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文学全球博士生论坛”主题报告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彭玉平，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陶红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先后为参会师生做了精彩演讲。
季剑青主持
彭玉平报告的题目是“我们如何介入学术史”。他指出，学术史是中华文脉的有机组成部分，强调“好的诗歌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好的文章题目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在从容的读书之中发现的问题，才可能是真问题；对真问题的介入，也才可能是一种创新的开始”，并以自己研究王国维、况周颐的案例为在场师生介绍了如何介入已成热门或显学的学术领域。
彭玉平报告
陶红印报告的题目是“记忆的语言表达与人际互动属性”。他认为，记忆是一种重要认知现象，也是一个常见的话语实践主题。但是记忆这种心理认知现象在日常会话中常常并不和心理活动本身有关，而是和人际互动、道德价值、文化传承等功利目的相关。研究记忆对于理解人类的认知机能和人工智能都非常重要，话语实践的多模态属性与语言哲学和语用理论有密切关系。
陶红印报告
吴晓东报告的题目是“‘科际整合’范式中的风景研究问题”，分别从范式转型中的跨学科视野、风景阐释学与科际整合、风景研究中的反思性维度、文学研究的跨界以及边界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了报告。他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转型的最重要的一个表征就是跨学科研究以及学科间的“科际”整合。同时，风景本身就是一个必须进行综合观照的领域，触及的根本问题都是具有综合性和总体性的。文学擅长处理的是形式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意识形态问题，与风景机制似乎有某种同构性，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抵达风景本身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形式的某种结构。
吴晓东报告
分论坛一“古典新义与文明自觉”下设“早期中国”“唐宋诗文”“文章学”“近世文学”“中古文学”五个专题，分六个场次进行，共有来自全球各地的40位同学进行了精彩的汇报。
论坛现场
早期中国专题
12月26日上午举行的论坛第一场的专题是“早期中国”，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郜同麟评议。
清华大学陈陶然的报告《试论先秦“语”类文献的性质与流变》，探讨了先秦“语”类文献的议论性、观点性，认为“语”类文献可分为“言语”和“事语”两类。南京大学郑樑的报告《简帛祝祷辞的书写空间及其相关文体的互动与扩张》，结合出土简帛文献，讨论了祝祷辞的书写形式与仪式过程的密切关系，及其对相关文体的影响。北京大学黄亦陈的报告《再论西周晚期册命铭文中的“谏”》分析了“谏”的字形与用法的发展史，认为故训释为“进谏”的“谏”可能保留了金文中“谏（简）”的意义和字形。
北京大学蔡千千的报告《汉晋春秋学语境下“张本”说的生成与流变》分别梳理了“张本”一词在何休、杜预的《左传》学体系中的生成与流变脉络，以此揭示了汉晋时期春秋学中公羊重辞和左氏重事的两种解经旨趣。北京大学阚萧阳的报告《由事天到治人：〈荀子〉所论之“道”及其形而下面向》通过对读《荀子》与《性自命出》，递进式地从性、心、伪、礼等概念上溯到“道”的概念本身，并揭示其“形而下”理路的生成渊源。台湾师范大学王亭林的报告《论陈立〈公羊〉礼学之特色：以〈公羊义疏〉取舍〈白虎通·嫁娶〉为讨论中心》，考察《公羊义疏》如何引用《白虎通·嫁娶》，进一步观察了在《白虎通》的礼制与何休家法不合时，陈立如何修改、取舍《白虎通》。
郜同麟对六位同学的报告分别做出点评。他指出，陈陶然的报告能够从原始文献中归纳“语”的特色，分析出“语”类文体的多样性，推进了对“语”类文献的认识，但对前人指出的“语”类文献教育意义的批评稍显过度，且对“语”类文献的分类还可再斟酌；郑樑的报告为仪式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还应考虑到这类文献的性质、功能，以及相关文体发展时受到的其他因素的影响；黄亦陈的报告用出土文献为传世文献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论述严密，观点合理，但对“大谏”的解释还要重视辞例的搜寻。
