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33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贺桂梅
采访人：田 淼
采访时间：2020年11月12日
图一：2020年秋，贺桂梅在人文学苑
受访人介绍：
贺桂梅，1970年生。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现任党委书记，2015年度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学史、思想史、20世纪女性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化批评。著有《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采访人介绍：
田淼，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在读。
田淼：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是1989年考上北大，1990年正式入校上课。请您谈一谈，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北大中文系，为什么要选择当代文学专业？
贺桂梅：我选择北大中文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那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家里的文学氛围比较浓，我父亲是基层干部，也是个乡村知识分子，他的业余爱好是读小说。但他读的都不是现代小说，而是明清小说。我们家有好大一箱子书，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还有“三言”“二拍”等等。那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在我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本《千家诗》。那时我们家在农村，晚上一家人做饭的时候，在灶火边，我爸教我用湖南话拖长声调吟诗。那种温馨的情景至今让我怀念。
上初中之后，我开始不喜欢这些古代文学。我的两个姐姐也是文学爱好者，她们就读的学校有文学社团，而且她们都是活跃分子，所以给我带回不少新的文学读物。那时候我开始读朦胧诗，也读冰心的《寄小读者》《繁星》《春水》，最喜欢的是泰戈尔的《飞鸟集》。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是我们县城很活跃的文学青年，他很欣赏我，把他的“枕边书”《红与黑》借给我看，还给我买了一个大笔记本，要求我每天要写一篇不知是日记还是作文的文章给他看，希望把我培养成一个作家。
回过头来想，80年代那种文学黄金时代的浪漫主义氛围渗透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角落。对于普通中国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文学所起的作用真是非常大的。我成为文学青年和选择中文系，也是这种时代影响的一个结果吧。
为什么会选择当代文学专业呢？因为我初中以后就对现当代的作家和文学有一种亲切自如的感觉。读本科时期，我阅读和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在选择现代文学专业还是当代文学专业的时候，我去征求了教过我们课的几个年轻老师比如韩毓海、吴晓东、张颐武等的意见。他们说可以选择当代文学，因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更宽泛；还建议我去跟洪子诚老师读硕士，说他学问好，有“佛性”。所以我就选了当代文学。
图二：90年代，贺桂梅在春天的燕南园
田淼：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文学爱好者的心态，在进入大学之后有没有什么转变？
贺桂梅：这就要说到洪子诚老师给我的“当头棒喝”。本科四年级的时候，我决定选洪老师做我的硕士生导师。当时洪老师的家在蔚秀园，我带着几篇自我感觉很得意的“代表作”，没打招呼就贸然敲开老师的门，说，我想跟您读书。洪老师把我迎进去，然后听我在那儿叨叨地说完，把我的论文留下。后来他看完我的论文跟我说，你挺有灵气，写得不错，不过要加强专业训练。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个文学爱好者的水平。于是就特别努力地朝着专业研究和专业知识的方向去学习，也开始练习更为专业性的论文写作。
我原来完全是凭着文学阅读感受和情绪推动自己的思考，要吸收和转化专业性知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调整。所以我感到要把握文学史对象，特别是要在大量材料阅读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化的分析和讨论，是挺吃力的一件事。洪子诚老师后来有一阵跟我说，你怎么越学越没灵气了？我说，我不是要向您学习专业研究吗？
这大概是求学阶段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最初是把文学和自我经验混在一起的，这样的好处在于，我对生活的很多思考都可以通过文学阅读和文学分析表达出来，对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纾解。但如果完全以文学爱好者的方式，凭感觉去写文章，肯定是比较浅的。要加深自己的专业修养，要了解并吸收更多的知识和理论，才可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对象。我可能一直到博士、甚至博士毕业之后，才真正完成了这个过程。
图三：贺桂梅和学生们
