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主办、王德威教授和陈平原教授共同发起的第一届“北大—哈佛现代文学论坛”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酒店中华厅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文学史的可能性”。来自海内外的文学史研究的前沿学者们齐聚一堂，就如何打开文学史的新可能进行思想对话。300余位校内外听众共同见证了盛况。
会议现场
广义的文学史书写在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中占据重要位置，既是一个时代察势观风的窗口，创造性的文学史实践也每每成为超越性的思想探索的支点。晚清以降，北大向来为文学史研究重镇。而晚近以来，海外学界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关注也日益升温。
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教授贺桂梅致辞。她指出，选定“文学史的可能性”这一论坛主题是出于文学史的重要性、北大中文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重镇、王德威教授近年在文学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当前文学史研究呈现出新的趋势这四方面的综合考虑，并对这场跨学科、跨区域、跨代际、综合长时段文明视野和现代性新拓展的盛会表示期待。
贺桂梅致辞
论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主持，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六位资深学者在上半场发表主题演讲，六位年轻世代的学人在下半场进行了圆桌对话。
王风主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提出，在当今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下，颠覆性的文学史书写将是破局之法。正如当时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三人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对王瑶所建构的文学史进行反叛，每个时代变动都召唤着对文学史的颠覆性重构，而重构的关键则是思想大解放以及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
钱理群演讲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分享了他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思考，强调在体系性的文学史研究之外寻访历史碎片，以及在明确的历史书写之外展现隐微叙述的重要性。他也探讨了文学史研究应该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起点追溯对比“没有当代，何来现代”的终点思考。他特别指出需要警惕由于历史材料被隐藏、筛选和修改而导致的“历史文本化”问题。
洪子诚演讲
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黄子平提出“事件文学史”的设想。借用齐泽克的理论，他指出事件作为结构的缝隙、崩裂和创伤，会颠覆结构并引发结构的反弹，在文学史书写中表现为“结构化—去结构化”的振荡。80年代初的“三个崛起”事件便是一例。事件带来的裂隙会被回溯性叙事抹平，但其“幽灵”仍可能在新的境遇下回返。他同时指出需要注意言说事件的叙事伦理。
黄子平演讲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讲席教授王德威介绍了他正在编纂的《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以“近三百年”对话“二十世纪”。在《哈佛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他以多声复部的结构反省文学史与国家叙事的联动。而这部《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将藉由梁启超和钱穆对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对话，打破五四框架下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从“今古之争”、“文史之交”、“华夷之变”、“情理之间”四个角度切入，说明文学如何在延续和断裂之间参与甚至改变历史。在结构上，这部文学史将强调“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辩证对话以及对“有情的历史”和“有耻的文学”的深切观照。
王德威演讲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关爱和探讨了在纪念与致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如何“接着讲”的问题，指出文学史书写需要完成确定叙事结构和选择叙事话语的重大任务。他认为革命叙事加现代化叙事仍是当下二十世纪文学史书写最可靠且最可行的模式，并期待从改变学科分类的角度重拟文学史，以及构建文学特有的情感与精神叙事框架。
关爱和演讲
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陈平原分享了他致力于开拓现代中国研究版图、创造现代文学学人新的可能性的实践路径：从尝试文学史写作、延长文学史视线、反思文学史意义、拓展文学史疆域、由文学史转向人文史，到在整个中国学界为“人文学”呼吁、在人文学科内部为“现代中国”呐喊。在他看来，以问题为中心，兼及学问、思想与情怀，正是“文学史的可能性”。最后，他以“本有路却无人走”与“今人不见古时月”的感慨作结。
陈平原演讲
论坛下半场为圆桌对话，由不同代际、不同学科方向的学者对上半场的主题发言进行回应和讨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吴晓东提出，文学史书写在既有范式和AI冲击下正面临“不可能性”的挑战，而此后的文学史可能会在钱理群所言的“颠覆性重构”下变成“反文学史”或“非文学史”。吴晓东总结了上半场六位学者的理路，认为钱理群的思想轨迹是从生命史学到大的文学史观，洪子诚表现出非确定性的立场和历史反思的姿态，陈平原带入对文学史体制的反思视野，而王德威在文学史书写中展现的阔大格局和纵横想象，黄子平极具创造性的文学批评和历史洞察都是AI难以企及的，关爱和对现行体制的反思也同样值得借鉴。借韦勒克“三驾马车”的文学框架，吴晓东指出若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纳入文学史，或能建立起更具总体性的文学史观。
吴晓东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则期待一部将这些在文学史研究上有“启蒙”之功的学者也纳入进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他指出在人文学的危机时刻，文学史是重新认识文学和历史的最基础的抓手，因此他提倡书写超越纯文学的“大文学史”，主张将历史知识化，从文本通向更大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想象。但他也指出，从个人经验生发的深情无法完全被知识化，这也意味着回到文学是我们命定的选择。
李杨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要探讨了“二十世纪”与“近三百年”背后的时间观问题。她将现代文学史分为三种时间观：一是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依据的 “革命时间”，二是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强调现代性的“世纪的时间”，三是横跨“近三百年”甚至“近五百年”的“文明体的时间”。后者看似旧，实则在中国文明内在延续的视野中很新。她认为这种延续性的文明建构并非要回到古典，而是须立足当下，最终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贺桂梅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孟庆澍聚焦于文学史与“人”的关系。他认为，存在一条有“人”的文学史脉络，如唐弢、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及80年代作家论的兴盛等。未来的文学史是否还会关注“人”的精神，文学史和“人”之间还存在什么新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探寻的问题。
孟庆澍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张丽华借巫鸿在《废墟的故事》中对《读碑图》的阐释，以“石碑”和“枯树”象征“历史”和“记忆”，照亮传统与残片、文学史与文献史、置身于外与置身其中的不同文学史建构方式。她推举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作为可能的文学史样式，肯定作为“记忆”和“残片”的文学史书写。借鲁迅的《过客》一文，她认为文学史研究者从断裂的20世纪走到今天，可能既是坐在“枯树”上的“怀古客”，又是需承担拯救文学的“石碑”之责的“过客”。
张丽华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浴洋从“现代”和“当代”的学科对位视角思考文学史的可能性。他指出，从“中国现代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重命名，既受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发，也留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无法消解的张力。他进一步追问，文学史的基本分野方式究竟是“古典和现代”还是“传统和当代”，而文学史本质上到底是“现代的”还是“当代的”，学科化的新道路能否打开文学史的新可能。
李浴洋发言
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本届“北大—哈佛现代文学论坛”聚焦“文学史的可能性”，集合了国内外现代文学史研究老中青三代的代表性学者，在对话中创生新思，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与会学者合影
纪要：邵铖希
排版：邓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