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13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严绍璗
采访人：蒋洪生
采访时间：2020年10月5日
图一：严绍璗在访谈中
受访人介绍：
严绍璗，1940年生，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64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研究。曾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5年）、“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2016年）。著有《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日本中国学史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策划领导小组成员。
采访人介绍：
蒋洪生，1972年生，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比较文学硕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化与文化史学、批评理论、东亚思想史。
蒋洪生：严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北大中文系的采访。对中文系老先生的采访，也是我们中文系系庆110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能否请您从您在北大中文系求学的经历谈起呢？您是1959年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的吧？
严绍璗：是的。谢谢你。在北大中文系大庆之前，找一些曾经在中文系接受教育、获得成长的老人谈谈自身的经历，我想对于我们未来中文系的道路可能会有一些价值。而对于我们自己，总结一生的道路，对后辈提供某些经验和启示，或者也有点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听说中文系安排这样的采访，派洪生来和我对谈，我首先感到很高兴，其次感到责任重大。我今天会断断续续地进行一些回忆，这些回忆如果能对年轻的朋友有某些启示和帮助，那我心里就很满意了。
图二：严绍璗与采访人蒋洪生
蒋洪生：1959年您来北大中文系，是读的古典文献专业吧？是哪些因素影响到您选择了北大中文系呢？
严绍璗：对，我是1959年从上海考区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当年我们入学考试的时候，古典文献是北大中文系新设立的一个专业，我们一部分考生是临时转到这个方向上来的。我高中时在上海考区读书，当时的语文课本相对前几年来说已经逐步正规化了。我记得高一的语文书就有《诗经》的文本。然后我一直到高二念完简易的中国文学史，逐渐培养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敬重，特别是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对我们国家有这么深厚强大的文化传统，我深感自豪。中学的时候我就想着在这方面多读一点书，多获得一些古典文化知识。
这时北大中文系设立了一个新的专业，叫古典文献。我听说之后，就去报考，结果真的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了，当时感到欣喜万分。这样我就进了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当年北大的古典文献专业是全国唯一的，其实北大设立这个专业的时候，对这个专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向，乃至设立什么样的课程，都还有些茫然。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几位先生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蒋洪生：是哪几位先生呢？
严绍璗：第一，不能忘记当年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杨晦先生是做近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但他对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有着特别的钟爱和关注；第二，不能忘记魏建功先生，魏建功先生后来成为古典文献专业的专业主任，他特别钟情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建设；第三，不能忘记游国恩先生，游国恩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他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权威，他特别赞成在中文系设立一个古典文献专业。然后中文系一批做语言、文学研究的老先生，都赞成。这是不容易的，当时为什么赞成很困难呢？因为我们刚经过了“大跃进”和对古代文化的批判，要重新在一个大学里——而且在北京大学——组建对古代文化和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很大的政治胆量和学术胆量。而北大以杨晦教授为首的这样一些在学术界名望很高的先生，都欣然赞成毛主席关于关注中国古代文化的讲话，感觉到这是文艺发展的一个新的春天。
图三：魏建功在辅导文献专业青年教师（右起第三为魏建功）
严绍璗：然后他们决定在全国找二十多个学生进行试点。我们这些人就是作为试点被录取的学生。我们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学习古典文献，但这个专业当年还正在组建之中，还在讨论古典文献专业到底是放在古代文学好呢，还是放在古代汉语好？一部分老师认为，因为要读懂古代文献必须有语言教学，所以应该以古代汉语为中心。但另一部分老师认为，古代文献大多是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学生必须有大量的文本阅读，应该放在文学专业。大家有很多争论，一切都在摸索之中。那么该由哪些教师来组建文献研究的队伍？当时也是犹豫不决的。
蒋洪生：就是说新中国在此之前没有古典文献学这个专业，那么民国时期大学里有没有古典文献学专业呢？
