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孙钦善，1934年3月出生于烟台市。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1963年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本系任教。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等。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2007年入选建国以来首届“505位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名单”。主要著作有《高适集校注》《论语注译》《中国古文献学史》等。
今天召开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给我们提供了回顾中文系优良传统、重温杨先生学术思想、办学理念的宝贵机会。
杨晦先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任期很长，自1950年至1966年，共16年，几乎涵盖了建国以后、文革以前的十七年。我本人1955年考入中文系，1963年初研究生毕业留系，一直受到杨先生主持制定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的培育。留系后在古典文献教研室工作，当时古典文献教研室与文学教研室合组一个党支部，与杨先生一起过组织生活，接触更亲近，经常听到他关于中文系学科建设的意见，受到更大的教益。总括言之，在杨先生系主任任期的16年内，自己求学7年，任教3年，共历时10年，深感杨先生对建国后新中文系的建设贡献至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胸怀五湖四海，团结、呵护教学大师阵营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新闻系并入北大中文系。随清华中文系并入的有浦江清、吴组缃、余冠英、王瑶、季镇淮、冯钟芸先生等名师；随燕大中文系和新闻系并入的有高名凯、林庚、孙楷第、林焘先生等名师。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又迎来王力、岑麒祥先生等名师。从此得天独厚，北大中文系成为全国高校中文系学科的重镇。各位大师来自不同院校，分属不同学派，各具不同风格，与中文系原有的诸多大师容融一体，没有山头，不搞小圈子，为了办好中文系的共同目标和衷共济，确实不容易。这是与杨先生平易近人、尊重学术、爱惜人才、兼容并包的治系精神和领导风格是密不可分的。
中文系教师在研究工作，右三浦江清，右四杨晦
第二，体现杨先生办系思想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设计使学生受益匪浅
以我们1955级为例，初改五年制，执行新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
关于培养目标，杨先生在迎新会上特意说明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给不少同学泼了冷水。其实这个规定是实事求是的，作家是不可能靠中文系培养的。但是中文系并非无助于作家的成长，杨先生是希望作家得到中文系学养的，例如他对校友刘绍棠学中文的期望和退学的遗憾就是证明。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也确实出过作家，而且是作家与学者相兼的人才，不乏其例。
关于中文系的课程设计，杨先生主张语言文学有机联系，甚至有文史不分家的理念。试看1955级的课程安排：如文学方面，游国恩先生讲先秦文学史，林庚先生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冯钟芸先生讲隋唐文学史，吴小如先生讲宋元文学史，季镇淮先生讲近代文学史，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史，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研究，杨晦先生讲文艺思想史，吕德申先生讲文艺学引论，郑奠先生讲《文心雕龙》，等等；语言方面，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王力先生讲汉语史，高名凯先生讲普通语言学，周祖谟先生、朱德熙先生讲现代汉语，梁东汉先生讲文字学，等等；为加强文献基础知识的教学，根据杨晦主任的建议，周祖谟先生还为我们开出了古代要籍解题。教学计划中还有一些外系的课，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李世繁先生讲逻辑学，历史系老师还开出长学时的中国通史，等等。在课堂上，我们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老师们的道德风范、严谨学风和“授人以渔”启发独立思考和钻研的教学方法，也使我们深受教益。但是在1958年大鸣大放搞教改时，却有的同学却贴出反对杨先生有机联系理念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一张漫画，画着一个学生两手托着两摞书，一摞是语言方面的，一摞是文学方面的，累得大汗淋漓。两摞书上画了只大公鸡，两只爪子一只踩着这摞，一只踩着那摞，横批是“有鸡（机）联系”。尽管这张大字报当时很有轰动效应，但是杨晦先生不以为然，反复跟大家辩论，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结合切身体会和实际收获冷静分析，认识到还是杨先生的意见对，而且敬佩他在那种情势下，能勇于坚持真理。
