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4日至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研究平台主办的“从‘治书之学’到‘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第二届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在北京香山景明园宾馆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湖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博物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44位学者，围绕九场议题，展开了充分深入的研讨。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张学谦主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杜晓勤、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分别致辞。
杜晓勤对各位参会学者表示了热烈欢迎，充分肯定了刘玉才以古文献研究中心四十周年为契机开展的一系列学术组织工作与新的学科建设举措。杜晓勤强调了文献学的核心基础和作为方法论的重要性，鼓励年轻学者不断思考、提炼与总结，既要谨守文献学的传统方法，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方法、新的观念去打通传统学问。杜晓勤指出，从“治书之学”到“作为方法论的文献学”，最终还是要解决本学科最核心、最基本的问题；而旧问题的新突破，需要深度、角度、广度，理念、方法、视野。能够从旧材料、俗材料中做出新成果，将旧问题拓展出新领域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高手。杜晓勤以陈尚君教授近期出版的《唐五代诗全编》为例，指出当下唐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已呈现出和清编《全唐诗》及北大《全宋诗》完全不同的形态，其原因是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点不同。陈尚君的目的是让唐诗回到唐朝，充分考虑并呈现了唐诗流传至今文本变动的情况。现如今我们从事版本、目录、校勘等工作，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方法，而是要更多地思考不同版本面貌出现的缘由，对不同文本产生的原因进行追问，思考其经典化乃至成为通行文本的过程。
刘玉才首先对各位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刘玉才指出，今年恰逢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希望通过本届会议，继续团结文献学的新生代学者，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首届“新生代”会议主要围绕古典文献学的定位与出路，提出了“基础抑或边缘”的议题。五年之后，在本届会议中，古典文献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定位已是基本共识。随着新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和刊布、数字人文技术的兴起，尤其是中西古典学比较视野的引入，古典文献学作为基础学科已焕发出勃勃生机。因此，当下应更进一步从学科内部对学科历史、学科定位、核心议题以及发展方向展开回顾与思索。此外，近年来相邻学科对文献学方法的应用与创新、对文献学交叉研究的促进，都值得重点关注。刘玉才认为，古典文献学应以文本校勘为核心，不应局限于文献表象的描述、发掘与整理，而是应该经由语言文字的路径深入文本，探究文本的生成变异、阐释理解的过程，最后达到揭示文本意义的目的。当下古典文献学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国家政策对于古籍事业的支持、学科整合的推动以及古籍数字化的浪潮，都为古典文献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最后，刘玉才表示，期望学界同仁继续支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的工作，共同助力中国古典学这个学术平台。
王军首先感谢了刘玉才和杜晓勤对会议的安排，对本届会议的主题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分享了北大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在古籍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工作，重点介绍了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开展的“我是校书官”活动。该活动依托“识典古籍智能整理平台”，暑期中吸引了724所高校参与，报名人数达2549人，总整理时间达到5768小时，整理文字量达4500万字。王军指出，第二期活动计划在9月启动，分为面向大众和专业学生两个部分，预计到年底将涉及1500所高校，参与人数或可达12000人。除了利用智能平台使古典文献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外，王军还提出向专业研究和教学提供支持的想法，包括平台试用、功能改进、文库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期望能够与专业院校的老师展开合作研究，在古委会设立项目与奖学金，提出打造成产学研一体化平台的设想。
