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来源：新京报 2009年11月05日
【编者按】
??? 明年，北大中文系将迎来百年系庆，系主任陈平原教授牵头主编一套六册纪念书，想找一位北大中文系的系友为书题签。此时，他看到《张充和题字选集》电子版，大受感染，随即萌生请系友张充和题签的念头。于是给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去信，请她帮忙向她的耶鲁同事 张充和索求，张充和爽快答应，并说：“能为母校中文系的百年系庆题字，是我个人的光荣。”本版刊登陈平原教授、孙康宜教授的文章，讲述邀请“民国才女”张充和题签的故事，并发布张充和题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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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秋天，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将隆重纪念建系一百周年。学科建制和课程设计之间，有联系，但不能混同。办大学，必然有本国语言文学的教育，但京师大学堂创办初期，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称，大学堂分八科，其中文学科分九门：中国史学门、外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一看就是纸面文章，以当年中国的人才储备，根本做不到。
??? 1910年3月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成立，其中文科也仅设立了中国史学门和中国文学门。换句话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正式的科系设置，以北大为例，只能追溯到1910年。之所以如此“拘谨”，就像讲北大历史，追到1898年，而不是1862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主要是培养外语人才，但也开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讲北大的研究生教育，追到1922年，而不是1917年（有此计划，且已公布，但未真正实行），考虑的是“名实相符”（参见《陈平原谈大学中文系》，《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7月5日）。
??? 为了这百年系庆，除编纂“北大中文文库”（20卷）、组织系列学术会议、拍摄专题片等，我们还将刊行六册纪念书籍，如描摹北大中文系教师风采的《我们的师长》、邀请活跃在学界的诸多系友撰文的《我们的学友》、追忆校园生活的《我们的青春》、收录系庆征文的《我们的五院》、选辑校园文学杂志的《我们的园地》，以及呈现教授们“另一种笔墨”的《我们的文章》。此事得到同仁的鼎力支持，征集稿件等，正有条不紊地展开。至于书名题签，我想请一位与中文系有因缘的书法家，或教员，或学生，至少也曾有短期讲学之类。正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时，好事撞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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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发来即将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张充和题字选集》，乃是电子版校样，为PDF文档，图文相配，煞是好看。夏晓虹阅读之下，一时兴起，主动担起了校对之责。干完活，余兴未尽的夏君，突发奇想，给孙教授写信（2009年7月1日），讨要“一册作者和编者珠联璧合的签名本”：张先生的字娟雅多姿，赏心悦目；你的小记也有锦上添花之效，娓娓道来的逸事多有史料价值。即如沈从文墓碑题字一事，前些天看到苏炜一组专记从张先生那里听来的故事，也道及此节。见到张先生题字的书影，发现很多书我们都有收藏。而且，其中《合肥四姊妹》一书，译者即为平原的两个博士生（夫妇）。文中提及的邵东方，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去年还有过联系。总之，读你的书与张先生的字，随处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
??? 说实话，夏君不是追星族，且眼界颇高，难得她向人要书或请人题签，这回可是见到真正喜欢的书。对此，我颇为好奇。于是，接着翻阅，首先入目的是孙康宜的“编者序”《小题亦可大做———谈〈张充和题字选集〉》：
??? 每次有人向她请求题字(哪怕只是几个字)，她都一丝不苟，费心地去打好长时间的腹稿，进而又像打草稿那样在纸上写了又写，试了又试，直到写出了气势，调整好布局，自己感到满意之时，这才浓墨淡出，一挥而就，交出她最佳的一幅。多年来，她总是坚持自己磨墨，要磨到墨水的浓淡程度够了，才能开始尽兴地下笔。因此，即使是一个短短的题字(小题)也必须经过持续的努力(大做)才能完成。所以，我以为“小题大做”一直是充和的基本创作方式，不管写什么字，不管给谁写字，只要是从她笔下写出的字，每一个字都灌注了她平生习字的全部精力。
说实话，这描述让我震撼：如此对待书名题签，将其作为“艺术品”来经营，难怪那么精彩。
??? 记得是1992年秋天，我和几位师友到长沙参加学术会议，而后转张家界游玩。路上，凌宇出示岳麓书社刚刚刊行的20册袖珍本“沈从文别集”，大家啧啧称奇。别人多从内容考量，赞许其每册附录相关日记、书札、杂感等，既实现了作者的遗愿，也给读书人提供了方便。我则欣赏其装帧设计———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为每册图书题签的张充和。尔后，随着各种有关“张家四姐妹”的报道及书籍问世，这位民国才女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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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这册尚属电子版的《张充和题字选集》，突然萌生一个念头：何不就请张充和老太太为我们的系庆图书题签？掰着指头算，依旧健在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会写字的虽不少，但如此优雅，且又如此高寿的，没有第二位。记得张充和说过：我考大学时，算学考零分，国文考满分，糊里糊涂就进去了，算学零分，但国文系坚持要我。我怕考不取，没有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了“张旋”这个名字。最好玩的是胡适那时候是系主任，他说：“张旋，你的算学不大好！要好好补！”都考进来了，还怎么补呀？那时候学文科的进了大学就再不用学数学，胡适那是向我打官腔呢！（见李怀宇的《张充和：书法是立体的文化》，2008年11月12日《南方都市报》）
