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1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唐作藩
采访人：向筱路
时间：2020年9月18日
图一：唐作藩先生接受采访
受访人介绍：
唐作藩，1927年生。1954年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语言学论丛》《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中国语言学》学术委员。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著有《汉语音韵学常识》《上古音手册》《音韵学教程》《汉语史学习与研究》《汉语语音史教程》等多种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采访人介绍：
向筱路，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在读博士生。
向筱路：唐先生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领域有深厚的造诣。从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算起，您已经在北大中文系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今年适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所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对您做一次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与北大中文系的故事，以及您对汉语音韵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
您是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接受的大学教育，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语言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那一段经历对您之后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作藩：好的，我回顾一下。我觉得我是文人命啊！我的运气好吧。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邵阳地区，当时叫武冈县。现在从武冈分出一个洞口县，洞口县下面有一个小镇，叫黄桥镇，江苏不是有一个黄桥么，我们这也有一个黄桥镇，我就出生在那个小镇上。那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我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面。我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父亲在商店里当了两年学徒，刚刚出师吧，自己做一点小买卖。十一二岁的时候母亲老是带着我到外婆家去，所以我从小是在外婆家里长大的。我外婆又善良，又能管家。外公我从来没见过，很早就去世了。另外外婆家里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大姨妈。后来家里条件慢慢好起来，自己还有地种了。本来我父亲要我跟他一样，去当个学徒，做点小买卖。但我的一位二叔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父亲有三兄弟，他们都是做买卖的，我的二叔长年跑外，先是在家乡的小镇，然后到宝庆府，即今邵阳市。我们那里近代出了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魏源，武的就是蔡锷，所以别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是出了不少名人。因此我二叔的眼光比较长远，他对我父亲说还是读书好。这句话可以说决定了我的一生。于是我父亲就送我去读书了。即先去上黄桥中心小学。我本来念了两年私塾，那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去报名的时候，校长曾育贤老师说你这么大了，不能从一年级学起，念五年级吧。我一辈子都记得，念五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的数学期末考试得了37分，不过到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是全班的第二名了。
图二：唐作藩先生与夫人唐和华合影
唐作藩：读完小学后接着去读中学，考上了洞庭中学。抗战时期国民党有一个军校，叫作军二分校，校长叫李明灏，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因为当时有好多教官的子弟要上学，他就创办了这所中学，在湖南武冈县县城郊外，取名叫湖南私立洞庭中学。我记得我是在初10班，后来在高4班，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我老伴。我念高中的时候，她念初中。她家里比较富裕，有三姐妹，父亲是国民党的上校，所以跟着去了后方。她当时还在念初中，两个姐姐读高中，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常演话剧，我记得演过《万世师表》，讲闻一多带着学生从北京到昆明的故事，我演老师，她演学生，她大姐就演我的老伴。所以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本来我是想考北大的，我记得当时北大和清华同时招生，要么报清华，要么报北大，我就报了北大，结果没考上，考上了中山大学。那时候在湖南还不能参加北大、清华的招生考试，得到上海去。湖南不是出锑嘛，有很多锡矿山，实际上是出锑，出的锑常常要运到上海去。一个工程师的儿子跟我们是同学，所以我们就坐运锑的船去上海，参加考试。因为我们在中学演过话剧，我当时不知道，以为语言学系是演话剧的，就这样报考了中山大学语言学系。
