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16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温儒敏
采访人：李宪瑜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1日
图一：温儒敏在访谈中
受访人介绍：
温儒敏，1946年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起留校任教。曾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主任（1999年-2008年）等职，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召集人，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高校教学名师”，被中国教育学会等机构评为“当代教育名家”。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和语文教育的研究与教学。有20余种著作，包括《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温儒敏论语文教育》等。
采访人介绍：
李宪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专业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
李宪瑜：温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采访。那咱们就在这个院子里开始吧。这个院子是燕南园66号，我查了一下，最早是冰心夫妇的寓所，后来朱光潜先生也住过。朱光潜先生在北大的时候，您也已经入学了吧。
温儒敏：是啊，那时候他还健在。我没有到他家来过，但经常在图书馆看到老先生查资料。
李宪瑜：听您这样说起来，觉得好亲切。那咱们就先聊聊您当年到北大中文系求学吧。那是1978年，研究生教育恢复的第一年。那时您早已大学毕业，在广东韶关地委工作七八年了。您那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温儒敏：我在广东那几年，有较多时间直接到农村和工厂，还当过生产队驻队干部，对中国基层社会生活有切身体验。那时还读过很多书，历史、政治、经济、文学什么都读，也读了不少“内部发行”的外国作品，是杂览，但知识面和视野拓宽了。这两点，对我后来做学问有很大影响。
李宪瑜：那时广东也差不多要改革开放了，您要是在机关职位上继续做下去，可能前程似锦，大有作为。可是您选择读研究生，为什么？
温儒敏：重回校园是希望自由一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我爱人是北京人，我们要回北京，就是这样。
李宪瑜：那您回来读书，为什么选择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
温儒敏：我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语文系，“文革”后期人大停办了，到我考研那时还没有复校，我决定考北大，也是因为心仪北大自由开放的校风。考研时，也想过报考古代文学，但复习资料缺少，而手头有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一位在京的学兄也鼓励我考现代文学。我就给王瑶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报考，严家炎老师代表王瑶先生给我回了信，我就下决心报考北大的现代文学专业了。
图二：1987年温儒敏博士论文答辩
（前排左起为王瑶、吕德申、吴组缃、乐黛云；后排左起为樊骏、商金林、钱中文、孙玉石、温儒敏）
李宪瑜：您是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头一年到北大来读研究生的。那时的研究生教育什么样？跟今天的读研是不是差别很大？
温儒敏：变化肯定大，毕竟几十年过去了。那时研究生比较少，享受的是老师的待遇，戴的校徽都跟老师的一样，红底白字的，后来才改成橙色。我们去图书馆也受照顾，没有借书的限制，书库也可以随便进。上课很少，导师也不怎么管，主要是自己读书。不像现在，规定要修几门课凑多少学分，然后做篇论文。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比较自由，如饥似渴地读书。我们岁数也比较大了，学习机会很难得，都还是比较努力的。记得那时很多同学都是早晨食堂吃一碗玉米糊和一个馒头，然后就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个上午。下午和晚上也大都在图书馆看书，比较专注。
李宪瑜：那时候你们在学校里跟本科生来往多吗？毕竟那时本科也刚刚恢复招生。
温儒敏：来往很多，主要是77届、78届，他们上的有些课我们也听，有些活动也一起参加，不同专业研究生之间交往也很密切。跟老师来往也多，记得有些著名教授还来学生宿舍辅导或者聊天，比如岑麒祥、朱德熙、阴法鲁、林焘，等等，都常在研究生宿舍看到。我们也常去导师王瑶先生的家，学生去找老师不用提前打电话，敲门就进去了。赶上吃饭了，就一起吃点饭。不像现在，学生见老师很困难，老师要找学生也不容易。
图三：1981年中文系老师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合影
（前排左起依次为：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依次为：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李宪瑜：您那时候已经年过三十了，与您同届的钱理群、吴福辉老师他们都快四十岁了，如您所说，都是“老童生”，那怎么样再次开始自己的校园生活？
