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3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研究平台、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联合主办的“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跨学科工作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56会议室顺利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十余位学者分作两组，展开了研讨。
开幕式
开幕环节，作为本次工作坊的召集人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祝鹏程简要介绍了此次跨学科工作坊的举办初衷和基本情况，并向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
与会学者合影
上午场
上午场“古代文学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琦主持，来自古代文学专业的五位学者先后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辉探讨了《诗经》中的“口头”传统及其消歇问题，认为对此问题的讨论或可细分至创作、歌唱、流传三个环节。对《诗经》创作中口头性的关注，应充分考虑不同诗体的仪式属性、乐用功能、文本特征，以及周代诗乐创作机制所存在的历时嬗变、口头与书面创制多有交融的问题。在《诗经》歌唱环节，则应关注歌唱时的口头因素与诗文本间或遵从或变动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歌诗“异本”现象。作为不同于“传播”（communicate）的“流传“（transmit）环节，物质形态《诗》书写文本流传与阐释中的口头性，与《诗》创作、歌唱时的口头性已不可同日而语。《诗经》口头性的消歇，根本上是礼乐动态语境下《诗》生成与唱诵机制的中辍，在早期《诗》教活动中即已发生。
李辉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林甸甸从《豳风·七月》征引授时谚语入手，讨论了先秦口头传统与诗篇文本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基于诗篇结构存在的三个特殊现象以及先秦文献中的类似话语结构，可以推断《豳风·七月》“月序+物候/人事”结构为对授时谚语的征引。《七月》首章确定了“谚语+铺写”的基本修辞结构，其下各章根据时序价值征引授时谚语，并针对谚语末句展开铺写。在征引谚语时，诗篇存在有意的裁切、拼贴，用于达成政教目的。授时谚语来源的广泛性，对谚语末句的侧重，则造就了《七月》时序结构的交错、杂糅和重复。诗篇藉授时谚语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将人事活动写定为无可违逆的社会法则，进而确认社会文化中的种种伦理关系，为后者赋予了同样的自然合理性。
林甸甸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魏玮以乘法口诀和九九表为研究对象，从功能、类型等视角讨论了口头和书面不同形态的九九术及其相辅互动关系。报告一方面结合先秦社会语境，在口头传统下深入考察了乘法口诀的文体特征、语音体式与具体应用，并对九九术为何从九开始的问题作出阐释。另一方面聚焦先秦至汉代所见出土简牍九九表，通过关注出土环境、埋葬层次，以及尺寸、笔迹、书写格式等多元现象，探讨了简牍九九表的文本生态与生成机制。报告最后还对乘法口诀与九九表的形态差异、双向互动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揭示出九九术在知识传承与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魏玮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琦针对印本时代口头诵诗法的特点、技术等问题做了集中探讨。在中国古代经学传统中，《诗经》读法于整个朱子读书法中向来占有独特位置。《上蔡先生语录》所见程颢读《诗》法提及“点掇”的诵读技术，考证该词的术语内涵，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析程颢读《诗》法的具体含义、儒学渊源，以及其中蕴藏的“以意逆志”有声读书之法。这种经学传统的诵读技术与获得“言外之意“的阐释传承密切相关，同时也具有跨文类的属性。不仅见于《四书》的语气读法，还扩散至明清讲章之中，呈现出口头和书面互为补充的关系。
胡琦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分享了有关近代中国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升降关系的最新思考。近代中国的“声音转向”是当下学界较为普遍的一种认知，但这种认知根本上侧重于口头文化与有声媒介兴起的面向。若是转向聚焦近代中国读书、修养行为这一层面的变化，可以发现在“读书革命”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声音转向”反而经历的是从“有声”到“无声”的转变。该现象揭示出“口头-书写”的对立关系或许还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在口传和书写的二元对立之外，还存在与口头本身的多层次性相关的原发口头性（primary orality）和继发口头性（secondary orality）之间的分隔关系。近代中国“口头文化”兴起的实质，很可能是以一种想象中的、带政治正确的（大众化与共同体化）的原生口传崇拜取代了传统社会多元混合的口头文化，其背后潜藏着一条基于书写的“文教中国”的近代性脉络。
