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6日至7日，“探索与反思：现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的多重路径”博士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3205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获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北大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承办。来自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四十位博士研究生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就“现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的多重路径”这一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吴晓东致辞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晓东以“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若干范式的反思”为题发表开幕演讲。他系统梳理了作家论、大文学观、文明史、社会史、新大众文艺、风景研究等重要研究范式，分析了各类范式的价值与局限，强调研究者须具备自我反思精神，警惕研究中的非历史化倾向，呼吁在技术与媒介时代重新打捞“人”的维度。最后，他以黄子平“存在即边界，边界即存在”、蔡翔“任何一种方法都有自己的边界” 及安哲罗普洛斯“越过边界是为了回家”的观点作结，指出文学研究应在跨学科拓展与守护学科本心之间寻找平衡。
会议第一组讨论由北大中文系博雅博士后夏寅主持，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担任评议人。陈澜以“手头字如何‘活’：鲁迅与砖文及汉字改革问题”为题发言，指出现有研究忽视鲁迅自身的文字改革逻辑与相关文物工作，主张结合其杂文与砖文收藏呈现其文字史识。他认为不合规范的日常书写与文字讹误变形是文字演进的长期动力，以手头字为基点重申鲁迅的汉字“书法”观，能深化对汉字改革的认识。倪桃以“鲁迅《伤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比较研究”为题发言，聚焦“涓生的手记” 叙事形式，指出《伤逝》兼具恋爱悲剧与现代精神小说的双重属性。她对比《地下室手记》《温顺的女性》与《伤逝》的叙事呼应，辨析手记面向过去的追忆辩解特质，揭示出现代主体的精神困境。易文杰以“科学・金石学・新文学——金石学训练与鲁迅第二视力的‘成熟’”为题发言，针对既有研究未系统探讨科学与金石学如何共同生成鲁迅“第二视力”的空白，提出其源于“科学—金石学—新文学”的三元结构。他认为西学训练与金石学实践共同锻造了鲁迅穿透历史伪饰的祛蔽目光。王玥枭以“‘未发见的桥梁’：鲁迅、《未名丛刊》与‘大革命’前后的‘白银时代’”为题发言，梳理了五四落潮至“大革命”前后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在北京的传播脉络，指出《未名丛刊》是这一思潮的核心载体。他分析了历史事件如何打破文学青年的“错位”共鸣，以及白银时代精神对鲁迅及其同行者的思想滋养。季剑青对本组发言做出回应，指出鲁迅对砖文与“手头字”的收集整理，背后蕴含着以民间日常书写抵抗精英传统的历史逻辑，鲁迅支持拉丁化正是基于对民众自身变革潜力的信心；同时，他运用辩证眼光深化了对“第二视力”的阐释，辨析了“石像”作为无声视觉形态的物质性阻隔，并区分了自我解剖与国民性改造的实践差异；此外，季剑青强调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接受，指向在时代转型期利用叙事形式将自我意识“对象化”并安顿自己，以走向新历史阶段。
第二组讨论由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曾笏煊主持，北大中文系助理教授路杨评议。项涵以“‘物’的共和国——《暴风骤雨》中的诗学、生活与政治”为题发言，从小说的“摹物”风格切入，分析“物”如何将土改的社会事件转译为感性事件，构建新的主客体关系。她指出小说呈现了三重时间共生的生活世界，“忘了战争”构成其中重要的诗学症候，小说的“完成”的美学时态蕴藏着召唤共和国美学的形式能量。黄雨陶以“‘深入’之难：巴金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书写与‘深入生活’实践——以《英雄的故事》为线索”为题发言，指出《英雄的故事》暴露了“深入生活” 实践的转换困难。在他看来，巴金难以摆脱观察者的感觉中介，呈现出“文体的暧昧”，巴金用早年“殉身者”想象塑造英雄，却难以展开革命战争的历史总体性，其价值在于保存了文学转型的艰涩。