第一场会议
第一场会议议题为“经典化与经学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胡士颍考察了《周易》成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原因，指出西汉是《周易》传布、列经与位格提升的关键时期。从经史视域考察《周易》在西汉经典化与经学化的历程，能够发现其问尊五经是思想理论、政治文化、社会意识多方助力下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通过“《书》类文献早期形态与经典化研究”“《书经》成立的四个关键节点”“从经传关系上来看《书经》成立及儒家经典成立的一般特点”三个部分呈现了《书经》经典化的历程，从经传关系的视角考察《书经》之成立问题，发现其权威性呈现出一种波动的特征。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扩展了“章句”所包含的内容范畴，指出其既包含“循文说解”，也包含“经义论难”，指出六朝义疏包括“征”“关”“并”三种论议类型，分别指“类似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类似假言选言推理”“归纳推理”。从“经义论难”角度分析，以上三种论议类型在《论衡》中均已发展成熟，其分析层次甚至更为丰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石瑊梳理了《白虎通》文本生成的过程，分析了“应答”与“扩言”两种文本生成方式，指出有关白虎观会议的文本由《白虎议奏》而撰集为《白虎通德论》，最终改著成《白虎通》。《后汉书》于《章帝纪》《班固传》《儒林传》中分别记载这一文本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时序清晰，细节详备，可见互见之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以“想象最初的‘师法’”为题，报告了对《新学伪经考》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康有为辨伪方法与学术思路的启示性，指出康有为与清人分判汉代今古文之争的思路不同，而《新学伪经考》的辨伪方法也有远超清人文献考辨的系统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对本场论文进行评议，肯定了《周易》经典化历程的研究价值，指出《周易》在战国时期就已具有重要地位，认为胡士颍可重点考察齐鲁传承的易学如何成为官方的易学。此外，郜同麟认为，“拟经”的实质是降低经典的地位，并非“经典化”的有力论据。对于赵培的论文，郜同麟认为其对《尚书》定型节点的定位十分重要，抓住了经典化当中的关键问题。郜同麟指出，马楠的论文打破了既有经学史窠臼来讨论章句学，更新了王充的学术史价值与形象，其中对论述逻辑的分析十分精微，但可考虑使用现代逻辑学术语。郜同麟指出，石瑊的论文从历史学与文书学的角度切入，揭示了文献学上的重要问题，可再进一步考虑汉代会议开展方式在后代的延续性。宫志翀的论文把康有为放置在经学史中去研究，挖掘了康有为的问题意识，阐释其思维逻辑，对阅读与理解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大有助益。
第二场会议
第二场会议议题为“经学文本的校理与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张沛林对尹更始《春秋谷梁章句》佚文进行复核并考察了相关问题，指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十余条中仅四则可确定为尹氏《章句》，分析了清儒对文献语言分析的特征，指出其普遍存在尊信文献，将历史的复杂性从文献记载与文献语言中剥离出去的情况。郜同麟对《礼记正义》的修订历程进行了梳理，指出其在贞观十二年修成之后，又至少经历了贞观十六年和永徽二年两次修订，其具体方法和内容虽已难详考，但从孔疏内部的一些矛盾、重复和文意不通之处仍可观察唐人的修订痕迹。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天然对《唐月令·春令》疏证，指出今人使用《唐月令》经注，多引道光间学者茆泮林恢复《唐月令》李注兼及经文的成果，但茆氏辑佚来源与所用书籍版本皆有局限，存在讹误，需重新复原《唐月令》经注，并从《唐月令》损益《月令》处探知删定之意，留意李注取舍《月令》郑注的原因，对读《初学记》《大唐开元礼》《唐六典》来考察《唐月令》的性质及其与各书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侯金满报告了唐石经磨改添注重刻补缺考论，对唐石经经本内部历史层次进行离析，梳理出其所经历的至少六次不同程度的变动，调整了对唐石经经本“定本”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董婧宸对南京图书馆藏毛扆手校汲古阁试印本《说文解字》做了版本研究，考察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印本印次，梳理毛扆在试印本上的相关题识和校语，反映了毛晋、毛扆父子《说文》校勘工作的原始而貌和具体过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霖对本场论文进行了评议。