郜同麟指出，蔡千千的报告对“张本”在不同文献中的内涵做了非常细微的辨析，但还可为 “张本”的演变链条找更多的证据；阚萧阳的报告关注到以往被忽视的《荀子》中的“道”，分析《荀子》之“道”的观念的转变，但“礼是道之过程”的说法还可进一步修正；王亭林的报告思路清晰，从《公羊》礼学上探到《公羊》的解经策略，方法得当，分析细微。
唐宋诗文专题A
12月26日下午举行的论坛第二场的专题是“唐宋诗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评议。
北京大学魏珞宁的报告《“贺知章还乡”事件的政教底色与诗学造就》，剖析了贺知章还乡的“梦神”与“入道”背景，从文本取用、文献编纂和景观建设三个层面叙述了贺知章还乡事件的诗学影响。日本东京大学耿沛涵的报告《初唐的咏物诗》，提出六朝及初唐咏物诗具有缺乏叙事性及深度的情感寄托的特质，并以创作方式为角度切入分析其产生原因，以沈约、孔绍安等人的作品为例展示了例外情况。浙江大学郑杨杨的报告《屏障视域下的唐宋文学空间》，关注唐宋时期屏障为文人构筑的文化空间，从性质、摆放方式等物质特性阐释了屏障对文人阅读、鉴赏与创作诗画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陈文芝的报告《宋代旅途诗歌的观看之道与风景发现》，通过分析宋人在诗中陈述外出过程中的持续观看及相关姿态、动作、行为，认为宋诗对于旅途观看的书写突出了文本的视觉优先性，显示出有别于古典山水美学的近世特征。武汉大学李张怡的报告《非逞辞藻：重探类书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以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为中心》以白居易为中心考察诗歌与类书间的互文关系，发现了白居易组诗与《白氏六帖》等类书的分类体系同构现象，阐发了类书在弥补了诗人现实经验的不足、干预着创作者与外部世界发生情感联系的路径、促使诗人根据自身体会调遣语词等方面的作用。台湾大学张峻源的报告《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时代性与方法论新探》，从“文体学”构建之初对传统文体观念的观察出发，梳理传统文体论中关键的时代性及方法论困境，在此基础上，，指出“层次结构说”所面临的“言意位差”难题。
张剑对六位同学的报告分别做出点评。他指出，魏珞宁的报告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得较好，既不脱离文学本位，又未造成文学的闭环，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且不杂糅，十分难得，但若能从更多层面解释贺知章在当时的形象，会显得更为周详；耿沛涵的报告材料非常丰富，层次清楚，分析细腻，但主体部分多为唐代咏物诗的前史，可以考虑修改名称；郑杨杨的报告把文学研究与古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很有新意，语言流畅，但耗费大量笔墨论述“以诗入画”“以画入诗”，与屏障文学的主题稍显疏离，应强化屏障文学的特殊性。
张剑指出，陈文芝的报告的优点在于作者能长时段地观察研究对象，有可贵的文学史意识，且问题意识明确，但对宋人“问名”的阐述略微过度，可以调整论述方式；李张怡的报告非常扎实，从类书的角度研究白居易的思维方式，值得肯定，但不宜过于强化分类思维的影响；张峻源的报告显示出作者理论基础扎实，讨论精微，但还可结合实际文体举例。
文章学专题
12月26日下午举行的论坛第三场的专题是“文章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杜以恒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评议。
华东师范大学陈嘉灿的报告《〈史记〉“遗璧滈池君”事释论——传说故事的构建与文化内因》，分析了《史记》中记载的“遗璧滈池君”故事的神话传说逻辑，以及其中承载的对秦政的不满与诅咒、蕴含的民众的抗争精神。南京大学丁思露的报告《起承转合的“由道转术”与塾师的诵读教学》，分别叙述了由宋至元发展出的“起承转合”的四种相对稳定的章法结构，并以王济师、于光华为例，探查了“起承转合”如何利用到塾师的诵读教育中。北京大学胡晨晖的报告《韩愈古文“抑遏蔽掩”说阐释史》，梳理了苏洵、林纾、刘宁等学者对韩文“抑遏蔽掩”特质的阐释史。