陈彩霞以“在工作中学习：县城治理、教育干部与‘群众科学’——以新整理柳青长篇佚作为中心”为题分享，指出《在旷野里》以县委书记治理棉蚜虫事件为核心，探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群众科学”问题。她认为小说聚焦基层治理，试图回应教育干部与教育农民的双重难题，这为理解新中国革命的延续性提供了新的意义和启示。刘晓钰以“《中队部》的‘自然背景’：再论川南时期的沈从文”为题发言，突破思想改造视角重新解读《中队部》。她指出沈从文作为调研组成员，关注川南农事的地方性与农民的艰难调整，以《中队部》的形式试验传达了他对农村改造的复杂情感，这为理解其建国后的人生与创作转变提供了新路径。路杨高度评价了本组对1940年代至1960年代文学中“形式与政治辩证法”的深细探究。她指出，这组研究的共性在于超越了单一的思想改造叙事，而能深入到“现代”向“当代”文学的结构性转换中，考察具体经验与形式的发生，比如将《暴风骤雨》中的“物”视为风格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症候、反思“深入生活”体制在战地书写中引发的作家主体困境与体制矛盾、聚焦基层治理与“群众科学”对小说形式的塑造，以及辨析乡土调查中“自然背景”所折射的国家与地方的认识论分歧。
第三组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陈澜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刘天艺担任评议人。王梦圆以“从‘骑士文学’到‘写实小说’—— 论《子夜》‘高速离心结构’的生成”为题发言，指出《子夜》调用并反写了骑士文学叙事资源。茅盾将“速与力”融入小说结构，形成“高速离心”结构，落后人物被不断甩离，吴荪甫成为新时代的“堂吉诃德”，由此小说的写实是对现代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总体性呈现。廖荷映以“‘创造者’的‘自我造型’——基于创造社刊物图文的考察”为题发言，指出创造社具有高度的“造型自觉”，通过刊物图文塑造了不同阶段的“创造者”形象。她梳理了“创造”内涵从建设到破坏再到被“批判”转译的过程，这既展现了创造社的时代敏锐性，也暴露了现代知识分子主体建构的结构性困境。詹艺以“‘心理的写实派’在中国——以英美派知识分子对曼斯菲尔德的译介与仿写为中心”为题发言，指出20世纪20年代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译介仿写以英美派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跨文化互动为背景。她认为其新心理小说既增加了翻译难度，也启发了凌叔华等人的创作，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心理书写。谢泽杰以“‘真实的Journalism’：‘集纳主义’的创译、形式探索及其对话性”为题发言，认为袁殊创译“集纳主义”旨在确立真实的新闻业。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既是对上海印刷资本主义的媒介批判，也承载了都市经验的形式探索。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背景下，集纳主义在都市空间中坚持“读者大众”的立场，亦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性的“大众”想象。刘天艺高度肯定了本组论文扎实的文献训练，指出其共性在于通过多维史料重审二三十年代经典文学现象。他进一步对《子夜》的“高速离心结构”进行了辨析，追问该结构究竟是文本内部生成的，还是为了反驳普实克等人“不连续感”而生的阅读映射。他提醒要警惕将创造社封面演变“过度概念化”的光滑叙述，建议引入上海美术界互动维度。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他追问英美派为何在布鲁姆斯伯里派中偏偏选择边缘的曼斯菲尔德，并视“仿写”为透视外来资源中国化的关键。最后，他辨析了“集纳主义”的多重指向，直言该理念在历史实践中的失败性，呼吁对左翼新闻工作做出更大胆的批判性评价。
第四组讨论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水木学者博士后李煜哲主持，北大中文系长聘副教授袁一丹评议。白新宇以“错位的镜像：章士钊与英国《旁观者报》渊源考论”为题发言，指出章士钊深受《旁观者报》与艾狄生影响，借鉴其办刊理念推动了中国公共领域理性讨论，在中西论争中确立了“横站”立场。他同时揭示了章士钊混淆同名日报与周报的认知偏差，其效仿实践则因中西语境差异饱受非议。王源以“中国之手与社会主义身体想象——以梅兰芳与舞剧《红色罂粟花》论争为中心”为题发言，指出1935年梅兰芳访苏引发的“中国之手”论争，关联着欧亚左翼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背景。