温儒敏：同学们普遍心气较高，思想也比较活跃，较少怨气和戾气，就是抓紧时间学习。那时外界诱惑较少，也没有很多业余生活，就是看看电影，有时候还到别的学校去看电影，也看剧院演出。有个砖头似的录音机，就是享受呀。体育锻炼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五六点钟，有些“老童生”一块拔河，现在的年轻人要是看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北大校园里面也有舞厅了，不过我没去过。
图四：2011年，北大中文系文学、古文献等专业78级研究生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在五院合影
（前排左起依次为：张玫珊、赵园、温儒敏、陈山；后排左起依次为：李家浩、张国风、张中、钱理群、钟元凯、吴福辉、凌宇）
李宪瑜：咱们聊聊您的专业研究吧。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时，也就是八十年代前期，您的兴趣好像比较偏重于理论，关注文学思潮。比如您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鲁迅与厨川白村，博士论文是研究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这个论题后来的影响很大。还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八十年代中期就写出的，其中有关论争思潮的章节也都是您撰写的。您为何较多关注理论、思潮的问题？这些研究是怎么成型的？
温儒敏：上大学那时，我对理论还是有所关注的，也发表过一些评论。考上研究生以后，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几个研究生不约而同都有个大致的“分工”，我一开始是做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后来又较多往思潮、流派方面考虑。留校任教，其他几方面都有人研究，批评史没有人做，我就选择做批评史。我也受王瑶先生影响，王瑶先生是很大气的学者，他研究六朝文学和新文学，都很注重以历史的审美的视点观察“文学史现象”，其中有鲁迅小说史的方法论影响。我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也都力图学习“抓现象”的方法，从史事、作品和相关材料中提炼问题。
图五：1988年，温儒敏在未名湖畔镜春园82号寓所门前
李宪瑜：您那一级研究生有好几个人，王瑶先生对你们每个人是因材施教吗？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指导方法？
温儒敏：应该是的，我们每个人特点不一样。比如钱理群比较成熟，他的鲁迅研究各方面都比较到位，所以王先生就建议他做鲁迅。我当时也想做郁达夫研究，王先生也指导我。最初做研究都是下死功夫的，我先做年谱，那时候没有现成的资料，要一个一个资料去找，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郁达夫年谱，准备出版，王先生还给我写了序。我接受的学术训练是有点偏于史学的，文学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很看重材料。当时资料的获取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要自己去摸索。我的方法是：先有大致方向，然后收集资料，了解前人研究状况，形成问题，再进一步研究。
李宪瑜：那时候找材料，跟现在有大量的学术资料储备不一样。
温儒敏：不一样，我们看书也多，刚才说老师开了书目给我们，我们顺着书目来看，再扩展去看，我那几年读了大约不下1000本书。有些是过眼录，读得快，但会有印象或者问题，随手就用卡片写下来。现在有了电脑，网上查资料也方便，但容易一步到位，没有过程，研究的积累不一样的。现在好像没人用这个“笨”办法了，以前很多老先生做学问也是这样，都是用卡片。
图六：2016年，温儒敏在客厅
李宪瑜：手动写一遍，跟我们今天在网上检索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温儒敏：网上检索当然也很方便，但毕竟你要打开那个文件夹，文件夹里边又有小文件夹，还有三等文件夹，难于一目了然。做卡片这个方法我也推荐给现在的博士生，我看他们没有人用，嫌麻烦。
李宪瑜：现代文学学科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文学不再是“显学”了，学院化的东西可能更多了，甚至有人说这个学科古典化了。您经历了现代文学学科这三四十年的变化，对于我们现代文学学科及现代文学研究以后的发展，您愿意来预判一下吗？或者说您觉得哪些研究方向很值得探索？
温儒敏：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以前我们找题目比较容易，做什么题目学界的关注度都比较高，大家也心无旁骛，就想着把它做成。现在各种要求和利益诱惑多了，现代文学研究已经失去当年那种动力，研究越来越琐碎，“自娱自乐”，有些研究可能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花很多气力做文章，得出的结论是常识，也没起到文化积累的意义。古典文学因为学科比较庞大，跨越时代比较久远，有些题目比较细小，也是有意义的。现代文学不一样，与当代社会生活联系较密切，还是要注重做些有问题意识、也比较有意思的题目为好。
李宪瑜：您这么说我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是关于您自己研究的转型。您后来在山东大学承担了一个重大课题，叫“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我也看到您带领课题组做田野调查。您是怎么考虑的？
