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9日至30日，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京港大学联盟资助的“京港学者古代文学研讨会——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物与义”在香港城市大学顺利召开。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湖南大学、岭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树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二十八位学者，围绕中国古典文学中“物与义”各方面的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讨。
开幕式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系主任程美宝及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系主任程苏东代表致辞。程美宝在致辞中对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程美宝表示，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刚迎来了第十周年，此次诚恳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就是最佳的庆祝方式。她又特别感谢京港大学联盟对此次会议的赞助，使来自京、港两地以及更多地区的学者能够共聚一堂，共商学问。她期待与会学者的精彩分享，并祝愿会议圆满成功。程苏东则首先向城大中文及历史学系成立十周年致以诚挚的祝贺，他期待两系能进一步加强联系，在教学和科研各领域探索合作空间。他相信，本次会议的举办会为认识“人”与“物”、“物”与“义”之间的多重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同时进一步加强京、港两地的学术交流。他感谢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各位老师和同学对本次会议的周到安排，并感谢京港大学联盟对会议的资助。
与会学者会场合照
程美宝教授代表学系致送纪念品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开幕式致辞后，与会学者拍摄合照，之后分组讨论正式开始。
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刚关注道家与物宛转和文学之谐隐滑稽之间的关系。徐刚指出，“滑稽”的本义并非诙谐幽默，而是与道家应物无方、与物宛转的思想密切相关。“滑稽”的幽默的内涵，即来源于道家思想，《庄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滑稽文学。“谐”与“隐”，作为一种文体，都是“滑稽”的一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程苏东探讨以荀子“观物”说和陆机的“体物”论如何赋予了赋区别于诗的特性。程苏东认为，荀子强调作赋须对“物”要全面描绘，亦要彰显“物”背后的“理”，这赋予了赋较强的理性认知特点。陆机则将诗、赋对举，提出诗缘情、赋体物，正式明确了赋在内容、风格追求方面的独立性。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张万民的报告围绕朱熹的“淫诗说”的阅读体验到阅读实践展开。张万民提出，朱熹在理学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阅读“淫奔者自作”的“淫诗”，可使读者通过切己的“愧耻”体验，进一步认识自我、实现劝善惩恶。然而，南宋末至明代，朱熹的这种理想的阅读模式和目标未能实现，反而加深了道德理想与现实欲望之间的冲突。
分组讨论情况
先秦两汉文献中，莲作为一种植物名称有多种表述，其不同的部位和生长型态也都有专属的名字。在先秦两汉典籍中，如此仔细独立名目的，仅莲一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师梁树风借助现代植物学对莲的植物性特性描述，重新梳理先秦两汉“莲”的语义及先民对“莲”不同部位的命名过程，发现先民对植物的观察与辨析均已非常仔细。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特聘副研究员杨琼结合新见卢纶夫妇墓志，重考卢纶生卒、科举经历、与元载、王缙之关系、遭谤过程以及相关诗作，对卢纶作品的特点及其在当世的流传与影响 。卢纶夫人墓志亦可补充史料中未见的卢纶婚姻关系和进仕背后的复杂因素。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李霖对日藏旧钞本《春秋正义》进行考述，补充并拓展了相关文献学知识。宋刊单本《春秋正义》今已无存，另有金泽文库本、正宗寺本、彰考馆本亦不得流传。李教授认为，杨守敬、罗振玉旧藏，及《嘉业堂丛书》翻刻本《春秋正义》，应出自此日藏旧钞本。虽然此本与宋刊本存在差异，文献价值亦不可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蔡丹君关注《文选》的诗歌编次中潜藏的诗学观。《文选》根据诗歌题材，有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等类分。这些分类的名目如何产生？反映了怎样的编纂思想？蔡丹君提出，《文选》编纂思想源于其成书之前的丰富文学理论积淀。