陆胤发言
下午场
下午场“民间文学组”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祝鹏程主持，来自民间文学专业的五位学者先后分享了各自的最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高荷红对融媒体时代“书写型”传承人做了集中的探讨。在简要追溯“书写型”传承人这一理论概念提出历程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报告一方面讨论了此类传承人在其他民族其他叙事文类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指出在当下媒介迅速发展的融媒体时代，民间文学不同类别的传承人也顺应新潮流，在不同平台上讲述或演述成为新的趋势。音频、短视频、直播、故事短剧等全新形式的涌现，提示着研究者们，关于“书写型”传承人的讨论与研究仍可继续深化。
高荷红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王尧从口头叙事递归性的角度解析了《阳羡书生》故事的形态结构和可能的生成机制。报告首先指出在口头叙事传统中，存在着一类递归（recursion）故事，其本质特征在于能够不断“调用自己”来生产叙事内容。《阳羡书生》后半部分始于鹅笼书生的男女间隔式恋人吞吐，是一个经典的用书面形式揭示口头语言递归性的游戏之作。前半部分书生钻进鹅笼的叙事，则是和吞吐人物方向不同的反向递归。《阳羡书生》对递归的正反过程的形象展现，以及故事结尾对“馈赠的铜盘”离散情节的精巧书写，充分揭示出该文本是以小说形式对口头递归的一种隐喻图解。
王尧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怡兵通过引入“民间幻想故事”和“仪式文艺”的研究视角，重新探讨了《西游记》的文本属性。明代小说《西游记》主要讲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报告认为西天取经故事是以历史人物传说为基础演化而成的民间幻想故事。主要分为大闹天宫、唐僧身世、取经缘起与西天取经四大版块。这些故事版块并不是由小说作者或写定者原创，而是有着较为长远的成书史与演述史。在《西游记》的生成与传播过程中，小说的文献书写传统与故事的口头演述传统交互影响，两者属于同源异流，共生共荣。当小说文献研究陷入瓶颈状态时，从故事的演述传统入手，相关问题或许就有了新的解决契机。
左怡兵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程梦稷从江南宝卷所见牛郎织女叙事的形态入手，讨论了传说文本与实践的动态互塑关系。宝卷所见牛郎织女传说的差异化叙事，不仅表现在不同宝卷因其卷本性质、功能诉求与创编语境的区别而具有个性化的文本形态，而且更是指宝卷对经典传说文本的重述作为一种“地方内”的话语再生产，其与“地方外”的公共文本之间的差异。通过该传说敷演的个案，可以发现文本之“体”与话语之“用”的动态互塑关系，实则是“知识轴”这一作为特定人群共享知识的最大公约数，同“功能轴”这一地方话语功能导向的叙事位增衍之间，形成“知识敷衍”坐标系的形态逻辑结果。
程梦稷发言
北京大学中文系祝鹏程集中考察了“新曲艺”的口头性问题。作为传统民间曲艺形式与全新革命意蕴相“碰撞”之后所生发的一种艺术形态，“新曲艺”全新的生产机制和文艺理想，影响到文本形态和其口头性。从语言风格的表层来看，“新曲艺”实践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普及的提倡，具有一种基于“劳动人民”的口头性和通俗性。但就文本内里的创编机制而言，“新曲艺”的传承却是反口头性的，相比于传统民间曲艺形式“旧瓶装新酒”的口头传承，书面文化深刻渗透进了“新曲艺”的文本肌理中，使其很难再语境化，更多呈现出社会主义通俗文学的属性。
祝鹏程发言
讨论环节
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就可否通过当下民歌口头创作语境理解诗经文本结构、诗本事中涉及创作场景叙事的可信度、古人如何面对口头传统的死亡与接续、“递归”概念的具体内涵等问题展开进一步交流。
会场讨论
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泳超受邀参会并做总结发言。陈泳超首先对本次跨学科工作坊的研讨表示高度认可。他指出，此次活动充分推进了学界对口头与书面关系的认识，相比于简单的二元区分对立，与会学者更多是从混融且具弹性的谱系状态来看待口头传统与书写文化，并能借助各自的议题，揭示出该谱系内部复杂瑰丽的互动机制。通过此次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两大平台的对话，陈泳超对未来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充满信心。他认为，虽然真正去追究古代的民间文学存在较大难度，但若是尝试将“民间文学”转换为“民间文学性”，形容词限定视角下的民间文学，或许能为文学研究带来更多的维度，相应如形态学等民间文学经典范式，也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最后，陈泳超高度赞扬了与会学者的学术成果，并期望工作坊能继续举办下去，期待未来更多青年学者加入其中。
陈泳超总结
纪要：俞明雅
摄影：高含、王钰
排版：颜诗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