严绍璗：民国的时候也是没有“古典文献学”这一专业的，所以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一个极大的开创性尝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专业是设在什么系里？反复斟酌后，说还是先放在中文系，但要随时准备让历史系和哲学系的一些老先生加入师资队伍。后来学校决定让魏建功先生担任负责人。为什么选魏建功先生呢？魏先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弄清楚魏先生基本的学术道路。他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杨晦先生一样是五四运动的先锋。魏先生其实很早以前就是中共党员，可是他长期奉命隐瞒自己的身份，一直在教师队伍中。当时有人认为魏先生过于保守，也有人说魏先生是五四激进青年。魏先生决定由他自己出头：“不管别人如何看我，我愿意负担古典文献的工作。”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北大可以建立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呢？经历了此前急风暴雨的思想文化斗争之后，毛主席再三强调，要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果不是毛主席这么说，我认为古典文献专业可能还会推迟建立。毛主席说在北大要建立一个古典文献专业，当时好多人到处打听，质疑这真是毛主席说的吗？据说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的老先生们翻来覆去地开会，我想至少开了二三十个会，才确定下来，没有异议了。
图四：2019年，严绍璗在魏建功先生纪念活动上发言
严绍璗：那怎么来推进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怎么把学生们招进来？他们设想了很多的办法，说要么是历史系念一年，要么是中文系念一年，也有说要在哲学系上一年的。但有的老先生认为，学生怎么可能样样通呢？必须要限制在一个系里边。魏先生当时就主动担当，决心在中文系建立古典文献专业。我还记得第一次魏先生和我们见面的情形。他个子不高，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但是学问了不得。魏先生向我们表达了欢迎之意以后，就向我们介绍古典文献是什么。我们从魏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北大设立古典文献专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张，当时很多人都哭了！我六十来岁的时候，有幸获得中央领导同志江主席接见，他拿着我写的一本书说：“一本好书，可以抵千军万马啊。好好地继续努力吧！”我当时就想起毛主席，想起毛主席指示在北大设立文献专业，要叫我们重新认识古籍、整理古籍，把有价值的部分交给民众、建设新中国，觉得古典文献研究的责任是如此重大。
蒋洪生：能否介绍介绍您当年在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求学的情况？
严绍璗：哦哟，中文系真是一个知识的大海啊！在中文系，你不学不知道，中文系的教师，知识量的积累是相当有水平的。新生见面的时候，专业主任魏建功先生给我们介绍情况，然后安排我们上古代汉语，先去语言专业听课；文论先不要上，因为理论比较难，但是文本要读，那就念古文吧，我们就上古文。一切都在匆忙建设之中，但北大很重视，我们的古代汉语就是王力先生教的，古代文学是游国恩先生教的。这些第一流的先生，在别的学校通常只能找到一个两个，但在当时都“扎堆”在我们的课堂上了，一下子使我们学生的眼睛都亮起来了。我觉得北大的教学风格非常好，它集中全部力量让一年级的学生就树立起对学科的一种信心、一种信念——我们班上要调专业的只有两个同学，而其他学科就经常有调专业的——这种信念可以说和大家对于国家民族的美好前景的信念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古典文献专业在新中国后来的古代文化建设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中华书局一批优秀的编辑，都是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出身的，全国还有一些相关的编辑部也是这样。到现在全国已经有很多学校有古典文献专业了，这对于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确实是起了作用的。其中北大中文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觉得北大中文系在这一点上厥功甚伟。
图五：1965年，毕业不久时留校任教的严绍璗
蒋洪生：谢谢严老师。您在北大中文系接受了严格的古典文献的训练，留校后也长期从事古典文献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我们知道您的学术兴趣、研究领域远远不止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学、文化史学，从日本中国学到中国日本学，从文学变异体思想到文化发生学，您在上述各种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但是我们知道您不管学界的理论潮流如何变迁、您自己的研究领域如何拓展，您始终强调原典实证的重要性，我们想请您谈一谈为什么您在学术研究里面这么重视原典实证呢？
严绍璗：我正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不管自己个人的兴趣发展道路何等遥远，我的根基都是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出来的。我今天取得的成果，都跟古典文献、原典实证有关系。别人以为古典文献专业就是读古书、背古书，毋庸置疑，这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风物长宜放眼量， 要着眼于中国文化，还有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联。我们的古典文化其实融合了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因素。
图六：1994年，严绍璗在日本
严绍璗：我大学的时候，英语学得还行。一次碰到魏先生，他说英语学好了很好，下学期开始学日语吧！日本人在解放前搞了我们那么多东西，总得有人去学日语的。然后我就去学日语去了。学日语的工作量很大，但没办法，只得学啊！这样我就学了两门外语。我觉得中文系的学生掌握一些外语是很符合时代需要的。我们发现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很多，也慢慢知道有一门学问叫国际中国学，我就开始对这个感兴趣，就开始自己在课上把刚刚学来的知识给学生介绍一下。因为有一批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对这个很感兴趣，这样就无意间带动了北大几个跨学科研究领域中的一些人开始学两门外语。
蒋洪生：确实，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原典实证研究也应该非常重视外语的学习。
图七：严绍璗与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等的合影（左起依次：张冰、李福清、严绍璗）
严绍璗：对，这样以后我就进入到国际中国学的研究中。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多老先生的支持。我记得邓广铭先生拿了一沓史学的材料，有日文的，也有法文的，说让我帮他把这个材料翻译一下。我看到有法文的，赶忙推辞；他说你先放着，把能译的先译出来，然后咱们再商量。邓先生是何等人物啊！我就很努力地翻译、研究，因为我父亲懂法文，他也帮过我一些工作。所以我知道做国际汉学最好要懂法文、英文、日文，慢慢地就互相串联起来了。