田淼：您说到了洪子诚老师，那么，在北大，还有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他们对您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贺桂梅：在我求学十年的不同时期，都有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我读本科的时候，吴晓东老师刚刚博士毕业留校，给我们上过文学史的实习课。那时候，他好像正在花大量的时间研读外国小说，发誓要把北大图书馆的所有外国小说都读完。我们从他那里知道了加缪的散文和哲学，也知道了黑塞、卡夫卡等。当时北大校园的诗社非常活跃，吴晓东老师跟诗人们也有交往。我们经常会几个同学一起到宿舍去找他们聊天。我记得当时他们硕士生宿舍里有诗人蔡恒平，博士生室友是陈保亚老师。他们很符合我们心目中那种又浪漫、又不羁、又有学问的“北大中文人”的样子。
对我影响更大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产生了覆盖性影响的，是戴锦华老师。戴老师1993年回到中文系，当时她的电影课和女性文学课可以说是一座难求。戴老师最吸引我们的地方，首先是她所使用的全新的批判性语言。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有冲击性的新资源，就是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包括女性主义理论、结构-解构主义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等等。这种理论赋予她一种特别犀利和深刻的分析视野。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形成于60年代，最早就是从电影研究领域展开的。借助学科的优势，戴老师能更早地深入到理论内在的思想脉络中去讨论问题。另外，戴老师会把她的学术研究和她个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融合在一起，并且始终保持着敏锐而强烈的现实关怀。所以她的课和文章都有一种特别强的感染力。
我们一直追着听戴老师的课，下了课经常会和其他同学一起跟她吃饭聊天，然后慢慢地越来越熟，关系很亲密。通过戴老师，我也接触到汪晖、黄平、温铁军等老师的思想，还包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在内的亚洲批判知识圈。那段时间，洪子诚老师对我的影响反而没有那么明显。洪老师会强调要有扎实的史料，要深入到历史脉络里面。我也帮洪老师做了好几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五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等。不过洪老师那种把握和勘透史料，从史料解读、材料与材料的关系中发现和提炼问题的能力，我当时还没能很快领会。
图四：1997年硕士毕业答辩（右起第一为贺桂梅、二为赵祖谟、三为洪子诚、四为曹文轩、五为戴锦华、六为朴贞姬）
这两个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洪子诚老师代表的是中文系厚重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讲究扎实的史料、知人论世的稳重、思考的厚度和观点表达的隐蔽性；戴锦华老师代表一种非常犀利的批判理论视野、一种有感染力的写作和分析问题的气势。我既不像戴老师那么犀利，也不像洪老师的“春秋笔法”那么稳重，我的特点可能是用我的方式把这两种资源结合起来。
当然还有其他影响大的老师。比如说钱理群老师，他的思想史和精神史的研究风格，我一直觉得很亲和，也从钱老师身上学到很多。我在做文学研究时，非常关注作家的主体构成，这也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思想史思路。还有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研究，他特别强调追溯学术的来源，考察学术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这其实要有很强的辨析材料、回溯历史的功夫。
在我读书期间的90年代，北大中文系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老师，分别提出了新的不同于80年代的学术研究路径。比如说戴锦华老师的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钱理群老师的思想史、洪子诚老师的文学史、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史。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如谢冕、温儒敏、曹文轩、张颐武、方锡德、李杨、韩毓海等，都对我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所以说起来，我就是在中文系特别是90年代的学术氛围里长大的，我的特点是有热情、也善于去学习不同风格的老师们的思路和优长，然后努力把它们转化成我可以接受的东西。
图五：2019年8月，在钱理群老师家（右起：钱理群、姚丹、李静、李浴洋、贺桂梅、吴晓东）
田淼：在您的学生时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些时光是您比较难忘的？
贺桂梅：这个说起来很有趣，我可以讲三段故事。
第一段故事是我本科期间对燕园风景的体认，可以说我最早爱上的是燕园。因为是个文学青年，青春期的问题又很多，所以那时常常觉得精神上很躁动。来到北大校园后，最先让我感到安宁的是燕园的景致和氛围。未名湖的春水、燕南园春天开放的花朵和一教初夏的燕鸣，暑假中蝉声如雨的空旷校园，秋天艳阳下的银杏叶，图书馆夜晚的灯光，虽有喧闹的人声而依然显得幽静的槐荫路......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情感教育。我那时也是一个不成功的诗人。不过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领略了燕园的沉静和厚重，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燕园永远是我心目中最美的校园。