本来中山大学没有语言学系，是王力先生创办的。王力先生是清华的教授，系主任是朱自清，原本他是准备回清华的。在他回北京之前，先回了广西老家，然后经由广州回北京。结果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大学的校长就挽留他，请他在广州待几年，然后再回北京。于是王力先生给朱自清写信，说有朋友要他留在中山大学。朱自清说也好，同意他待在广州。王力先生给中山大学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创办语言学系，校长答应了他。我记得那时候除了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还有一位高华年先生，一位严学宭先生等。高先生是教少数民族语言学的。另外还有黄伯荣先生，当时是助教，后来我毕业的时候他是讲师。
图三：1982年春唐作藩与王力先生合影
向筱路：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大中文系，您也随之北上，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唐作藩：解放以后，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提出一个建议。他是王力先生在清华时候的学生。他想把全国搞语言学的老师集中到北大来，从北大中文系的语言文学专业中分出一个语言专业，这样就在1954年把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全部老师和学生调来了。我1953年从中山大学毕业，那一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招了30名学生，是历年最多的，以前总是只有五、六个人。我们那一级也只有六、七个人，现在有些还有联系，你可能听说过。如暨南大学的詹伯慧，后来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欧阳觉亚，现在在美国的饶秉才，还有麦梅翘，毕业以后留在了社科院语言所，麦梅翘比我们都大，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刚才说胡乔木要整合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师资力量。当时的燕京大学也合并过来了，像高名凯先生和林焘先生都是燕京大学的，魏建功先生是老北大的教师，还有周祖谟先生，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都集中到北大来了。那时候北大没有语言学系，所以王力先生建议创办一个语言专业。后来成立了两个教研室，一个汉语教研室，一个语言学理论教研室。语言学理论教研室是高名凯先生做主任，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做主任，后来汉语教研室又分为现代的、古代的两个，那是1960年代以后的事了。
图四：1955年秋北大汉语教研室教师在颐和园听鹂馆前合影（左起：潘兆明、梁东汉、周祖谟、唐作藩、魏建功、杨伯峻、姚殿芳、黄伯荣、林焘、王力、吉常宏）
唐作藩：我1954年来到北大，本来那时候中文系不光有汉语言、语言学专业，还有一个新闻专业，后来新闻专业合并到人大去了。我记得当时让我教新闻专业一年级三班的写作课，那个班的课代表就是林昭。
图五：1983年唐作藩与岑麒祥先生夫妇合影
向筱路：到了北大中文系以后，有哪些先生对您的影响特别大呢？
唐作藩：主要是王力先生，还有岑麒祥先生。本来在中山大学，留下我是做岑麒祥先生的助教的，跟着岑先生学语言学理论。到了北大以后，王力先生对我说语言学理论教研室已经有两个助教了，就是石安石跟殷德厚；我们刚成立的汉语教研室还没有助教，那你就跟着我学汉语史吧。这样我就转换了研究方向，从此就一直跟随王先生。我记得那时候住在现在咱们中文系所在的原朗润园教师住宅区。朗润园还是有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有盖咱们现在这个人文学苑，旁边住的是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住在未名湖边的，我记得还有季羡林先生。我在那里就这样度过了好些年。
图六：1980年代几位语言学家在商务印书馆合影(前排左起第二王力，三岑麒祥，四林焘；后排左起第一蒋绍愚，三唐作藩)
唐作藩：刚才提到，到北大之后，王力先生要我就跟着他学。这时候正好吕叔湘先生提出要普及语言学的知识，他就跟王力先生说，您来写一个音韵学的普及读物吧。王先生住的那个四合院，实际上只有东屋、北屋和西屋，王先生住在北屋和东屋，我就带着我老伴和一个三岁的小孩，住在西屋，虽然只有一间房，但有卫生间。王先生把我叫过去，对面就是他的书房，他说刚才开会回来，吕先生要求我写一本音韵学普及读物。他就要我写，我说我还没学，他说边学边写、边写边学。这样我就写了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没想到那本书后来日本还有两种翻译本，台湾也印了，香港也印了。所以这样我就一直到现在，从事音韵学的教学与研究。
图七：唐作藩先生编著的第一本书《汉语音韵学常识》书影
向筱路：关于“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史（上）”这两门课程，您后来都出了教材，就是《音韵学教程》和《汉语语音史教程》，影响很大。这两本教材的编写过程，您在后记里都做了一些说明。我想请您讲讲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自己来编写教材？它们和同类的著作相比有什么突出特点？比如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在1936年就出版了，后来改名《汉语音韵学》，他在1950年代出版的《汉语史稿》（上册）也是语音史的内容。
唐作藩：另外还有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学导论》，是吧？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他每节后列为参考资料的内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学生都看不懂，包括罗常培先生的《导论》。虽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绍给同学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据我自己学习的体会，编了《音韵学教程》。原来是跟着王先生写《汉语音韵学常识》，然后再就是《音韵学教程》，是这样的。后来再编写《汉语语音史教程》，也是考虑到学生们反映看王先生的那些书，不容易看懂。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得更通俗一些，让学生除了在课堂听课，也能够自学。