李霖肯定了张沛林对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内容的质疑，但指出由于佚文过少，对尹更始有关问题的推断或有局限。对于郜同麟的论文，李霖指出，《礼记》本身的层次非常复杂，其层累形式包括皇侃和熊安生之间的差异、旧疏和新疏之间的差异、新疏各撰人之间的差异、新疏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因此对篇目间有些矛盾的判断可能无法凿实。此外，文章可进一步思考马嘉运在贞观十六年修订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李霖认为，王天然对《月令》版本的使用可再斟酌，除公使库本《礼记》外，还可利用蜀刻本、八行本以及唐抄本，而关于《唐月令》改字的问题，由于使用宋刊本，因此可能存在宋人而非唐人改字的情况。李霖对侯金满的论文关于版本生成的细致呈现表示赞赏，对石经磨改中文字的间距调整、修改方式以及古人对磨改痕迹的辨认方法提出疑问。关于董婧宸的论文，李霖认为可进一步思考毛扆校改《说文解字》时选择底本的理由与校勘得失，针对这一问题，各位学者对如何通过剜改程度来解释版本印次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第三场会议
第三场会议议题为“集的体例与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昕总结了《文选》所收录19 篇表体文的三个突出特点，即以情化人的沟通方法、真诚亲昵的对话姿态以及言之有物的建言风格，对后世形成了明显的示范效应，而到了明清时期，对《文选》表文的批评展现了古代文人对政治实践与文学精神之间矛盾关系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南江涛对曾国藩批校本《文选》做了研究，分析了周贞亮获得此本后的刻意制作和建构，指出其与曾国藩的批校和跋语共同构成了内外两重复杂的副文本系统，成为近代经典阅读史中颇为独特的个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吴娟以张孝祥词题序为中心，讨论了宋词题序的生成机制，通过全面比勘宋嘉泰年间所刻《于湖居士文集》与宋乾道年间所刻《于湖先生长短句》，分析二本所收张孝祥词在题序上的巨大差异，指出嘉泰本题序更接近作者原貌，乾道本题序则多有改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李成晴对唐宋文集同篇“两存”问题进行释证，以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为考察对象，梳理宋本李白集之同篇“两存”编例呈现的并录、附篇附句与足篇三种文本形态，同时打通四部壁垒，对同篇“两存”编例进行“观澜索源”式的释证。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唐田恬对沈涛《交翠轩笔记》收录明清诗词作了考证与研究，挖掘出其中不见于他书的佚篇散句，指出复见于作家本集者亦多异文，而部分札记兼录诗词本事，可与其他文献材料参证，解决以往失考的若干小集作者之生卒年、行实及同名人物淆误等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志波对本场论文进行了评议，指出马昕的论文标题没有全面囊括论证内容，对《陈情表》和《出师表》在明清的接受情况提出疑问，指出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来源于除《文选》以外的其他文献。关于南江涛的论文，汤志波建议进一步厘清“副文本”的概念，认为文章所论对象并不属于“副文本”范围，建议从书籍史而非文学理论的角度入手考察相关问题。汤志波对吴娟论文的总体结论表示认可，但指出题序的改动存在多种可能性，对其来源辨析实际很困难，而文章所举内容有部分为孤证，判断时需考虑多种复杂的情况。汤志波指出，李成晴论文中所提出的“两举之”的情况在明清十分罕见，而如此好的方式却未能延续下来，其中缘由值得深析。因其本质上是一个宏大问题，涉及到校勘的最终指向。针对唐田恬的论文，汤志波认为论证部分可再深入，对异文需进一步进行分析并详细考证异文来源，而对于没有校勘或辑佚价值的材料，文章或可考虑弃取。
第四场会议