第二段故事是研究生期间“烟酒生”的故事。1994年，我跟洪子诚老师读研究生的那一年，陈平原老师招了王风老师，温儒敏老师招了李宪瑜老师，钱理群老师招了姚丹老师，还有洪老师后来录取的、我的师弟萨支山，以及现在西语系的吕文娜老师。我们六个人一开始就气味相投，经常一起去上课，上完课了就轮番 AA制去吃饭、聊天。虽然吃了好多年，但是聚在起来还总是很有兴味。因为我们一起吃喝太频繁，所以被朋友戏称为中文系的“四美具，二男并”。
图六：1995年，一次聚餐时留影（右起第一为王风、二吕文娜、三为贺桂梅，左起第一为李宪瑜、二为姚丹）
第三段故事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批评家周末”。90年代办“批评家周末”的时候，我刚读研究生不久。当时是谢冕、洪子诚老师牵头，也包括孟繁华、陈顺馨、孙民乐、高秀芹、周瓒、徐文海、毕光明等博士生和访问学者，李杨老师他们偶尔也参加。这个活动的好处是，老先生、年轻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以及北京文学圈的人，大家每个周末都可以聚在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在这样的场合，我开始感受到一种自由讨论、自由交流的氛围，并且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讨论完了还需要继续开二次会，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喝酒，继续聊。对当代文学教研室以及专业的认同感也是在这种轻松随意的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的。
回想起来，我发现学生期间收获比较大的生活都跟“吃吃喝喝”有关。可能对学生来说，仅仅有理性的知识或学术的传递是不够的，需要在一种生活化的交流过程和耳濡目染之间，思想和文学的内蕴才会体认得更深。
图七：90年代初，“批评家周末”一次活动后留影（前排左起第五为谢冕，第二排左起第二为贺桂梅）
田淼：下面是一个比较学术性的问题。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来，您的研究主要涉及哪些领域？
贺桂梅：总的来说，我的主要研究是以当代中国为对象，我对当代中国五个重要时段的文学与文化都做过专题性研究，也有相应的著作出版。我的研究的原点性问题，是要回应90年代我读书期间，中国知识界发生的那些重要思想论争。
90年代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文化事件，除了“后新时期”讨论、人文精神论争、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等，主要是“新左派”“自由派”论战。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左翼的批判思想和社会实践，在今天还能否存在？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不同于一般人那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由主义”逻辑，即国家与市场（社会）对立起来思考问题的方式。关键是，如果我们完全被资本的逻辑控制的话，表面上看起来的自由可能是真正的不自由。
当时知识界的论争，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更多的倒像是一种世界观的调整。我那时感到很亲切的一种情感体验，就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去认识中国社会，去关心他人的生活，去关注基层社会和那些默默劳动的普通人。这个是我们以前没想过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个人主义者，每天想的就是自己那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那时候去坐出租车，都会觉得司机很亲切，因为他是劳动人民，所以会特别地表示友善。这有点傻乎乎的可爱，但是确实会因此反思自己身上都市中产阶级的东西，打破学院与社会之间的区隔，愿意去看到和体认更多平凡中国人的生活。
可以说，我的学术原点就在90年代，我要回应的是90年代中国汇聚的那些基本问题。我的第一本书是读博士期间写的，叫《批评的增长与危机》，是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研究。那本书显然是不成熟的，但真正重要的是在清理当时的批评话语过程中，我自己发生的世界观的转型和调整。第二本书是《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这是一本我自己也还认可的学术著作。我想知道，在新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代文学是如何生成的，当时的作家们到底怎样应对时代的巨变？我选择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这五个作家，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和精神脉络来看他们如何回应四五十年代的转变。第三本书是《“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80年代形成的文学观点和思维方式，不仅是90年代论争的根源，也是支配当代中国后40年的重要知识装置。只有跳出80年代，才能真正打开认识当代中国的视野。
图八：2018年在上海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左起：罗岗、王中忱、陈子善、王增如、贺桂梅）
我的第四个研究时段的成果是《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研究的是40-70年代中国革命年代的文学，分析角度是从“民族形式”入手。这里的“民族形式”，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形式”，即普遍的全球性现代性问题如何可以转化为建立在中国主体性基础上的文化表达。我综合了《转折的时代》的思想史方法，和《“新启蒙”知识档案》的知识社会学考察，把作家论和经典文本分析结合起来，花了十年时间写完这本书。