中山大学李昊宸的报告《论伯夷形象与北宋士人精神——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流传说起》，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层累式题跋入手，探究宋人对伯夷故事的看法，与其背后所反映的北宋士人风气之变迁。台湾大学汪博润的报告《明中叶科举社会里的政治理想与经学素养——以林文俊“政学合一”说为中心》，以明代文官林文俊为出发点，讨论了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对现实政治的适切性，以及经学素养和政治治理的结合点。香港浸会大学陈科宇的报告《“山水之眼”与“阅读旅行”——论竟陵派的山水观与文本理论的熔铸》，以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和谭元春为个案，聚焦文学思想与山水观之间的互动，深入考察“山水”与“文本”“游观”与文论观念之间的联系。
澳门大学谢婉仪的报告《“一代学术转捩之枢”探论——以〈张皋文评点汉书〉为中心》，以《张皋文评点汉书》为材料观察“桐城”“阳湖”的互动关系，“海外”与“桐城”的“长距离关系”，并提炼出张惠言通过《张皋文评点汉书》一书评论《史》《汉》的三条要义，以此探讨常州学派如何成为“一代学术转捩之枢”。北京大学黄润琪的报告《论叶绍袁的逃禅行止与诗作唱和——以〈甲行日注〉为中心》，从主题、意象归纳出叶绍袁《甲行日注》中梦中作、病中作、愁中作的三重语境，以此管窥清初太湖文化圈文人易代记忆与文学书写。
叶晔对八位同学的报告分别做出点评。他指出，陈嘉灿的报告动用了史源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但若能加入引言，援引新见文献作佐证，对一些情节作进一步解释，则会更加完善；黄润琪的报告非常完善，所选的《甲行日注》在遗民诗学与日记研究等多方面拥有重要价值，但第一部分对叶绍袁逃禅行为的梳理和第二部分关于日记与唱和诗的互动的考察略显分离，应该思考如何让两个议题串联得更为紧密；谢婉仪的报告尝试通过《张评汉书》讨论阳湖和桐城派的互动，以及桐城派和海外的远距离关系，选用材料很有价值，但应该分清两个议题的重要性，对后一个议题进行适当割舍，且可以更加关注批校本中书籍文本自身的重要性。
叶晔指出，李昊宸的报告同样较多涉及实物文献，且希望由此进入北宋士人精神的考察，眼光宏阔，但对实物形态及其后的意义的讨论有些浅尝辄止，应当进一步挖掘实物文献的独特性；汪博润的报告提出了“学用差异”的概念，很好地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路径，提醒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的身份的两面性或多面性；陈科宇的报告也涉及到“学用差异”，将山水和阅读挂钩，在常见材料中挖掘出了新的问题，稍显遗憾的是缺少对山水诗或山水散文的文本本身的分析；丁思露的报告所用的材料非常丰富，指向文学批评的“向下一路”，但在展示中通过箭头所展现的各种关系如何清晰地落实到文字中，是还可以思考的问题；胡晨晖的报告进行了概念性的梳理，分成了三个明确的单元，对前两位学者阐释的背景讨论比较清楚，但对第三位学者阐释的背景分析还可继续斟酌。
近世文学专题
12月27日上午举行的论坛第四场的专题是“近世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一瑾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评议。
巴黎文理大学郑增乐的报告《阅读的门槛与文体的阶级：论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认为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读者为有闲钱的读书人，而非被普遍认为的中下层“市民”，以往的认知偏移体现了“小说”之所指在古代中国的混乱与庞杂，也表现出同一故事群内部的文体阶级与文本霸权。中国人民大学王慧的报告《“如此这般”：论古代通俗小说人物语言的构拟性》，通过“如此这般”“众人道”等小说常见词语，分析了古代通俗小说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夹缠不清的现象，并以“构拟性”为核心分析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香港中文大学林立的报告《从“山林”到“台阁”：宋元易代时期复古诗学的兴起与理论转向》，提出元代诗学的“宗唐得古”论扎根于“山林”诗人群体壮大的民间历史土壤中，而复古诗学自“山林”至“台阁”的理论转向，确立了“台阁”诗学的根基。