后来1955级搞集体科研编《文学史》。客观地讲，开始编出两卷本红皮《文学史》，大家确实通过实际锻炼，增长了才干。当然就书内容而言，无疑有幼稚之处，也有错误之处，如套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框框，简单化的批判和评价，等等。当时系主任杨晦先生一方面保护大家的积极性，肯定成绩，一方面严肃、坦诚地指出问题和不足，还组织季镇淮先生、冯钟芸先生、陈贻焮先生等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并请冯钟芸先生带领我们到科学院文研所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记得当时何其芳先生和曹道衡先生等参加座谈，给予们很大帮助。于是大家再接再厉，并争取老师的指导，又编出四卷本的黄皮《文学史》，大有进步。此外集体科研还有《近代诗选》《中国小说史》《成语小词典》等项目陆续上马，都是师生合作进行的。我参加了《近代诗选》组，季镇淮先生指导我们几个同学一起编选注释。当时的风气非常强调突出政治，但我们选诗，坚持全面观点，虽以反帝爱国为主线，也不排斥其他内容，而且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例如诗人张维屏，我们既选了他反映鸦片战争抗英的《三元里》和《三将军歌》，又选了他的饶有生活情趣的《新雷》和《夜行》，如《夜行》：“风里村舂未肯停，隔林灯火远逾青。野田月落路能辨，荞麦一畦花似星。”后来杨晦先生转告我们说，冯至先生非常喜欢这首绝句。冯先生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欣赏，不仅因为诗本身好，也是对我们编选工作的肯定。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集体科研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积和重复劳动，而是干中学习，干中磨炼，不断进步和成熟。我曾在回忆文章《大学生活三部曲》中写道：“响应大跃进竟出乎意料，歪打正着落实到集体科研，其实并非偶然，是与大学生活第一部曲（指一二年级按教学计划上课）接应交响，一头打下基础，一尾着重实战，才奏出了美妙的乐章，回荡在55级学子成材的起步路上。”实际上集体科研顶替了原教学计划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环节，效果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语言文学系1955级学生编《中国文学史》
第三，杨先生重视古典文献专业，继承并发扬了老北大中文系的优良传统
北大中文系现有文学、汉语、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其中古典文献专业酝酿成立于1958年，1959年开始招生。在百年校庆纪念文集《青春的北大》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北大与“整理国故”》，把古典文献专业的源头追溯到1932年的“整理国故”专科。后来发现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即1925年9月《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开始实施之时。这是国文系又一次比较重大的课程调整。自此，除一年级学生仍学习共同必修科（“中国文字声韵概要”、“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诗文名著选”和“文学概论”）之外，二年级开始的必修与选修科目被分为3类，由学生各择一类专门研修。这3类科目，实际上对应着语言文字、文学研究、古籍整理3个专业领域，如1925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
本系为求学生修课有一定之系统起见，特将本系所有明白分为三类。除为一年级生设立共同必修科目外，自二年以上有A、B、C三类之分类必修及选修科目，由学生各择一类专修之。
（1）公同必修科目
中国文字声韵概要 中国诗文名著选 中国文学史概要 文学概论
以上各科，为第一学年必修科目。
（2）分类必修及选修科目
A类（关于语言文字者属之）
必修科目：语音学、言语学、中国文字学（包含形音义三者）、中国文字学史
选修科目：中国声韵文字训诂书研究、中国方言研究、中国古方言研究、中国文法学
B类（关于文学者属之）
必修科目：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
选修科目：中国文学专书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国修辞学研究、乐律理论及实习、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史
C类（关于整理国故之方法者属之）
必修科目：中国目录学、中国校勘学、中国古礼学、中国古乐学、中国古历数学、中国古器物学
选修科目：古籍校读之演习及指导
（3）共同选修科目
生物学、心理学、哲学概论、科学概论、美学概论、中外哲学史、中外美术史
“中国文学”的课程细分为：“阮嗣宗诗”（黄节），“陶渊明诗”（沈尹默），“词选”、“词家专集”（均刘毓盘），“戏曲”（许之衡），“小说”（俞平伯），“晚周诸子”（林损），“秦汉诸子”、“汉魏六朝文”（均刘文典），“唐宋以降文”（林损）。“文学史”包括：“词史”（刘毓盘），“戏曲史”（许之衡），“小说史”（鲁迅）。此外还有列入文学类的“中国曲律”（许之衡）和“普通乐学” “普通和 声学”、“应用和声学及作曲法初步”（均萧友梅），“外国文学”则是由周作人与张凤举合教的“英散文选读”。
语言文字类课程包括：语音学、言语学大意（均刘复），中国声韵沿革（钱玄同）、“中国文字及训诂”（沈兼士）、“清儒韵学书研究”（马裕藻）和“西夏文字研究”、“女真文字研究”（均伊凤阁）。
古籍校读方面开出的课程包括：“中国古籍校读法”（马裕藻），“校勘实习”（陈垣），“中国古乐学”（许之衡），“中国古历数学”（高鲁）。
1925年10月《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摘要》
试看上述A、B、C三类学科，分别与当今中文系的文学、汉语、古典文献三个专业相对应，其中C类（关于整理国故之方法者）即古典文献专业的前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9月修订实施的《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是在魏建功先生建议的基础上产生的。魏建功先生的公子魏至先生，曾送给我一份打字油印材料：魏建功先生《致中文系教授会书》，签署的日期是民国十四年九月二日。打印材料于该信正文前有一则简短说明：“此为作者1925年就读北大中文系时致系教授会的信，教授会接受了此建议并于当年秋季按其建议改进了学科组织办法。”兹把信的内容摘录如下：