我一直在做还没有最后完成的一个课题，是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处理21世纪思想论述和大众文化现象中的中国叙述，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现象、重要小说、影视剧作、知识界讨论等。我希望对一些原点性的思想文化概念，比如“文明”“中国”“革命”等做出反思，尝试从一种长时段文明史的视野来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五个时期的研究过程中，我从研究生期间开始的性别自觉和性别研究，也一直是我的重要学术兴趣，也在持续地推进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方面的研究。
图九：2012年，贺桂梅在日本关西任教期间旧影
田淼：您觉得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个人特点主要表现在哪里？
贺桂梅：一个是，虽然我的学术研究很专业化，谈问题都非常规范，但我讨论的都是我自己有着比较深切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把握的问题。我认为，通过学术研究，可以解释我生命、人生中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我个人的精神也可以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被提升。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某件事，那一定是跟她的精神诉求有着内在关联的。因此，对于培养学生而言，我也觉得老师要做的事情不仅是给他们知识或观点，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求知的热情和欲望。
另一个特点是，我可能从来就不是“纯文学”的。我一直想把文学的问题，和思想的问题、大众文化的问题、理论的问题乃至社会科学的问题，放在同一个场域中加以讨论。我认为文学既不是出发点，也不是标准，而是各种因素构成的表达媒介，所以需要我们从跨越学科边界的综合性人文视野中对它做出阐释，而又不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我曾经把这种特点概括为“人文学的想象力”。这既是打破个人与社会的简单对立，也是打破学科与专业的隔阂而在整合性的人文视野中回应现实社会的能力。文学的意义正在于它是培育这种能力的最重要形式。
图十：贺桂梅著《人文学的想象力——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问题》书影
田淼：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独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这在全国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教研室有哪些特点和优势，有哪些是您认为需要改进的地方？
贺桂梅：当代文学教研室1977年独立设置，当时全国有三四家其他高校也设立了当代文学教研室，但后来都取消了，和现代文学教研室合并在一起。目前高校中只有北大保留着当代文学教研室。从一开始，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就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对当代文学的探索上，重要特点是能够把文学史的研究和当下思想文化的批评这两者结合起来，保持一种专业研究和现实批评的“双翼”。但有时候这两个方面结合得不好，也可能有两种不好的趋向。一个趋向是变得越来越学院化，当代文学研究完全变成一种学院内部的研究，跟现实文学场域没有多少关联性；另一是完全变成了当下文学现象、文化热点和文化产业的构成部分，没有了学术思想批判的距离和站位。我想，应该要更好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焕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活力和当代文学批评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对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研究的挑战，其实也是对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挑战。
图十一：2019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左起姜涛、贺桂梅、吴晓东、洪子诚、毛尖、卢迎华、苏伟）
田淼：感谢您的分享。最后一个问题，您想对中文系110周年系庆说些什么？
贺桂梅：中文系既是现代教育与学科体制中的一个院系，也是“国文系”“国语系”。中文学科既是一种专业研究，也是培育国民素养、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社会文化实践。北大中文系在我的理解中有三个特点：其一是“大”，学科体系完备，大师名师云集，能兼收并蓄多种研究风格；其二是“厚”，历史根基深厚，经过几代学者的传承，已形成了扎实严谨的学术传统；其三是“新”，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强调在坐得住冷板凳的同时，要关注时代关注社会现实。我们做的都不是“死学问”，而是能回应时代前沿重大问题的“活思想”。中文系建系110年以来，一代代出色的老师和学生也始终在中国文化场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需要在传承厚重的学术、学科传统的同时，有能力不断地创造性地回应时代的精神与文化需要，并培育出有人文素养与当代眼光的新人。祝愿110岁的北大中文系，永葆青春，生生不息！
图十二：贺桂梅和采访同学在一起
助理采访：王 琳
责任编辑：蔡翔宇
排 版：李岚
图片来源：图一（徐梓岚摄）为原创，图二、三、四、五（陈晓兰摄）、六、七、八、九、十一、十二由受访者提供，图十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