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璨的报告《晚明文体的碎片化及别集内外的“言语”世界》，探查了晚明“言语”的排列方式与统计形态的碎片化倾向，论述了印刷术飞速发展等晚明社会的变化与这种倾向间的关系，并通过“言语”考察了近世文人的创作特征与作品的接受形态。浙江大学文学院宋佳霖的报告《删改权的让渡与李攀龙的“明诗”构想——重审〈明诗删〉的选本学意义》，通过比勘《明诗删》与作家集本的差异，探析了选家个人在编集过程中对诗作的主观改造，认为改诗痕迹反映出李攀龙对明诗创作风尚的引导，呈示出其构想中的“明诗”概念，又通过考察作者与选家的书信，揭示出删改权的让渡。山东大学职伟的报告《〈续琵琶〉的遗民主题与贰臣心态书写——兼论作者非曹寅》从《续琵琶》的人物塑造、情节线索、遗民主题入手，提出该传奇作者应为遗民或贰臣，而非曹寅。
商伟对六位同学的报告分别做出点评。他指出，郑增乐的报告认为明清通俗小说读者的“市民说”不能成立，与英语世界的一些学者看法一致，且文章对题目上的每一个概念都进行了指疑，从识字率、书价等入手讨论小说阅读，但识字率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书价在中国又缺少详细、真实的记录，以这两条标准无法覆盖小说阅读所指涉的其他方面，这就导致文章最终将“读者群”悬置起来，转换成论述哪一部分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接近小说。另外，还应考虑小说的变化，关注《红楼梦》等文人小说。
商伟认为，王慧的报告关注的问题很有意思，也试图从中国传统的叙述批评中寻找依据，且把直接引语、间接引语间的差别与说书现象连在一起解释，论证策略非常正确，但应该区分小说人物所说的话是否是作者干预的结果，还应关注戏曲叙述与小说叙述的区别。林立的报告注意到“山林”与“台阁”在对立的同时怎样互相影响着对方，动态地看待两种不同的诗歌主张，且提出了元初文人入仕的身份分化问题和复古的问题。李璨的报告又涉及到“言语”的问题，提出了碎片化文体导致的辨体困难和与读者间产生的新的互动关系，非常重要，但阅读碎片化与文本碎片化既对应又不完全对应，阅读碎片化随着印刷书的大量出现而产生，这一点应被考虑在内。
商伟指出，宋佳霖的报告论述的删改权让渡现象很特殊，也很重要，建议进一步将一个时代的阅读与编辑方式统一起来看，跨越小说戏曲和文人文体间的界限，考察编者的权力，对照编者删改与作者删改的区别，探掘更多的可能性。职伟的报告的论证很有说服力，涉及对《续琵琶》的作者和主题的重新确认，对解读《红楼梦》《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意义。
论坛现场
唐宋诗文专题B
12月27日上午举行的论坛第五场的专题是“唐宋诗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预聘副教授李成晴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玉平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盛箐的报告《论宋词小序中的“文雅”传统——从苏轼到姜夔、周密》，考察了苏轼、姜夔、周密的词序所塑造的宋词小序的文雅写作传统，并进而探究了词序文雅化与词人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以及词序体现出的与诗序大异其趣的私人化特征。北京大学吴晋邦的报告《失落的宋诗：闽诗传统中的空白与补白》，从出版史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元明出版低潮期、晚明闽人大量搜罗刊刻宋诗别集期、晚近同光闽派兴起期，宋诗在闽诗传统中的缺位与回归，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地域诗歌的历史传统、流别传统、内化传统。复旦大学戴琳琳的报告《〈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的编纂与南宋庆元之际的骈文习得观》，通过分析《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的编纂思路，讨论了庆元之际骈文习得观念的重要变迁。