幼渔先生暨国文系教授会诸先生：（按，马裕藻，字幼渔，时任国文系主任）
下面的条陈是我年来久己要说的话，想也是诸位先生所愿意采纳的。我谨以爱“母系”的热诚将这个条陈提在诸位先生之前。
我唯一的条陈是想请把国文系的课程组织整理完密起来。……
我常妄想我们国文系该有这样的分类：
中国文学系：（一）语言文字学讲座：第一分讲座（概论）、第二分讲座（沿革）、第三分讲座（实验）、第四分讲座（专门研究）；（二）纯文学讲座：第五分讲座（概论）、第六分讲座（沿革）、第七分讲座（专门研究）；（三）国学讲座：第八分讲座（工具）、第九分讲座（方法）、第十分讲座（沿革）。
我们将国文系的科目分析一下，显然可分成以上三类。这三类再分由几位教授担任各讲座；便可以教一般误会国文系教授太多的事实明了。语言文字学是治学的根本，所以我写作第一类。这个讲座中分一至四（概论、沿革、实验、专门研究）四讲座。文学本指纯文学，中国文学却包括的太广，我们既将广义文学中的哲学、史学提开，小学归到语言文字学里，当然可以不必再标明了；可是在一切不相统属之中非止纯文学，还有一个古怪的“国学”。所以，我写纯文学为第二类。这类中分五至七（概论、沿革、专门研究）三讲座。本来国学不是课堂上可以讲授的东西，而且这东西究竟应该不应该在国文系教也是个问题；然而目前和将来的需要，治“中国学”的技能一定不可不预备教给治国学的人。所以，我写国学为第三类，其目的在给学生得到治国学的门径，而不是提倡“经学”。“国学”这个名词虽不很安详，然面我们只要我们的精神所在的地方不错，名字差点那又何妨？这个讲座中分八至十（工具、方法、沿革）三讲座。……
这两年来，国文系在社会上的地位很显得责任的重大。在这样重大责任之下，最易招人猜忌；我们惟有切切实实把组织整理完密起来，教他们知道不是他们所想象得到的那样简陋或纷杂！
我所说的或者有些不当的地方，还愿先生们抉择！
魏建功，十四，九，二。
魏先生当时作为国文系的一名学生，能向马裕藻系主任及及教授会提出这样一份内容深刻的建议，并得到重视和认可，从而修订出新的《学科组织大纲》，确实非同小可，功不可没。这份大纲，使我们看到了当今北大中文系的学科组织框架的历史渊源，而且就其中的整理国故学科来说，更使我们找到了当今古典文献专业的历史源头。魏建功先生不愧为古典文献学科的创始人和设计者，他1958年受命筹建、主持新的古典文献专业，并非因为这段历史因缘为人所知，不过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就魏先生的学术资历的成就而言，却是历史的必然。魏先生当时对整理国故或“国学”学科的远见卓识，如“本来国学不是课堂上可以讲授的东西，而且这东西究竟应该不应该在国文系教也是个问题；然而目前和将来的需要，治‘中国学’的技能一定不可不预备教给治国学的人。所以，我写国学为第三类，其目的在给学生得到治国学的门径，而不是提倡‘经学’。‘国学’这个名词虽不很安详，然面我们只要我们的精神所在的地方不错，名字差点那又何妨？这个讲座中分八至十（工具、方法、沿革）三讲座”云云，何其精辟，不仅道出该学科的实质和必要，而且好似已预见后来对该学科的质疑和争议，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解惑、答疑。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真是多灾多难，动不动就被忽视、遭责难，甚至要取消。现在又被人挖了墙脚，人才流失，学科断档，伤筋动骨，基础动摇，凡是关怀古典文献专业的人无不感到痛心，不知如何救之。
中文系同学访问系主任杨晦教授（中）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建立，出于整理、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和加强文史专业基础建设的客观需要。1958年，学术界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前辈学者，鉴于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古籍整理研究后继乏人和古代文史专业基础薄弱的实际情况，强烈呼吁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培养古籍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这个意见得到当时领导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同志的支持，他建议由当时高教部长杨秀峰同志牵头，邀集有关领导和学者商议，选定一所有条件的大学，建立相应的专业。当时参加研究的领导和学者有齐燕铭（文化部副部长）、吴晗（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翦伯赞（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魏建功、金灿然（中华书局总编辑）等先生，大家建议由北京大学筹办这样一个专业。任务由高教部下达北大之后，校领导召集文史哲三系领导和资深教授共同筹划，最后决定专业设在中文系，由魏建功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翦伯赞先生还专门为专业起了名字，叫古典文献专业。作为系主任，杨先生对古典文献专业非常重视。前面已经提到，当时文学专业和古典文献专业的党员教师合组一个党支部，杨先生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中经常跟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办系问题，他对古典文献专业的教学和科研非常关心，也很懂行，如强调一定要抓好学科的主干，重视传统小学，不要走偏锋，不搞花架子；一定要注意文史哲沟通，不可偏废；一定要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实践，不尚空谈，等等。杨先生对魏建功先生倚重学术界开门办专业的做法，非常赞赏和支持。他对办古典文献专业的难度和难处，也很体谅，给予格外关照。
第四，杨先生还留下了支援兄弟院校、关切中学语文教学等好的传统，至今我们还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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