她认为《红色罂粟花》的“中国之手”是多重话语交织的身体表征，梅兰芳之手打破了既有革命身体编码，暴露了社会主义身体想象的内部张力。郑祖龙以“战后的跨国政治与‘蓝图’书写——以萧乾《红毛长谈》为中心”为题发言，认为《红毛长谈》以多重文学特征思考战后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该作折射出萧乾的国际政治经验与建立跨国社会民主国家的理想，也与英国反乌托邦文学展开了深度对话，呈现了战后跨国政治语境下的思想探索。奚炜轩以“文化冷战、‘毕加索难题’与国际主义理想——茅盾《夜读偶记》新论”为题发言，指出《夜读偶记》的相关材料源自茅盾1957年访苏经历。面对“毕加索难题”，茅盾通过批判现代派、探索广义现实主义，试图重建左翼国际主义文艺战线，这体现了他超越冷战藩篱的文化翻身理想。袁一丹对发言做出评议，她认为本组四篇文章共同体现了“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超越了传统的平行比较与影响研究模式，均从具体文学形式或文本细节切入，同时拓展至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深层议题。研究体现出新一代学者自然而然就“生活在世界中”的视野，不再是“走向世界”的姿态，而是聚焦不同文化间的共振与形变，回应着“把世界带回中国”的核心问题。
第五组讨论由南京大学博士生奚炜轩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罗雅琳担任评议人。毛馨儿以“转折年代的‘人文风景’——以《晚霞消失的时候》为中心”为题发言，在她看来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文本争议或伤痕叙事框架之外，呈现了转折年代独特的“人文风景”。她指出小说借自传式的自白游离于集体叙事，戏仿“痛说革命家史”，以家族血缘置换阶级话语，并通过知识审美化的语言与空间构造人文风景，最终在转折年代呼唤一种民族主体重建。易彦妮以“‘山镇风俗画’与色彩记忆的重构——论古华《芙蓉镇》”为题发言，聚焦1963年至1979年湘西乡镇的色彩记忆，探讨色彩作为视觉经验、政治修辞与时代媒介的多重价值，剖析政治变革下民间生活样貌与现代主体的演变脉络。她认为小说依托风俗画的时代变迁构筑起公共情感空间，以文学正典形态呈现了集体记忆向新时期日常生活过渡的想象路径。宋喆以“‘人文精神’讨论与1990年代的现代化想象”为题发言，围绕1993至1995年的“人文精神”讨论，她勾勒了九十年代中国现代化话语的初始格局。彼时现代化话语取代革命话语成为共识，但受全球去革命浪潮制约，呈现“非主流、非政治、非西方”的三重特征。它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将人文精神转化为职业伦理，并催生了独特的“民间”想象。这一想象区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也与东亚相关论述对话，是理解中国本土现代化路径的重要切口。吴虑以“‘自然’与‘景观’之间——‘九十年代诗歌’的方法之思”为题发言。他指出九十年代诗歌是诗人自我建构的现代主义写作范式，其固化理论话语会遮蔽自身诗学能量。发言以“景观”与“自然”互动为视角，指出二者互相结构、彼此释义的内在关联。同时他认为，直接从“语言本体论”批判九十年代诗歌存在理解偏差，与自然的角力是其未被充分言说的把握现实的重要方法。罗雅琳对发言做出回应，指出四篇文章均聚焦“新时期”文学，以超越传统文学史常识的读法重审经典文本与文学现象，共同回应了吴晓东教授在开幕演讲中提及的“风景”问题。四篇文章分别从人文风景、色彩记忆、思想论争、诗歌景观等独特维度切入，将文本形式分析与具体历史语境深度结合，深入探讨了革命话语向现代化话语转型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她特别提出，前代学者往往“从前往后看”，九十年代因此常被视为“怪异之物”，而新一代学者则“从后往前看”，反而可能击中了九十年代的某种历史真实。
第六组讨论由北大中文系博雅博士后孙慈姗主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吕彦霖担任评议人。闫凯以“重塑歌诗：抗战时期卢前的音乐文学实践”为题发言，聚焦抗战时期卢前的音乐文学探索。文章梳理《冀野歌集》《中兴鼓吹》等卢前的歌词创作与音教经历，追溯其二十年代新诗可唱性探索。他指出其实践根植于重塑歌诗与礼乐中国的构想，是政治、音乐与文学互动的产物，借文化抗战实现了文学与政教实践的融合发展。王都以“‘修己’ 何以‘安人’：革命儒者与《屈原》的文化政治”为题发言，围绕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展开论述。他指出郭沫若重构屈原形象，将其由诗人重塑为革命儒者，尝试以改造儒家“修己以安人”思想对接革命道统。该剧寄寓了郭沫若的革命儒者想象，既回应了彼时文化语境，也为困顿中的革命者提供了身心安顿的路径。苏恩祺以“重读战时文艺的经与权：从解放战争初期北方文化运动出发”为题发言，聚焦四十年代北方战时文化运动，并指出学界存在战时文化时段割裂问题。