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邵永海教授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孟子》”为题，为中文系“孑民学术讲座·经典新义”系列讲座带来最新一讲。讲座内容新颖翔实，特别针对孟子学说中关于人性、为政及君民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且颇具启发性的论述。
本场讲座由中文系孙玉文教授主持。孙教授首先强调了“经典新义”在本专业同学学习、阅读经典过程中的重要性。所谓“经典阐释”，是阅读古书、理解古人思想的前提，也为让大家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求真”。准确地理解字词、句章是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到有选择性地承袭古人典籍中的值得借鉴和思考的内容。在释读古书过程中，“求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虽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电子时代，绝大多数典籍可以通过检索轻易获得，但越是如此，越需要我们重视专业基础的培养。
邵永海教授首先为大家论述了今人应重视阅读典籍的原因。所谓以古为镜可知兴替，每个国家民族皆有自己的文明源头。我们在关注当代的一些困境时，应分析这其中哪些困境与传统文化有关。继而应探索古人提出过哪些积极的、健康的思想资源，可以被今人利用。除此之外，由于汉文化的数千年来的传袭特点，我们无法切断与传统的联系，所以目前亟需找到正确的方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孟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非常重要的一本，其中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内容，可以为今人的学习、生活、交际提供很多启发。孟子是人性善者，不同于韩非子、荀子等人的思想。在孟子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民为邦本”思想，对民本思想认识更深刻、更贴近本质也更具有现代性。邵永海教授将讲座内容分为七部分，分别是：引言、孟子其人其书、人之初性本善、人性善与仁政、仁政的核心：民为邦本、人性道德与权力和人性之善恶—孟子与韩非之比较。
邵永海教授在引言中专门论及孟子的“知人论世”一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尤其需要有共同理念和兴趣的朋友，孟子所强调的是双方拥有共同价值观。除现实中的交友以外，我们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实则同样是学习与古人相处，同样需要知人论世。
谈论到“孟子其人其书”时，邵永海教授强调，孟子所生活的战国时期较为动荡。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而仁政学说的人性基础是“性本善”，孟子论证这一命题的依据大体是生活中的常识经验。其所谓“不忍人之心”即是“物伤其类”，是把自己摆在对方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感同身受。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是源自人之本性。“忍”字本义在《说文》中释为“能也”，《段注》中的解释将能“狠戾”和“容忍”二义贯通。孟子同样从这个角度论证人性本善，在有能力残害别人的时候，人性中的良知能发挥作用。让人有能力克制冲动，避免暴力解决问题。而人性在有些情况下变得暴戾，则需要追问社会环境、教育等原因。能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是人际交往甚至国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但有时人的物欲和外部压力，会泯灭人的良知，古人将铁石心肠的人称为“忍人”。
其次，如何界定“人性善与人性恶”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选择不同的视角观察和定义人性，推导出的政治伦理就大不相同。人性的本能中善恶并存，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质。但是邵永海教授同时提出“人性向下，人心向上”，追求美善同样是人的内在追求。因此，如何看待人性，并由此推导出相关制度设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孟子已经意识到“食色，性也。”逐利是人的本能，但是人应该是不断进化的。出于这种考量，孟子主张仁政，用仁爱引导人性，用道义规范社会，确立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很多人认为儒家重义轻利，但其实孟子从未贬低利的价值，也没有过度强调义的作用。孟子反复强调的是，不可以用“利”来塑造社会的价值观。
从“人性善”说出发，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理念，明确阐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并提出了系统的“仁政”学说。他认为，仁政的核心是善待百姓，通过行仁政得到百姓的拥戴，这是君主、政权、国家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反之权力便成为祸害百姓的罪恶渊薮。邵永海教授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不能单纯理解为“以民为本”，而应是“民为国本”。百姓应居于最本质、最重要的位置，只有的得到百姓拥戴方可成为天子。君王若不善待百姓，自然可以废黜改立。孟子提出“民为贵”思想，是要从根本上否定旧的思想体系。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和政治主张。在孟子看来，为政的根本目的在于使百姓享有安定富足的生活环境，从而更深刻地体会生命的价值。在此过程中，所谓的“劳心”与“劳力”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其实劳心者的责任在于确保社会秩序有效运行，如果百姓勤奋劳作而无法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则是劳心者失职。而孟子曾在两种语境下使用“为民父母”一词，一是批判为政者胡作非为；二是指君主充分尊重百姓，为百姓带来福祉。邵教授认为，其实孟子对于为政者是否能当起民之父母是持怀疑态度的，为民父母的含义，应是君主承担起百姓生活的一切必需的物质条件，百般关爱呵护百姓，使他们无忧无虑地过快乐幸福的生活。然而君主并不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无法为百姓提供所需的物质资源及所必须的呵护，反之其财富均是取自百姓。孟子的仁政学说，不仅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和分析，并且对政权、权利的性质及君主政权百姓三者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孟子已经意识到，君权并非神授。这种仁政主张及“民贵君轻”思想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孟子虽也阐述制度的重要性，但是当时时代缺少所需的制度建设的可能性，因此他更多是从道德建设的角度规范社会环境。
在最后的余论部份“人性善恶——孟子与韩非子比较”一节中，邵永海教授认为，仁爱之心虽出自人的天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仁爱之心往往会被各种外在因素所蒙蔽和削弱。首先，不同的职业选择会影响到人的心性，人们需要警惕特定职业塑造的思维定势。对这些思维定势，本没有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但是当思维定势蒙蔽了人性，就很可能使人失去反思能力，失去作为正常人应有的同情心、同理心，从而演化成可怕的职业动物。其次，孟子认为人需要在主观上自觉地使自己时刻不离仁道，努力保持和培养自己的仁爱之心。在任何条件下，应努力做好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懂得反求诸己。而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解释人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将人性之恶绝对化，否认人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否认有超越功利的人生价值。由人性恶这一理论前提，韩非子推导出他的一系列政治见解。韩非子思想的核心是君臣关系，君主政治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权力斗争是贯穿君主政治的永恒主题。虽然孟子和韩非子两位学者都利用人的职业作为观察人性的窗口，借由人的职业心理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不同的是，孟子由人的职业心理，推论出人必须在主观上自觉地使自己时刻不离仁道；韩非子由人的职业心理，说明唯利是图是人的本性。邵教授认为，观察同样的社会现象，孟韩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阐发，表面上是因两人对人性善恶的观点不同，因而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也就不同。但其实这关系到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性本善本恶是一个问题；而在建构政治思想的时候，究竟是以激发引导人的善性为目标，还是以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维护统治为目标，则是另一个问题。韩非子的主张无疑是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的弱点进行统治，却没有考虑这样做实际是在整个社会无限张扬人性趋利的弱点，更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会造成一个社会的人性灾难。
在邵永海教授的演讲内容结束之后，现场多位同学进行踊跃提问，邵教授一一作答，并与同学进行简单讨论。最后，孙玉文教授对讲座进行简单总结。至此，本期讲座圆满结束。
记录整理/中文系博士生 李卿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