图八：1988年5月唐作藩先生在庆祝北大校庆90周年与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领奖会上发言
向筱路：主要是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更早地、更方便地入门。
唐作藩：对。那时候同学住在礼堂前面，咱们的百周年纪念讲堂原来是大饭厅，我记得外面行人路上还有一个桥。那时候很少有汽车，有辆自行车就不错了。在那后面还有一个食堂，邮局也是在旁边，就在三角地，还有好些小商店。那时候同学们就住在前面的楼里，现在是多少号楼我都记不得了，在礼堂的南边，他们常邀我到学生宿舍里面去辅导，尤其是57级、58级、59级的那几个班。
向筱路：汉语音韵学可以分为今音学、古音学、北音学和等韵学，它们各自都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您对每个门类基本上都做了研究。现在学科门类划分得越来越细，很多学者和青年学生限于时间和精力，往往只能就其中一个方面进行探索，难以做到全面贯通的研究。音韵学研究也有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唐作藩：这种做法太窄了，我觉得不太合适。你学音韵学不光是音韵学本身，还要有汉语方言的基础，因为很多古音都保存在方言里面，特别是在南方的一些方言里，广州话、客家话、福建的闽方言，都保存了比较多的古音。所以50年代袁家骅先生开方言学课，我就从头到尾一直跟着他学了，学了以后还记录了我湖南家乡的方言，记录以后请他看，后来发表在《语言学论丛》第四辑上。所以我觉得音韵学跟方言是分不开的，学音韵学一定要学好方言学。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语音学学好，没有语音学的基础，你就不会记音了，是不是？
图九：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后北大校友留影（前排左起：徐复、黄绮、刘又辛、殷焕先、严学宭、郭良夫、王均、李格非、唐作藩；后排左起：杨耐思、王宗孟、赵振铎、陈振寰、杨春霖、许绍早、李思敬、许梦麟、但国干、鲁国尧）
向筱路：很多人把音韵学称为绝学，不管是对于学生还是研究人员都有比较高的门槛。据我所知，现在国内还有一些高校的中文系或者文学院没有开出“汉语音韵学”等课程，北大有非常好的研究汉语语音的传统。您觉得北大中文系有哪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唐作藩：我觉得一方面系里面在安排课程的时候，不要忘了安排这门课，虽然有时候选课的人少，但是还是应该开。另外就是要招收音韵学方向的研究生，因为你要想进一步学好音韵学，还是要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训练。另外，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学语言学的需要音韵学的基础，学文学的有一点音韵学基础也是好的。我的好朋友袁行霈先生，他就听了王力先生的汉语史课，到现在我们还经常有联系。
图十：1980年11月在武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后唐作藩与饶秉才、许绍早、李思敬、杨耐思等和王力先生夫妇于先生下榻宾馆前合影
向筱路：您觉得就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我们北大中文系目前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强的？
唐作藩：据我了解，我觉得我们中文系还是不错的，因为有好几个教音韵学的教师。除了孙玉文老师，还有现在已经退休的耿振生老师，还有张渭毅和赵彤，赵彤本来是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人大，现在调回来了。
向筱路：您在北大指导了不少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您在指导过程中，最注重哪些方面的培养，具体是怎样体现的？
唐作藩：跟我学的日本的学生比较多一点，最早是花登正宏、古屋昭弘，还有平山久雄的一个学生，叫什么我一下忘了。另外我在马来西亚教了一个学期的课，除了教音韵学，另外还开一门《诗经》研读课，所以有些那时候的马来西亚学生到中国来旅游了，总是要来看看我。
我觉得咱们还是要坚持开这些课吧，是不是？本科就开音韵学，研究生就开上古音啊，中古音啊，《切韵》啊，还有《中原音韵》，对不对？过去咱们的校友杨耐思先生是研究《中原音韵》最好的学者，可惜已经去世了。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最好既要做到专深，也要做到广博。比如说你要是重点学中古音，近代音、上古音也得掌握，另外我也反复强调方言学对学习音韵学、汉语史的重要性。
向筱路：您在中文系已经工作和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有什么特质是北大中文人最应该坚守的？
唐作藩：我觉得一般来说，北大的师生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像袁行霈先生他就强调，学文学也得学点语言学，我觉得他这个意见很对。那么我们学语言学的人也不要忘了文学，也得学点文学，这样比较全面一点。基础宽厚一点，总是比较好的。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些小框框里面，尽量去了解一下别的学科，这样对提高自己本身的研究也会有帮助。
图十一：唐作藩先生给中文学子题词：
“学，然后知不足！”
向筱路：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对北大中文系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唐作藩：当然是希望能越办越好了。除了留我们自己学校毕业的，外校如果有好的青年人才也可以交流，条件成熟的话把他们引进。因为要办好一个学校，办好一个系，主要还是教师吧，教师好，开的课才好，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是不是？我们在中山大学的时候就是各个方面的教师都有，除了中大的，我记得还有从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调来的。当然，他们应该都是有专长的。
助理采访：李泓霖
责任编辑：李泓霖
排 版：李 岚
图片来源：图一、十一为原创，徐梓岚摄，图二、三、四、五、八、九、十由受访者提供，图六来源于北京大学档案馆，图七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