福建师范大学李淑芹的报告《竟陵派的苏轼诗学观及其诗学史意义——以〈东坡诗选〉为讨论中心》以谭元春评点、袁宏道选编的《东坡诗选》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竟陵派如何将苏诗纳入竟陵派诗学体系，观照苏诗重情浑厚的个性化创作，树立苏诗的典范意义，重新确立苏轼的诗史地位。北京师范大学胡祎崟的报告《“众乐”主题的变奏：张镃〈南湖集〉思想旨趣的考察》，考察了在南宋中兴时代背景下，张镃依托祠禄官制度与京城私家园林空间，对北宋庆历士大夫诗文创作中的“众乐”主题进行了发展。北京大学顾思程的报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版本源流析论》，厘清了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存世抄本的版本源流，认为吴焯抄本、南浔董氏藏本、海宁查氏抄本均以赵琦美旧抄为文本基础，抄校马思赞藏本而成，钱时霁萃古斋抄本问世之前，残本通行而“足本”汩没，武英殿本采萃古斋本一系独有异文，文本与前代版本有一定偏离。
彭玉平首先指出，报告同学都能做到找版本、找文献、找问题，从问题中提炼出一种文体、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域所隐含的思潮及理论，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途；阐释了论文写作中大题大作、小题大做、小题小做、大题小做四种不同的境界，提醒同学们写论文应具备基本的格局。
彭玉平对六位同学的报告分别做出点评。他指出：盛箐的报告选题较传统，可以提出一些针对性更强的概念来概括宋词小序的特点，补充学术史的相关内容，可以将宋词小序的“生活化”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吴晋邦的报告做了深入的文献考察，但还可以精简，理清脉络，先叙述闽诗的创作情况，再探讨闽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原因，最后谈“远传统”与“近传统”的理论问题；戴琳琳的报告对两种文本之间关系的梳理较为清晰，结论使人信服，但可以结合骈文理论的承传进一步讨论庆元之间的骈文习得观，并深化对庆元之际政治风向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的论述。
彭玉平认为，李淑芹的报告能抓住明代文学中的重要问题，结论成立，但标题、余论等部分可精简，且应继续考虑如何从一个选本看出两个流派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祎崟的报告对题目的把握较好，但应更多地介绍《南湖集》编纂及版本的基本情况，强化对南湖园建造情况的叙述，并将“变奏”的主题体现到标题中去；顾思程的报告从文献学的角度看非常专业、扎实，将版本源流、优劣都论述得较为清晰，研究取径合适，有裁断、有眼界。彭玉平指出，这六篇文章体现了良好的学风，个别的学术规范需要加强，并建议同学们向优秀学者学习如何写论文的范式。
中古文学专题
12月27日下午举行的论坛第六场的专题是“中古文学”，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预聘副教授李成晴主持，大阪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林晓光评议。
复旦大学许开彦的报告《从“一首”标注看中古文集的编纂与抄印转换》，考察了中古集部文献中目录与内文篇题之下标注“一首”的体例，认为“一首”标注与文集编纂流程中的数目统计行为密切相关，宋代由于编集风习的嬗变、雕版印刷的兴起等因素，旧集中的“一首”标注被大量删削。北京大学刘一鸣的报告《论杜预“经承史策”说的理论构成》，将“经承史策”说看作杜预《春秋》学的核心理论，认为“经承史策”说将《春秋》经分为孔子据凡例所修之文、孔子特改之文、旧史之文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合于凡例之经、合于变例之经与无义之经。