其选诗有宗经、平衡传统与新变之关系等诸多考量，也有对诗乐互动之下诗歌类型演变的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马昕将目光投向《文选》中上书体文章的编选旨趣和文体定位。他指出，上书文的作者的政治地位多低微尴尬，但他们坚守士人风骨，化解自身危机或引导君王。他们以王道大义为劝谏动机，以权衡利害为劝说策略，又以文辞技巧配合利害之论，从而形成了上书文的写作风格。萧统亦意在通过编选上书文来弘扬战国以来士人参政的传统，并寄托政治理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吴沂澐由“文学自觉”切入魏晋六朝诗文的读写关系及文化意义。魏晋六朝时期出现经与史的边缘化、注的平行化、序的语境化。吴沂澐指出，这些现象反映出，魏晋六朝时作者、读者、注者、序者、编者的身份转换与迭加，共同作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与生成，这已经超越了作者主观能动性所能涵盖的范畴。这正揭示出这一世代文学的面貌。
南京大学文学院准聘副教授黄若舜探讨汉武帝的礼乐兴作及其文学史意义。汉武帝时期，礼乐兴作，辞章地位由此上升，文辞意识亦兴起。黄若舜认为，汉武帝在制礼作乐时，有意扬弃传统，甚至有去历史化的倾向，转而采取宗教化的路径，将“法古制礼”变为“奉天制礼”。这种从“古道”到“天道”的转变，与帝国想象与文学激情交融在一起，亦影响着中国思想与文学传统。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付湘龙以湘潭袁氏家族为例，讨论近代湖湘世家子弟的游心游艺与文脉传承。袁思亮与陈曾寿互引为至交，并共刊诗集。袁思亮与郑孝胥的交往却显得较为复杂，涉及诗词唱和、观剧等等，二人在苏报案、广州新军起义等诸多重要事件方面彼此扶持，却最终因伪满洲国建立而产生分歧，最后疏离。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王利从文论角度重探章学诚对汪中的批评。章学诚有多处针对汪中而发的议论，但却少见汪中对二人之争的文字。王利重新分析章氏的“学问文章”之论，如“文非学不立，学非文不行”等，发现章氏对汪中之学实无一人可。然而，王利亦发现，若以章氏之理论解章氏之评价，反见不合，由此可知章学诚对汪中的批评非本于公心。
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孙羽津关注唐代玄元皇帝祭祀及其文学书写的发展过程。从唐高祖到唐玄宗，玄元皇帝祭祀在儒道调适和古今斟酌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国家大祀，相关的文学书写推动了王朝意识形态的传播。这些书写旨在建构盛世，但难免夸饰，反映祭祀中的缺陷与危机。孙羽津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玄元皇帝祭祀的曲折历程及其文学的独特性。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国栋则重探墓碑的起源，指出墓碑并非源自丰碑。根据文献和出土实物，丰碑主要是作为丧葬时辅助棺椁下降的工具，与后世墓碑在形态和功用上均有很大差异。墓碑的出现与中国古代坟墓形制由竖穴式椁墓向横穴式室墓的转变，以及祭祀空间由宗庙转向墓园的变化有关，其生成过程和碑上文字反映了其社会化特性，与先秦时期的实用性丰碑无必然联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李飞跃从令慢之变与弦管之变探讨了乐器与歌诗形态的演变。李飞跃指出，乐器对宫调、唱法、体式及风格等歌曲要素有直接影响。在唐宋之际乐坛主导乐器由弦向管的转变中，觱篥取代琵琶成为“众器之首”，促进了大曲摘遍及燕乐转型。这一转变促使了唐宋词的令慢之变，亦对宋元词曲的变化提供了音乐和物质文化基础。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李成晴关注中国古代诗歌书写传统中的纸窗题诗现象。李成晴指出，纸窗题诗具有即时性和观看便利性，并因其光影特性和可移动性而独具特色。纸窗的有限空间限制了诗句篇幅，多扇窗则催生组诗出现。题窗诗既可率性而为，也可刻意留题，并在唐代后逐渐融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书写格套。《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管琴则探讨了宋代图经诗文中的制度与书写，并旁及行旅诗中“物”之表达。她详细分析了图经／图志一类地方文献在向方志转型时期的制度内核、舆地观念和文人书写的问题。她指出，图经的编纂既有官方的意识形态痕迹，又包含道德和教化意涵。图经或方志在制度与文化中的活跃角色，显现其“历史重写本”的价值。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吕家慧的报告则聚焦于柳宗元在中唐新政治观念下的游记散文，特别是《永州八记》。她指出，柳宗元的游记不仅抒发贬谪之情，还与大兴于中唐的景观建筑记，尤其是吏亭记密切相关，并反映了一套新吏治观念。柳宗元认为观游有助于为政，并在游记中发掘并标志永州的山水胜概，为地方树立游观之地，体现了中唐吏治的新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马勤勤的报告关注德龄的《清宫二年记》，她指出德龄的清宫经历、西方教育及英语写作，使其成为晚清民国女性写作中的特殊案例。她通过《清宫二年记》与民国译本对读，揭示其中东西文化的思考，并分析德龄如何利用公共空间建构“德龄公主”身份，致力于传达中国声音。