他以解放战争初期北方前沿文化斗争为切口，分析了中共以“人民”“民主”重构文艺话语，依托多元文艺媒介对集体认知的重塑，厘清了中共战时文化的恒定原则与权变策略。韩佳童以“赵树理形象在解放区的建构传播 —— 以系列〈论赵树理的创作〉为中心”为题发言，以赵树理相关评论集为研究核心，梳理了解放区多元的批评话语，展现了“赵树理方向”落地的复杂过程。他认为赵树理作品兼具现实指导价值与民族化特色，是读者话语与出版传播的互动产物，而非单一意识形态符号。吕彦霖对发言进行评议，他指出这组研究的共性在于打破既定的刻板印象，将独特的文学、音乐与剧作实践深嵌于战时政教需求与制度框架的动态网络中。他捕捉到四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分别在于：将行政档案转化为战时文化生态窗口、提出郭沫若与屈原“偶像崇拜即命运分享”的人格互证说、把“北方”界定为动态的文化战场而非既定地理范畴、揭示赵树理“一身四面”的形象张力与意识形态整合的内在矛盾。同时，他也从结构优化的角度，为各篇论文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修改建议。
第七组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陈彩霞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静担任评议人。曾笏煊以“苏联‘高级喜剧’《莫斯科性格》的中国接受：兼论社会主义喜剧的雅正化与颂歌化探索”为题发言，指出《莫斯科性格》作为北京人艺（“老人艺”）首部搬演的苏联“高级喜剧”，深深嵌入解放初期文化转型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引发了丁玲、喻世长等人的评价分歧。在他看来，以《莫斯科性格》《幸福的生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喜剧雅正化、颂歌化探索开辟了新路径，二者的评价史折射出新中国文艺“苏联化”倾向与“民族化”“大众化”趋势的交织。姜岩以“‘表演中心’的概念起源及其理论化历程——兼及中西‘表演诗学’的比较与互鉴”为题发言，指出“表演中心”源自戏剧本体论，随“综合艺术”观念变迁展开理论化。他梳理了谷剑尘、宋春舫、余上沅及张庚对这一概念的发展，认为其从描述性转为了分析性概念，进而形塑了“表演诗学”的可能性，可为中西“表演诗学”的比较与互鉴打开通道。储梦雨以“语言、话语与出路——论陈映真《忠孝公园》”为题发言，指出《忠孝公园》是陈映真最后一部小说，也是其晚期思想最凝练的文学表达。她以语言为切入口，分析小说中多种语言的分裂错位如何呈现殖民与冷战双重结构下台湾人的主体困境，认为陈映真通过人物的出走展现了拒绝被既有话语命名的主体意志，回应了台湾人的出路这一根本问题。童博轩以“科幻青年与青年科幻：中国科幻‘新生代’与技术时代的青年表达”为题发言，指出中国科幻 “新生代”是1990年代社会转型、技术革新与青年趣缘社群兴起共同催生的文学文化现象。他梳理了该作家群的形成过程与创作自觉的孕育，分析了其进入文学市场后的张力及“从自我命名到被命名”的历史，认为这一过程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亚文化表达转化为文学资本的基本逻辑。李静对发言进行回应，指出这组研究的共性在于尝试走出文本或语言中心，在多维文化机制中探索文艺史书写的多元路径。她也针对论文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如以苏联喜剧的中国接受为切口，如何深化对社会主义喜剧“雅正化”等机制的阐释，以避免结论流俗化；梳理“表演中心”的概念谱系，应在观念演变与本土制度建构、真实历史进程的张力中增加论述厚度；从语言层面拆解殖民等级，需警惕将《忠孝公园》中历史创伤的暧昧性快速收束为政治出路的寓言；详考1990年代科幻青年共同体的生成，可以适当地以论带史，应警惕对亚文化圈层做过度理想化与温情化的道德想象。
李国华总结
会议最后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李国华作学术总结。他以“学术加速中的碎片眩晕感”切入，提炼并解析了本次博士生论坛的多元脉络。他认为本次会议具有“以经典抓手撬动全球与新媒介”的反向沟通特征，“世界中的中国”已由知识对象转化为青年学者自然的生存现实，出现了某种“共和国美学”范式，跨越政治与文学的对立以体察历史缝隙中未被表达的沉默情感与生活空白。同时，他认为战争是20世纪最重大的结构性现实而非背景、跨学科整合是文学研究的天然要求、技术政治与喜剧美学、语言斗争的交织则展现了现代权力对日常细节的深层侵入。最后，他反思了当下对边缘史料过度进行“学术打包”与意义超载的冲动，寄语青年学者应在AI时代保持松弛，回归“因喜欢而研究”的人文初心。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
会议合影
纪要：吴虑
摄影：詹艺、项涵
排版：邓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