我总结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感觉要搞好学术研究，首先要对学术有兴趣；第二，要有一种不断探索新问题的能力，能力不够就找老师帮忙。我法文能力不够，就不敢胡说，以免误人子弟。做研究我觉得一个要宽眼界，一个要小心态（严谨论证）。
图八：2010年，严绍璗在“百年中国文学与学术思想流变”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
蒋洪生：您上课的时候跟我说过原典研究特别重要。我记得您举过一个例子，有人研究《源氏物语》接受中国古诗词的影响，不是依据日语原本，仅仅用丰子恺的译本，把丰先生中国古诗体的译诗当成是论证的依据，这就出了不少笑话。
严绍璗：对，所以我觉得要懂一种外语、以及多读书开阔眼界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原典实证的精神了，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在我们的年轻一辈中间传播。但是急功近利也不能完全责怪年轻人，这跟某些老师上课也有关系。所以我一直强调要实事求是，不懂不要紧，不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图九：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目》书影
蒋洪生：谢谢严老师。您年轻时候曾经参与编撰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化遗产》，强调研究文化遗产进而推陈出新的重要性，并在北大开设过相关的课程，比如说“历史文化论”，还有给新闻系、新闻专业的学生开过“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当时为什么想起编这本书和开设这些课程呢？
图十：严绍璗在课堂上
严绍璗：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是要读一点马恩列斯毛的书的。你说的那本书不是我一个人编纂的，而是我们当年几个年轻教师的共同成果。当年我们在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有几个熟人，痛感理论界有一批特别喜欢吹牛的后生，拎到什么东西，他就引一段，写文章旁征博引，看起来他好像知识面很广，但其实经常是断章取义、莫名其妙。我们当时深感自己需要吃透马列原典。那本书是我们几个人共同编的，当时由蒋绍愚领头，然后我们这边有陈宏天、陈铁民等，都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的，集中钻研马恩列斯毛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编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化遗产》一书。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要读书，你要引什么文章之前，你还是要稍微翻一翻人家文章的全文是什么样子的，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蒋绍愚他们就激烈主张，文化研究的人一定要读经典原著。我们很赞成，大家就志同道合编了这个书，其中蒋绍愚整理、核对的功劳最大。这次编书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有益处的。我觉得北大中文系从本质上不是浮夸的地方，不是空口说白话的地方，大家还是很尊重原著、原典，强调原典实证的重要性。
图十一：2014年，1959级系友赠中文系“斯文在兹”石后聚会留影（右起第一为严绍璗）
蒋洪生：谢谢。最后一个问题：人贵有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单位也贵在有精神。北大中文系自不例外。您认为北大中文系应该发扬和建设什么样的“北大中文系精神”呢？
严绍璗：我谢谢你向我提这么艰难的课题。我认为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因为普遍认为五四运动和北大中文系是不可分离的，像杨晦先生、魏建功先生等一批老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但今天要举起这个五四精神的旗帜，也比较困难。因为你首先要说清楚五四精神到底是什么，今天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我们说你要写好书，可什么叫“好书”？我们年年评书，评书的标准其实很难确定。江主席当时拿着我的书说“谢谢你为人民写了好书”，我感动之余忽然有个念头，我想主席要求我们写的好书到底是什么标准？但是因为中央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就在学习过程中互相讨论、互相批评。但是我觉得一门学科如果没有一个精神是不成的。
蒋洪生：谢谢严先生。最后，能否请您对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的系庆讲几句话？
严绍璗：我说一句最空口的话：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五四的精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可能各各不同；但是在一个层面上一定是一致的：人文学者一定要忠诚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忠诚于我们自己的人民。譬如像我们人文学者，江主席要我们“为人民写好书”，这种好书一定是与我们时代的步伐相一致的，而且能够对我们这个时代起到精神上启蒙、推动的作用。从总体上说，你写出的书要有益于中华民族在未来道路上的进步，有助于我们民族社会精神思想的发展，有助于人民福祉的建设。
图十二：严绍璗为中文系110周年系庆题词：“敬祝中文系百年流芳，千年更艳”
蒋洪生：您这是对北大中文系的每一位老师的希望了。那您对中文系的学生有什么期望呢？
严绍璗：我建议在求学期间，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能够认真读几本对你起到解惑、启蒙作用的书，那就是很好的。我们那时候读《青春之歌》《知识就是力量》这样一些书，就是在社会为我们年轻一辈提供的公认有价值的著作中，选读个三四本。我们那时都读《青春之歌》，为《青春之歌》中强大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青春之歌》很有意思，它既激荡着年轻人奔腾的血液，又寄托了时代对个人的一些要求。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作品还是比较少的，你说现在哪里有这么一本书，能让整个社会都为之震动且都接受它呢？当然社会要求也高了，但是我感觉作家实际的状态、作家的精神力量变弱了。
责任编辑：肖钰可
排 版：李岚
徐梓贤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来源：图一（吕宸摄）、二（周昀摄）、九（周昀摄）、十二（刘东摄）为原创，图三为北京大学档案馆资料，图四、十一为北大中文系行政办资料，图五、六、十由受访者提供，图八来源于北京大学新闻网，图七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