第四场会议议题为“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以“古文献学的内与外”为题，借助交叉学科的视角，探讨了文献作为史料之一种、传统文献学面临的挑战，与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重构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指出古文献学的“内”是基于古籍整理的视角，而“外”则是将文献当作承载文化的本体来看待。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李林芳立足数字古文献的版本学分析，总结数字古文献版本的独特之处，包括讹变的难易度和观察之细微程度、造成版本变化的原因、版本“独立性”之问题，进一步分析数字古文献的“善本”，认为可以相似性、独特性和可利用性作为衡量标准。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杜以恒以两汉《仪礼》佚著新辑为中心，讨论了数字时代古籍辑佚的目标、方法与体例，指出当代古籍辑佚工作不能满足于佚文的简单汇聚，而应追求书名作者准确、条目齐全完整、文本精善可靠、条目排纂科学的高质量辑本，同时应优先关注先唐时期的早期典籍，严守以古籍整理为核心的文献学学科界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黄汉以姚鼐《诗文集》《尺牍》为例探讨清人别集整理的方法，指出清人别集在底本、校本选择上应深入到印本层面，辩证地认识集前文本与集本的传承性与连续性，将其运用于文本校勘之中，通过引入集前文本展示文本差异，考订史实，展现作者或编者的删改痕迹和思路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昕对本场论文进行评议，肯定了孙显斌论文新颖的思维角度与思维方式，强调跨学科意识的重要性，指出科学史的“内外”概念所能提供的理路，即“内”“外”的沟通性较差，而文献学的发展正存在这样的问题。马昕指出，李林芳的论文在问题意识中穿插着理论抱负，其理论思维完善，但部分技术性术语的阅读门槛较高；此外，文章需进一步考虑数字版本学对传统版本学的依附性，文中一些问题正是针对传统版本学而生发，例如“地域”这一版本标准，在数字版本学中可进行删改或调整。针对杜以恒的论文，马昕指出文章对如何吸收前人辑佚成果论证详细，但针对如何搜辑新成果的篇幅则过于简略，而后者才是更值得关注与拓展的问题点。马昕认为，黄汉论文所谈论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清代，从集前文献到集部文献过程中的文本变化可生发出许多话题，未来可进一步拓展研究。
第五场会议
第五场会议议题为“书志与书史”。国家图书馆樊长远对国家图书馆藏古籍写样本作了叙录，重点论述了雕版印刷的工艺流程、写样用纸、写样字体等方面，探讨了写样本的性质，强调了写样本特殊的版本价值。武汉大学文学院赵昱报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所见白文本与经注本叙录，包括《周易正文》《古文尚书正文》《毛诗正文》《礼记正文》《论语正文》《孟子正文》《周礼正文》《四书》等白文本和《尚书》《仪礼》《礼记》等经注本，使学界能够充分了解这些日本版古籍的版本和内容特征，透视书籍背后所蕴藏的学术文化传承要义。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猛梳理了《弘明集》《广弘明集》之单刻过程，指出吴刻《弘明》两集刻成后影响巨大，成为流通版本，而明清已来学者据《广弘明集》《弘明集》辑佚先唐佛教诗文，也多属于此本系统。国家图书馆马学良系统爬梳了四库馆臣对明代敕撰修图书评价的类型，探析了四库馆臣对明代敕撰修图书的态度与成因，分析了造成四库馆臣对明代敕撰修图书所持偏见的相关因素。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王小婷对戴震《经考》《经考附录》史源进行梳理，指出其反映了戴震早期思想的印迹，通过考察戴震讥讽朱彝尊《经义考》的时机和心态，能够观察戴震学术研究思路的变化。
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对本场论文做了评议。针对樊长远的论文，李开升指出现存写样本的数量稀少，十分罕见，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但写样本作为刊刻流程中的一环，实际很难同“原书上板”现象区分开来，如何鉴定写样本还可进一步思考。李开升指出，赵昱所作叙录忽略了某些必要的原书信息，例如尺寸；而即便都是线装本，中日刻本却存在如针眼是否等距等差异，论文中有关书籍装帧形式的甄别还可进一步细化。李开升指出，李猛的论文虽提出《弘明集》《广弘明集》与后期成熟的嘉兴藏板式颇为不同，但所谓前后期风格的差异与特点还可进一步提炼。此外，有关明代版刻中“拳刀”的概念，还可细化研究。关于马学良的论文，李开升指出，明代敕撰图书与《四库全书总目》均为皇家基地项目，未必代表学者本人的真实态度，对“偏见”的分析需进行多方面综合考察。李开升认为，王小婷的论文还需对《经考》来源于《经义考》作梳理论证，可联系《水经注》学案对戴震学术心态的共性进行探索。
第六场会议
第六场会议议题为“目录的生成与编纂”。武汉大学文学院韦胤宗考察了古书序文的生成和演变，指出书序与自著一书的观念大约同时产生，大致始于战国末期。早期的序兼有后世序文与篇章目录双重功能，且在观念层面“附于书后”。“序”“目”的分立完成于西汉末至魏晋时期，与之同时，书序和书的篇章目录逐渐发展而前置。汉魏书序多有进书表之功能，或亦变为叙例诸体。