德国汉堡大学宫瑞龙的报告《阳休之重编陶集发覆——管窥南北朝关系下的书籍流通与文化角力》，从南北朝间书籍流通方式的可能性差异与北朝文献透显出的陶渊明印迹出发，反驳了阳休之本陶集系北齐所编的旧说，并结合文献所载的阳休之使梁经历，将阳休之重编陶集之举定位为南北外交关系下的一种文化竞争。北京大学晏一鸣的报告《政治标准下的〈文选〉南朝诗文选录》，通过分析《文选》中南朝所有入选诗文及其作者，提出政治因素是《文选》南朝诗文选录的先决条件。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晓芊的报告《忧生之嗟：王羲之尺牍中的生命意识》，回溯汉代至魏晋的尺牍发展，明确王羲之尺牍的文学史定位，并以“乱世之患”“保生之忧”及“伤逝之痛”三个主题探寻王羲之尺牍中的“忧生之嗟”。
日本京都大学吴皞的报告《唐代骈文的句格法及其演变》，利用统计学方法，全面分析唐人现存骈文作品的句格，梳理了唐代骈文句格法的几次转型。南京大学杨森的报告《明末清初“九行二十字本”丛刻版印关系考——兼论翻刻中的“覆刻”》，考察了明末清初“九行二十字本”丛刻的共收书目，通过对比版面及字口清晰完整程度、版片裂痕长短与宽窄、坏字情况等，大致梳理出现存诸本印次先后。山东师范大学吕慧英的报告《文递变而日新：论王先谦〈骈文类纂〉之纂修及其当代意识》，考察了《骈文类纂》对《国朝十家四六文钞》的承变，并进而探讨了王先谦对晚清骈文再定位。
林晓光首先肯定了八位报告人所提交论文的总体质量，继而对八位同学的报告做出总体性的点评。其一，从报告中能够感受到大家对学术前沿的敏感捕捉，如许开彦的报告是非常典型的针对集部文献副文本的研究，站在了目前中古文学研究的前沿之上，且做出了切实的成果；吴皞的报告追求从外部史料记载深入到文本内部，用精细严谨的科学化论证取代含糊的印象式批评，努力的方向值得肯定。其二，报告人视野的开阔和把握材料的闳富值得肯定，如宫瑞龙研究阳休之编纂陶集的问题、晏一鸣研究文选对南朝诗文的选录和政治性问题，实际讨论的问题已远远超出题目本身，搭建了更大的学术架构。其三，有些报告立意很高，敢于正面对抗传统的重大问题，如刘一鸣对杜预《左传》学体系建构的整体探讨，做到了和杜预直接对话，且能层层剥开旧注涉及的复杂的经学层次。其四，报告人能够深入挖掘文献地层，主动应用新材料、新方法，如杨森对比了各种实物图像，吴皞应用了很专业的统计方法。
林晓光也指出八位同学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首先，材料的丰富和视野的开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家论证焦点的集中，削弱了行文组织和论证的力度，过多的对周边材料的论述削弱了论文的主题。其次，有些文章的写法比较中规中矩，缺少亮眼的焦点，论证的手法停留在归纳材料内容的层次。最后，对材料性质的认识会影响论文的立意和论证，如应用统计方法，关键在于设定统计的标准，正确理解研究的问题。他建议，黄晓芊可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寻求更切实可行的分析渠道，吕慧英可在第二节以下着重探讨《骈文类纂》选择当代之作的问题，晏一鸣可直接探讨政治性因素在《文选》入选作品中的呈现，杨森可将论述与举证重心放在讨论“覆刻”的部分，吴皞可抓住陈子昂与四杰的关系深入探索。
圆桌会议
六场报告结束后，与会同学围绕“古典新义与文明自觉”的论坛主旨进行互动交流。圆桌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主持。
陆胤指出，古典学是中西通贯、古今错综的研究领域，变化非常丰富。其中有文学、文献、文本等不同方面的问题，涉及到量化、AI等各种新的方法，内含的问题相当丰富。
宫瑞龙提出，在面对中古议题时，由于面对的材料有限，因此如何开展论证，需要仔细思考。晏一鸣借用了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认为研究者面对材料，就仿佛面对考古的器物，需要通过碎片将其还原成整体，用当下的思维去转化、解读过去的材料，可能更利于理解材料的性质和其所处的位置。刘一鸣继续谈论对早期材料组织与制作过程的理解，并提出应当直接面对文本，从文本的结构性中体会文本。张峻源认为，应当回到传统讨论文体论及文学观念，并提出疑问：对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反思是否已经结束。汪博润从儒家经典的失落谈起，论及新的研究路径与研究工具如何帮助研究者开拓对于古典的认知与新知，不同文明间的比较如何帮助研究者发掘更广阔的古典意涵。盛箐指出，虽然中古时段的文献有限，但近些年研究界愿意采用的视角反而是偏文献的，关注的重点是事实性的部分，但对文学中精神的火花、关于人的方面重视不足。吕慧英则抛出了如何让古典学真正成为中国本土概念的问题。
文字：雷天将、方英权
排版：邓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