温儒敏：为什么我要研究 “文学生活”？为了突破圈子，目光扩大一点，接地气一点。有些对普通国民影响很大的作品，我们研究文学的可能并不关心。我们只关心圈子里有话说的。譬如说《平凡的世界》，我们做过调查，是各个大学的图书馆连续十年、二十年出借率最高的，但是前些年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平凡的世界》都不怎么关心。它能进入千百万普通人阅读视野，这种阅读接受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想打破从作家、作品到研究者和批评家的“内循环”，看作家作品的接受情况，普通的读者或者说理想的读者有什么反应？像《平凡的世界》可能艺术技巧差一些，但有它的长项，它能成为普通读者长期喜欢的作品，这就值得研究。我讲“文学生活”，还是希望文学研究能适当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接受与消费，以及相关的文学现象。这个课题在2012年就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咱们北大也有些老师参加。打破惯性，往外拓展一步，就海阔天空，有很多题目可做。比如有人做《知音》杂志的研究，《知音》为何影响那么大？它是什么生产机制？它是怎么传播的？读者群是怎么回事？还有人研究《读者》和《故事会》，研究网络文学，研究农民工的阅读状态，短视频对人的认知以及文化传播的影响等等，我看题目很多呀。
图七：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温儒敏等在北大南门留影
（左起依次为：李宪瑜、温儒敏、贺桂梅、任晓红）
李宪瑜：您1999年到2008年担任过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这个时期是新世纪的头十年，也是中文系发展快、变化大的一个时期。包括您刚才讲到的一些学者的学术生存状况，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些现象都已经出现了。您那时提出北大中文系应当秉持“守正创新”，影响很大。“守正创新”这个新词，现在不同领域都有很多人在用。
温儒敏：那是中文系成立90周年时，我在演讲中提出的，得到中文系老师的认可。几年前，北大校长林建华在《人民日报》发文肯定了“守正创新”作为北大办学的思想，影响就出去了。近年来中央领导和一些文件都在使用“守正创新”这个提法。中文系是个老系，有好的传统和学风，比如严谨求实，宽松自由，还有思想比较活跃，这些都是好东西，要想办法把它传下来。“守正创新”，先是把“正”守住，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与发展。不要天天搞改革，不要那么多动作，搞教育特别忌讳“多动症”。教育有滞后性，特别是精英教育，它有时要与社会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
李宪瑜：您做中文系主任那十年，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方面有哪些做法，您认为值得发扬？
温儒敏：第一个就是强调基础课，让有经验的教授来讲。北大的本科生条件比较好，要让最好的老师讲基础课。当时北大中文系规定有八、九门基础课，有些属于精品课，还获得全国的奖项。其次是设置若干二级专业课，比基础课更专一点，但是它又不是研究生的课，是专门给高年级本科生开的课。我不知道这个措施现在还有没有实行，像我当时开的“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那个就是针对本科生开的专题选修课。每一个学科，古典文献、汉语史、古代文学，都应该有个二级课，不是说每个老师你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不能因人设课。那时还特别注重让学生读书，读基本的书，开设了《论语》《孟子》《左传》《红楼梦》等专题读书课，一个学期下来，就是完整读一本书，要求学文学的也要学点训诂、版本等课程。我不知道现在这些课程有没有坚持下来，我到山大也建议他们开设类似的读书课。我总是想，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的书没有完整读过几本，那是说不过去的。
图八：2009年温儒敏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现代文学史”
李宪瑜：您觉得中文系本科生培养还应当注意什么？
温儒敏：基础要扎实，写作要过关。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必定要培养“写家”、“笔杆子”。中文系毕业的，笔头要硬，这是社会需要，也是他们的饭碗。
李宪瑜：很多大学中文系现在都没有写作教研室，北大中文系也没有。如何让学生具备基本的写作能力？
温儒敏：写作能力背后是思想能力、专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训练，很难靠一门课来解决。北大中文系没有写作课，但原来我们有这样的规定，要求所有课程都布置一些写作任务。还有就是学年论文，必须有老师指导。二年级下学期有个写作能力评定，如果写作方面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做专科处理。记得那时每年大概有百分之六、七，甚至最高达百分之十的本科生毕不了业。要落实挺难的，但规定明确，老师责任到位，就能做好。当时要求老师必须给学生改文章，系里抽查。
图九：2012年，温儒敏与中文系同事及研究生们的合影
李宪瑜：您做系主任的时候，研究生的教学也实施了一些改革。您能说说吗？
温儒敏：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教育最重要的是把好三关，即招生宁缺毋滥、资格考试有淘汰、毕业答辩实行匿名评审。我们是全国最早对博士生论文实行匿名评审的，《人民日报》都登过消息，后来逐步推广。当时每个专业搞个专家库，导师回避。答辩通过之后，还要系里讨论，每年都有不能通过的。还有，为拓展研究生视野，活跃思维，还专门设立了“孑民学术论坛”，是跨学科的，邀请不同领域顶尖的学者来讲座。
李宪瑜：咱们再聊聊您退休后的事。——其实我觉得您好像是一直也没有退休。