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溯关注到《明史》之前正史经籍志中普遍存在的统计错误现象，试图解释统计错误的产生原因，并将错误数据本身作为史料，重构《隋书·经籍志》的形成过程，进而说明史志目录的文献特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董岑仕考察了湖南图书馆藏《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叶德辉批校本，指出此本底本为倪恩福自丁氏迟云楼本抄出之本，叶德辉参考多种官私目录作批校，在此基础上考证刊行观古堂本《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安徽大学文学院唐宸考证了吴汝纶《藏书录目》的创作始末，指出该书目是吴汝纶任深州知州时为深州书院诸生指示读书门径所作的一部举要目录，并将该书目与张之洞《书目答问》进行比较，指出二者在理念层面的差异，探讨了《藏书录目》未能产生实质学术史影响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志波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古籍编目事业，认为可大致分为过渡阶段（1949-1965）、停滞阶段（1966-1977）、善本目录阶段（1978-2006）和普查目录阶段（2007-）四个时期，并讨论了古籍编目不同体例、不同地域的情况。
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对本场论文做了评议。马楠对韦胤宗的观点做了补充，以《诗经》为例说明目在序前，认为早期的序录和传记可以画等号，但序录和进书表不是一个概念。马楠对于溯的立论提出了怀疑，指出《隋书·经籍志》系贞观年间参酌损益“旧录”、点对“见存”书编修而成，与《旧唐书·经籍志》等其他史志目录的性质存在差异，其中“梁有今亡”的标注是魏徵于贞观年间所作，将《隋书·经籍志》的研究与“行经底柱，多被漂没”联系起来并不科学。马楠认为董岑仕以后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观古堂本《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勘校的动态过程，指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的研究难点是二级目录中的道书和医书。马楠赞成吴汝纶《藏书录目》是未尽稿的观点，认为唐宸对《藏书录目》在后世少人关注的解释或可补充。马楠认为汤志波对新中国古籍编目做了很好的时间线索的梳理，对一些现象给出了特别平实合理的解释。
第七场会议
第七场会议议题为“版本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张良全面调查了目前发现的《元史》洪武本，廓清了各自的配补情况及印次先后，论证了洪武本的价值。国家图书馆袁媛梳理了张养浩《归田类稿》的版本源流，厘清了此书元代卷数变化、现存元刻本的刊刻时间、《四库全书》本与元刻本之差异、乾隆周永年刻本之由来等问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鸿鸣考察了《文苑英华辨证》的版本，通过对比版面、统计缺页和文本校勘，排出知见宋本的印次，厘清明代和清代刻本的校刻情况。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张学谦围绕“乙卯”的具体年份、延祐刻本和静嘉堂元刻本的关系、两种元刊本的完整性，澄清了前人关于元刊《中州集》版本的错误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赵兵兵通过对十八部《咫进斋丛书》副本的考察，推翻了此前对该丛书“初刻与重刻”两个版本的认定，证明此前所谓“初刻”实际上是“盗版”翻刻，而所谓“重刻”才是“原版”初刻。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对本场论文做了评议。石祥指出，近年的版本研究趋向精细，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出版后，学界更加注重区分原刻翻刻，梳理不同的印次。抄配、补配、描补也给版本带来复杂性，面对同样的现象，要想较前人研究有所推进，需要加强逻辑判断。
第八场会议
第八场会议议题为“文献学与学术史”。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苏芃抉发《新撰字镜》中14例梁讳字，指出《新撰字镜》在编纂过程中对《玉篇》的袭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高树伟以《永乐大典》副本残卷中连续且相对完整的卷2260-2292“湖”字册为例，谈讨了《永乐大典》中方志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过程。武汉大学文学院李寒光梳理了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从鄂图本、国图本、南图本到广雅书局刻本的发展过程，揭示出赵书编纂体例与作者意图的变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王耐刚考察了清代乾隆年间与戴震有关的《孟子赵注》的两个刻本——曲阜孔继涵刊本和安邱韩岱云刊本，揭示出戴震《孟子》学在《孟子字义疏证》之外校勘考据的侧面。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杜雪围绕《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覆刊，揭示“新材料”对元曲研究的影响，钩沉20世纪初期元曲研究中中日学术竞争的一段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培对本场论文做了评议。赵培指出，苏芃可以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古字书的脉络、《说文》经典地位的确立等问题。赵培认为高树伟揭示出的《永乐大典》引书复杂性其实并非特例，类书引书普遍存在不规范的问题，需要对利用类书辑佚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探讨。赵培肯定了李寒光、王耐刚研究的细密，并分享了自己关于抄本源流梳理、戴震在考据与义理间张力的看法。赵培认为杜雪研究的切入点很好，未来需要对覆刊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做更系统的版本调查，将中日学者的学术交涉揭示得更加充分。在论文内容之外，张学谦、孙显斌、高树伟又就《永乐大典》与文渊阁藏书的关系、《永乐大典》散佚的谜团等进行了讨论。