此一研究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突破现有的文学史框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助理教授金环则讨论了《花月痕》中的虚构与现实。金环指出，太平天国战争为明清时期的文学与文化范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魏秀仁在《花月痕》中通过抒情传统，重写战后创伤经验。金环分析了小说的前四十四回，探讨作者如何继承古典诗歌与文人小说传统，并进行自我生命经验的回忆与改写，并在此过程中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副教授许晖林则将目光投向《老残游记》中的黄河与谶纬。许晖林指出，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一回中的谶纬之说，乃作者的中国国族建构蓝图。过去学者多从刘鹗所属太谷学派的思想脉络理解其说，许晖林则强调必须从谶纬传统及黄河治理之间的关联入手。许教授指出，“河图”这一神物的多重涵义是重新理解《老残游记》政治想象的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颜子楠探讨康熙末期官修类书的编撰机制与知识隔离现象。颜子楠首先从《咏物诗选》的文献来源推断该书编选时的工作分派方式。其次，他指出数部官修图书具有文献互通性，说明编撰过程可能出现“网格化”文献传播模式与“卡片组”实体形态。最后，从皇子允礼的诗歌创作可见官修图书中的明代作品常被前代经典所掩盖，反映知识隔离现象。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关注宋以后橘枝词与荔枝词的发展，他指出这些作品作为“竹枝”变体，以其独特的南方草木特征，在中国文学地方书写传统中自成一体。叶晔指出，洞庭、福州橘枝词摆脱了楚地“橘颂”传统，而闽中与岭南的荔枝词诗人在地域集群认同上对“讽荔”传统的去留，展现了近世风土诗歌对早期文士言志传统的扬弃与改造。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陈学然回顾了简又文对宋皇台的研究，指出宋皇台作为香港的历史文化景观，不仅承载了丰富的诗文创作和史事探研，亦成为国家内忧外患时期的精神象征。简又文以太平天国研究为基础，进一步发掘宋史，透过召唤这块碑石／物体的历史记忆，赋予宋皇台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宋皇台成为流亡者聚集的文化空间，乃延续民族历史记忆的独特场域。
八场分组讨论结束后，研讨会迎来尾声。大会总结环节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吴沂澐主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张剑进行总结发言。张剑评价此次研讨会有“三高”的特点：首先，是高水平的参会学者，大部分学者也都比较年轻；第二，是高水平的会议论文；第三，是高水平的议程编排。张剑也提到，各位学者提交的论文中，“物”的面向多种多样，通过聆听各位的发表，也有很多启发和思考。张剑也在此展望，希望日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能够继续合作，通过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的火花。
大会总结环节
闭幕式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及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吕家慧代表致辞。叶晔总结了两天会议中各位学者对“物”的精彩探讨，指出“物”在文学批评中有多重含义：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作为文学载体，以及作为写作对象与文学呈现的“物”。这次参会学者的研究路径，既有传统的文学史思考，也有比较时兴的感官转向，精彩地错落在两天的学术对话和思想冲撞之中。他认为本次论坛的发表论文，在对“义”的阐发上，做到了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兼美。最后，他特别感谢程苏东教授及吕家慧教授的辛劳组织，以及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盛情招待和会务组的精心安排。本次会议不仅丰富了学术交流，还加强了京、港两地学者的联系，他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吕家慧则首先感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为这次会议提供大量资源，并感谢程苏东教授在会务方面的支援。吕家慧还感谢每一位参会学者，包括来自不同高校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们的大力支持，使得为期两天的会议议程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她感谢学系领导程美宝教授和陈学然教授，也提到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离不开强大的行政团队和会务同仁的辛勤工作。吕家慧最后感谢京港大学联盟的赞助，并表示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举办类似的学术交流活动，期望学者们继续支持香港城市大学。至此，会议圆满结束。
闭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