结合，既严格要求，也努力发现学生的优点及时给予肯定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对学习保持兴趣和热情。
每周组织研究生的读书会，每次让一位研究生报告阅读文献的收获或者自己的研究所得，大家进行讨论，然后我进行点评和总结。
在生活中尽量关心学生，对遇到问题和烦恼的学生，耐心地进行心理疏导，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可行途径，以确保学生能够身心健康、积极乐观地进行学习和研究。
在指导学生上，我受到我的导师朱庆之教授的影响。朱老师对学生以要求严格著称，不轻易表扬学生。但朱老师非常懂得在学生处于低谷的时候给予表扬和鼓励。我在读博士期间，尽管我自认是个好学生，但还是多次被朱老师批评，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朱老师是很讲究的人，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情况下，我填表的时候没有用剪刀剪纸，而是把纸对折以后用手把纸撕开写上了字，纸的边缘像锯齿，朱老师就开始批评了，说我弄得像“狗啃的”一样。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一些。在我博士论文的写作进入修改阶段的时候，我有点厌倦了，也觉得太累了，不想再修改了，想留到以后再说，这时朱老师表扬我了：“你的论文写得还是不错的，再好好改改吧！”由于难得听到老师表扬一次，我就又来了干劲。多亏那时好好修改了，因为毕业之后有很多其他的事来分神了。我感觉，朱老师的表扬和鼓励总是在最适当的时候给予，因而效果也总是最佳。当我自己有了硕士生和博士生之后，我觉得有时自己的言行背后也有一些朱老师的影子，虽然觉得自己没有刻意去模仿，但师长的影响就是这样潜移默化。
图六：2018年，董秀芳与学生们的合影，第一排左起第一为余超（现任教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二为刘明明（现任教于清华大学）
王一涵：您是如何看待教学工作的，您觉得在教学上的辛苦付出值得吗？
董秀芳：很多人觉得科研上的付出易于得到承认，教学上的付出不容易得到承认。实际上把课上好，自己的心情也会极为愉快，这就是最大的回报。课有没有讲好，自己是有感觉的。如果课讲得有吸引力，学生的头都是抬起的，眼神是专注的，下课时的掌声是热烈的，这些都会让人心情舒畅，会让所有的疲惫一扫而光，感觉课前的所有准备都是值得的。而如果课没有上好，自己的心情就会非常糟糕。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多数老师都有同样的体会。
王一涵：您在科研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获得了多种学术奖励。您的研究兴趣也十分多样，能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研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董秀芳：第一个方面是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我的第一本专著）《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主要想回答的是汉语双音词的历史来源问题。我认为，占汉语双音词主体的复合词是经历了一个从非词形式到词的词汇化过程。在书中，我论述了词汇化的类型、条件与机制，搭建了词汇化的研究框架。此后，我又在词汇化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语法化是与词汇化比较接近的一个研究领域，主要考察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的来源。我参加了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天津），并多次参加国内外语法化方面的重要国际会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语法化的研究论文。2017年出版的《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学林出版社）汇集了我在词汇化和语法化领域的一些主要研究，揭示了汉语史上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现象在汉语语言类型特点制约下所显示出来的规律。
第二个方面是汉语的词法研究。词法在汉语中研究基础较为薄弱。汉语的词法与印欧语的词法有着比较大的差异。一个语言的词法面貌直接关联着这个语言的句法面貌，因而非常值得深入研究。这些年，我一直在倡导对于汉语的词法特别是复合词法和表达性派生进行深入研究。《汉语的词库与词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是我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第三个方面是语义演变研究。近年来，语义演变的规律性逐渐被语言学研究者所认识和强调。我的一些论文，以汉语史材料为基础，寻找语义演变的路径和机制，探讨了语义演变的规律。
第四个方面是语篇研究。汉语句法中显性标记较少且强制性不高，语篇对于句法语义的解读起了较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在汉语研究中应该重视语篇研究。我近年来特别关注古代汉语的语篇研究，因为这方面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我探索了古代汉语不同语篇类型的结构特点，重点研究了语篇策略的句法化问题，即研究了常用的语篇策略规约化为句法形式的现象。《上古汉语议论语篇的结构与特点：兼论联系语篇结构分析虚词的功能》（《中国语文》2012年第4期）、《上古汉语叙事语篇中由话题控制的省略模式》（《中国语文》2015年第4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五个方面是对汉语整体特征的揭示。近年来，我在以往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开始思考汉语的全局性特征的问题。我觉得这有利于将汉语放在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认识其性质和定位，揭示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同与异，也可以有效地指导今后对汉语各个方面的个案探讨。
图七：2006年，董秀芳参加博士答辩，前排左起依次为董秀芳、赵果、王洪君、田赟宗，后排左起依次为袁毓林、谭景春、沈家煊、方梅、王若江
王一涵：您觉得您的研究有哪些主要特色，能否简要概括一下？
董秀芳：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特色：（1）注重将当代语言学的理论运用到古代汉语的研究之中去，加强了古汉语研究的理论性。（2）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打通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研究。（3）在研究中注重语言不同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关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语言的共时系统和演变规律。（4）注重在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的背景之下，探索汉语的特点。
王一涵：自从2001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到现在，您已经见证了中文系过去近20年的发展历程。未来，您对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科的发展有怎样的展望？
董秀芳：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研究在众多前辈学者的开创与引领之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北大中文系都有非常优秀的学者。北大语言学学科在2018年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位列第十名。我非常希望北大中文系的语言学研究能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为学术界奉献出一流的科研成果。
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借鉴模仿到逐渐有了独立创新要求的过程。由于现代意义的语言学学科是泊来品，最初的借鉴和模仿也是必由之路。近些年，摆脱印欧语眼光、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北大中文系已故语言学教授徐通锵先生在晚年提出了基于汉语的“字本位”思想，虽然在学术界还存在一定争议，但这种独立探索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希望同道们共同努力，使未来的中国语言学能基于汉语的特点建立具有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为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我们的独到见解。
图八：2011年，董秀芳参加硕士答辩，左起依次为周莎（硕士）、汪锋、李娟、董秀芳、刘明明、陈保亚、王洪君
王一涵：今年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能总结一下您在中文系的工作感受以及您对中文系的感情吗？
董秀芳：能够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我感到非常幸运。首先，北大中文系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汇聚了一群敬业卓越的学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优秀的群体有一种向上的氛围，给人奋进的动力。自从2013年北大中文系迁入人文学苑之后，每位老师都分到了独立的研究室，这使得我向其他老师请教和讨论学术问题变得更加方便。系里资助老师们举办各种学术工作坊、学术讲座，促进了老师之间学术思想的碰撞。第二，北大中文系给了老师们充分的学术自由。系里没有硬性规定老师们必须发表论文的数目和期刊档次，也没有催逼老师们申报科研项目，而是让老师们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和节奏自主进行学术规划和学术探索。这是对老师们最大的尊重。第三，北大中文系有非常民主的管理方式。中文系有各种委员会，讨论处理系里的各种相关事务。老师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系里的领导与老师们之间是很平等的关系，老师们的各种诉求都能得到及时的回应。
图九：2009年，董秀芳在台北（蒋绍愚先生摄）
董秀芳：在中文系工作的这些年，我个人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收获了很多，也时时感受到集体的荣光，为这个集体而感到自豪。祝愿北大中文系越来越好！
责任编辑：李泓霖
排 版： 李岚
图片来源：图一、二、三、六、七、八、九由受访者提供，图四、五来源于北京大学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