??? 能请这么一位年高且风趣的系友题签，是最好不过的了。可翻开《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2008），当即心凉了半截。因为，1934级并没有“张旋”这个名字。系友录的本科部分，是从北大档案馆里抄录的，一般不会出错———除非当事人“迟到”或“早退”。张充和正是这种情况，1936年便因病回苏州去了，此后也没补念，故未见记载。
??? 还有一种情况，在北大上课，但并非正式录取，属于旁听什么的。这些年关注“老北大的故事”，深知很多流传久远的“逸事”靠不住，即便当事人说的，也不能全信。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有的“追怀”都可能变形。不过，多年的阅读经验，让我相信，若能寻得内证的支持，可猜个八九不离十。追忆中提及的人与事，若能与相关档案资料吻合，便大致可信。
??? 在回答李怀宇的提问时，张充和提及她修过沈兼士、钱穆、俞平伯的课，这都很平常，因这几位长期任教北大。下面两个有点特殊：张充和说她上过胡适“文学史的课”，以及“闻一多是我的老师”。胡适长期在北大教书，但大部分时间教的是中国哲学史，1934年因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方才“第一次‘改行’”，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这一点，胡适在《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说的很清楚。曾有老学生争论胡适在不在北大国文系教书，就看你是哪一年入学的。1934年以前没有；此后便有了。反过来，你看1928年新月书店刊行《白话文学史》，断言北大教授胡适老早就教这门课，那也不对。1934年入学的张充和，看到的正好是胡适“改行”后的第一次表演。至于闻一多，谁都知道，他是清华中文系教授。张充和说闻是她的老师，这也没错。查1935年度北京大学的《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那一年，闻一多恰好应邀在北大讲授“楚辞”课程。有点好奇的是，顾随同年在北大中国文学系讲“唐宋词”和“元明散曲”，喜欢填词的张充和，到底听了没有，为何未见她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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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充和念的是北大中文系，这点大概不会有错；但无论如何，总得有证据支持才好。人在外，无法亲临北大档案馆，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好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努力了。老天不负有心人，居然很快就被我找到了线索。王学珍、郭建荣主编的《北京大 学史料》第二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收录了原刊《北京大学周刊》第110号（1934年8月25日）的《国立北京大学布告》。
??? 那是一周前北大校方公布的北平考区录取新生名单，其中理学院93名，文学院103名（含试读生2名），法学院30名（含试读生3名），共计226名。另外，还有转学生21名。文学院的两名试读生中，一为“张旋（女）”。随后，北大又陆续发布了在上海、武昌、广州考区录取的新生（文学院29名）以及考取（12名）或免试（9名）的旁听生名单。
??? 据此公告，这一年北大文学院录取的女生，除张旋外，还有魏蓁一、曹芙英、严倚云，总共4位。严倚云(1912—1991)是严复的长孙女，进的是北大教育系，1947年赴美，先后任南加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魏蓁一即韦君宜（1917—2002），很早就参加了共产党，是著名作家，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晚年所撰《思痛录》影响深远。可魏蓁一当年没进北大，而是进了清华哲学系。考取多个大学，然后自由选择，这在当时很平常。北大录取名单中，还有王瑶的名字，可他最后选择的是清华中文系。
??? 让我耿耿于怀的是，那第四名女生“曹芙英”，为何一直不见踪影？闲来翻阅《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突然发现，1934级有一“曹美英”。对了，肯定是形近而讹。记得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的夫人就叫曹美英，莫非就是她？果然，在何兆武《有关张荫麟及其他》（《万象》2006年9月）中，我读到以下文字：
??? 一九三四年，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之中，中文系有三名女生，她们是：张充和、容婉和曹美英。三人友情甚笃。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三人均辗转至西南后方的昆明和重庆，始终未断联系。
找到校方公告，可证其“有”；未见记录的，不等于就是“无”。因为，人家可能是补录，可能是插班，可能是转学，还可能是误记年级-??? ---念及此，重新翻查，终于在1935年北大文学院录取名单里，找到容婉的名字（《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582页）。
经过一番考证，终于将仰慕已久的书家，变成了自己的“系友”，很开心。你看，人证、物证都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求字去了。于是，斗胆给孙康宜教授写信，请她转达我的愿望。
??? 接下来的故事，就该由孙教授讲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