温儒敏：我2008年卸任系主任，2009年退休，返聘到2011年，就转到山东大学去，他们聘任我为文科一级教授。我在那边带博士生，也给本科生上课，北大这边我负责指导的几个博士生继续指导，直到他们都毕业。我去山大不久，教育部就聘请我担任全国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
图十：温儒敏与夫人及小外孙女在一起
李宪瑜：您现在在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影响非常大。您这几年是深度参与到了中小学语文的教学改革、教材编订等事情当中去了。在外人看来，您这个专业转变的幅度很大，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
温儒敏：也不是什么“转变”，关注语文教育是中文系老师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当系主任时，看到很多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怎么关注基础教育，都往综合大学的路子发展，而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又那么多，是国计民生嘛，我就想“敲边鼓”，让北大中文系在语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发出声音，支持更多的大学来关注基础教育。2004年我就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实事，在全国产生影响。袁行霈老师领衔的人教社高中语文教材，我当执行主编，北大中文系有十多位教授参与编写。包括陆俭明、陈平原、苏培成等，那时都参加了。在统编教材之前，人教社这套教材覆盖面最大，这也是中文系的重要成果嘛。那套语文的封面上就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写”，影响很大。
李宪瑜：关注中小学语文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
温儒敏：以前的老先生都关注啊，朱德熙、王力等都教过中学的，冯钟芸先生也主持过中学语文教材评审。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教授们编过《国文月刊》杂志，朱自清还教授过“中学国文教学法”。这并不妨碍他们学术上的成就，又让中文系的学术与社会需求取得更密切的联系，这是淑世之举。所以教育部请我出来做这件事，担任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我就来做了。这个大工程从2012年到2019年做了8年，先后组织各方面专家两百多人，虽然非常艰难，但终于完成了。现在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已在全国投入使用。
图十一：温儒敏与采访人李宪瑜
李宪瑜：统编教材的编写社会上很关注，影响很大，有些争议也会被放大，可以想象编写过程是非常复杂艰辛的。
温儒敏：以前的语文教材都是各个出版社编的，有些质量未见得有保障。统编能调动全国的研制编写力量，水平会提升。教材编写是国家的事权，肯定有政治要求，但也有专业方面的很多空间。比如课文选什么、应该引导学生怎样去学，建议在教学上做哪些改革，等等，都是要各方面的专业研究去支持的。这是值得做的事，的确太艰难，比我们自己写文章难得多。到编高中那几年，我年纪也大了，很累了，又动了手术，一度想推辞不做了。教育部的领导特地到家里来，要我坚持做完，我还是从大局考虑，坚持做下来了。
李宪瑜：那您现在从一个中小学语文教育专家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温儒敏：中文系是基础学科，又是人文学科，需要有社会关怀。现在的问题是分工很细，大都是在自己专业圈子里转，打井式的研究，只关注发文章做项目，其他都不关注，缺少社会关怀，缺少思想发现，还缺少“文气”，那你就会被边缘化，变成一个摆设品。中文系应该有一部分力量（不是全部）关注社会的“语文生活”和“文学生活”，用专业视角关注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用专业视角去关注。比如说搞诗歌的，可以关注一下何为“诗教”，中小学诗歌都是怎么教的？研究古汉语的，也不妨关心一下什么叫“浅近的文言文”？语文教育研究所是一个虚体，但影响挺大的，也是中文系的学术资源，应当用好这个平台。要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结合专业的眼光，发现问题，向社会发出声音。
李宪瑜：这个是北大中文系的传统，也是北大的传统，这一点一定可以传承下去。说到北大，您心目当中的北大精神是什么？
温儒敏：北大精神应该还是学术自由。特别是搞基础研究、人文研究的，没有那种相对自由的心态是做不好的。天天想着项目，想着怎么去花钱，想着怎么去开会，怎么做学问呢？选择自己有兴趣、有意思的、对社会有意义、或者对学科发展有价值的题目来做，一辈子能够做成一两项，就不错了。
李宪瑜：今年是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请您再说几句寄语吧。
温儒敏：我还是主张中文系应当坚持“守正创新”，把它作为一种“系格”来坚守。在这个很实利化的浮躁的环境中，尽可能为老师和学生争取相对的学术自由，让他们能够有比较宽松的心态去学习和做学问。教好我们的学生，通过学术训练让他们充分打开自己，认识和磨练自己，为一生的学习发展打下厚实的底子，做有家国天下大胸怀的人。祝福110岁的北大中文系生生不息，走向未来。
助理采访：胡海洋
责任编辑：肖钰可
排 版：李岚
邰佳依、朱乃欣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图一（周昀摄）、十一（何飞摄）为原创，图二、四、五、六、九、十由受访者提供，图七由李宪瑜提供，图八为中文系行政办资料，图三为北京大学档案馆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