第九场会议
第九场会议议题为“新文献的发掘与考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霖考察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单疏抄本《春秋正义》，认为此本源出南宋刊单疏本，但与宋刊本存在一定的距离，厘清了日藏旧抄本《春秋正义》从金泽文库本到正宗寺本到正斋本的脉络。山东大学文学院李振聚对新发现的海源阁杨氏家族文献传记材料六种做了辑释，揭示出这些文献在考证海源阁杨氏家族世系、藏书、交游、文学活动等方面重要的史料价值。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林振岳考察了《皇明舆地之图》的编纂与刊刻历程、版本源流，此图由吴悌绘制校刻于嘉靖十五年，由吴悌之孙辈吴起枢重刊于崇祯四年，现存藏本中黄纸本与白纸本是同一版本，均为日本翻刻本。天一阁博物院李开升考察了《鸿苞》的版本，《鸿苞》八行本为万历三十八年茅元仪刻本，九行本为重刻本，八行本《鸿苞》有初印本和后印本，天一阁藏《鸿苞》后印八行本为《鸿苞节录》编校底本。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石祥梳理了许巽行《文选笔记》的版本，利用新得许巽行《文选笔记》增补稿本残卷，揭示出《文选笔记》由六卷本到八卷本的两次增补细节。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杜以恒、李林芳对本场论文做了评议。杜以恒对李霖的研究做了补充，指出正斋本眉批源出宋十行本，增补了一些说明正斋本与单疏本原貌有距离、台北故宫藏抄本与正斋本同源的例证。杜以恒认为李振聚的研究很有启发，雕版印刷的兴衰不只是取决于技术，更多是取决于地方的文化氛围，不能孤立地从藏书的角度研究藏书家，还应关注藏书家的其他收藏和学术寄托。杜以恒认为林振岳论证黄纸本和白纸本为同一版本时，最好寻找版片内部的证据，这样才更有论证效力。李林芳指出，李开升提到的在编校底本上贴签的现象与现代的html网页文件等标签性质的东西或许存在源流关系，当事者的文字叙述往往夸大批校、编辑的实际操作。李林芳认为石祥的研究启示我们要注意区分批校本和修订稿本的不同性质。《皇明舆地之图》刊刻时间较近，为何仅有日本翻刻本存世而中国刻本全然无存？杜以恒提出这一问题，韦胤宗认为这和《皇明舆地之图》的使用场景和实用性质有关，孙显斌认为日本可能是将其当作文物保存下来的。
闭幕式
闭幕式由李成晴主持，张学谦进行会议总结，最后由刘玉才致闭幕辞。张学谦指出，本届研讨会共有9场会议，44位学者发表论文，主题全面深入，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第一届新生代研讨会的主题是“基础抑或边缘”，这反映了文献学的危机意识。近年来文献学的地位有所改观，变得火热起来，不同学科都受到了文献学方法的影响，“冷门绝学”项目中多有文献学的题目。在生存危机缓解之后，青年学者更应考虑文献学如何更好发展，新生代需要不断迭代更新，为学术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这是研讨会的初衷。第二届新生代研讨会的主题是“从‘治书之学’到‘作为方法的文献学’”，希望探讨的终极问题是新时代新形势下文献学的发展，即传统学术的现代化问题。与会学者使用新材料，考虑新问题，采用新视角，或是借助其他学科视角来思考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或是探索数字人文技术发展下文献学的更新，或是对目录学上重要问题进行反思与重考，抑或是深度参与经典化、经学史、文本生成等学术前沿问题的讨论。文献学的发展既依赖新方法，也依赖新材料，希望与会学者后续在文献披露和文献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能做出更多贡献。希望通过新生代研讨会团结所有的文献学研究者，形成一种开放的学术共同体，以推进本学科健康发展。
刘玉才对与会学者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本次会议风格务实，与会学者摒落俗氛、讨论热烈。他表示，文献学会议论文选题多关注个案，希望文献学者能努力通过个案揭示普适性的意义，提升问题意识，从而更好地跨圈跨界，与相邻学科展开深度对话。他希望与会学者一同继续保持文献学研究初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将努力为文献学者提供学术平台，通过微信公众号、集刊、学术会议等媒介共同促进学科发展。
记录：李璨、朱旭东
摄影：隋雪纯
编辑：周彦羲、吴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