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5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的“奇特的组合——鲁迅与阿多诺”的学术讲座暨圆桌座谈，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6号楼156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荣誉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主讲，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王风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李国华、张丽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汪尧翀，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谢俊，清华大学中文系熊鹰等学者参与圆桌座谈。本次活动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袁一丹、中国社科院王芳、中国人民大学姚丹等学者共同参与了讨论。
胡志德以“奇特的组合”为题，通过比较鲁迅和阿多诺关于现代性及其美学实践所面临问题的见解，揭示了两位分属不同文化圈和代际的思想家之间“令人震惊、尽管高度复杂的相似之处”。从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角度重新审视鲁迅的著作，不仅能为他们各自带来新的启示，而且突显了他们在各自思想和艺术环境中的独特地位。
胡志德首先对使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学表达了审慎态度，同时阐明了将鲁迅与阿多诺并置的契机来自对《破恶声论》与《启蒙辩证法》的并读。尽管鲁迅深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处在时代转型的动荡时期，阿多诺则身处由高度的资本主义强加的欧洲文化之巅，但他们拥有重要的共同点：两者都对眼前的既有答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答案本身构成了需要克服的问题；同时，他们都采用晦涩的风格写作，作品的复杂性本身构成了思想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志德演讲
胡志德提到鲁迅和阿多诺在他们的早期思想中都关注大众社会中真实言语表达的丧失。鲁迅在1908年《破恶声论》中提出，当大众社会“万喙同鸣”时，这种不能发自内心的随声附和反而造成了一种“寂寞境”。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陈腐的语言本身无法实现的目标恰恰是由社会机制实现的”，因为任何术语都倾向于与主流思潮相呼应 。
胡志德进而指出两者对主体声音无能为力的相似发现源于不同的背景：鲁迅对大众社会的谴责主要源于困苦、孤独的个人体验并带有一种悲怆感；而阿多诺身处中欧的志同道合者之中，用马克思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来阐释大众社会个体关系的异化。早期鲁迅虽不具备同等的社会经济维度知识结构，但《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等文章却显示了对行政管控压抑个体的预见性，甚至“铁屋子”寓言也可能包含了一种与韦伯“铁笼”共通的未来向度。尽管如此，胡志德仍强调两者不同的出发点：阿多诺将个体压抑的根源归于顶层少数人透过大众社会“集体压制的面具”施加的行政管控；而鲁迅以一种更抽象的方式归因问题，无论是创作《狂人日记》时“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领悟，还是早期对“志士”、后期对“正人君子”的批判，都把问题指向整个文化形态，而未指认出塑造堕落社会的具体主体。鲁迅的写作始终内嵌着一种意识，即问题可能比任何解答更复杂；与此同时，阿多诺美学理论的背景在资本主义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摇摆不定，显示出与鲁迅相似的起源论困惑。
胡志德指出，在美学态度上，鲁迅和阿多诺虽有相似的视角，但在写作实践中采取的形式却大相径庭。阿多诺毕生致力于美学研究的理论写作；鲁迅在东京时期以后就不再直接涉足美学理论思辨，而是转向小说、散文诗和杂文。胡志德特别关注鲁迅思想的转折：从东京时期寻求积极解决方案——“艺术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到辛亥革命后的怀疑与反讽——“我们在日本留学时，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作为东京时期最后的散文，《破恶声论》处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之中，形式复杂，意图迂回，似乎刻意避免给出确定答案。胡志德引用阿多诺的观点来解释其背景：“在形式或内容没有牢固基础的情况中，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受条件所迫而从事实验”。这涉及阿多诺对现代美学的判断，相较于古典美学内容和形式的均衡和谐、有机统一，“现代艺术的真理内容却是消极批判性的：统一表象与意义的倾向被不和谐，异质性，突兀而特殊的表达所中断。”胡志德以此解释在鲁迅《破恶声论》中，形式的复杂和语言的晦涩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讲座现场
胡志德由此重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表达的写作悖论，即“敷衍”“小说模样的文章”和“一发不可收”之间所呈现的，对驾驭小说形式的自我怀疑。阿多诺同样拒绝将他的美学理论以论著（treatise）的形式呈现，胡志德在此引述了罗斯（Gillian Rose）对阿多诺作品的阐释，“‘方法’（甚至‘风格’）意味着思想与文本构架之间的关系”，“批判与创作是不可分割的”，“看似混乱，实则构成一系列‘视差’现象”。以《破恶声论》的“扰攘”和《故乡》的色彩转变为例，“视差（parallax）”的概念也被胡志德用以解读鲁迅写作的风格。最后，关于鲁迅早期小说文学意图与不足成果之间的“偏差”（slippage）和视为技法上失败的自我评价，胡志德指出这正是“批判与创作”的不协调，而鲁迅最终在《故乡》《在酒楼上》等稍晚的作品中，更娴熟地驾驭了这两股力量。
与谈人（从左往右）：谢俊、汪尧翀、熊鹰
在与谈环节，谢俊指出鲁迅和阿多诺两人均以“困难的形式”逼近真实。鲁迅在小说中有意制造“破绽”，以形式的不协调面对真实世界，这与阿多诺以“困难的技术”抵抗同质性相呼应。在此意义上，教科书对《故乡》结尾的简化诠释掩盖了鲁迅对“希望”的深层反讽。
汪尧翀强调鲁迅与阿多诺在语言哲学问题上的相似性，追溯早期阿多诺“现代语言堕落为符号”的观点，能指与所指的分离导致真实表达被意识形态掩盖。阿多诺在解决音乐和语言关系问题时提出“绝对语言”概念，这与鲁迅在杂文写作中的实践亦可相互对照。
熊鹰指出AI时代的写作同质化、大众与民粹问题，使“差异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重新成为具有可对话性的议题。同时，对“晚期资本主义”概念的过分强调可能遮蔽了一些更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对文学作品的形式分析应回到具体社会情境，“文学性”及与其相关联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值得重新讨论，尤其是鲁迅1927年后的文学实践。
与谈人（从左往右）：李国华、高远东、张丽华
李国华从“文学性”角度延伸，强调作为“创痕”的形式。通过回顾《故乡》解读史中的分歧和张力，他指出鲁迅小说中的“破绽”恰构成叙事的美学特征。“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鲁迅后期杂文与社会实践关系更密切，在语言和形式层面有更大的探讨空间。
高远东指出鲁迅与阿多诺的共同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近代资本主义。阿多诺在启蒙以后德国哲学的理性脉络中推进美学批判；鲁迅则以带有非理性色彩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倾向实践批判与创作，二者构成20世纪东西方两种各具张力而相互映照的精神范式。
张丽华提出“互文性”视角，认为鲁迅文本与阿多诺等西方思想家的对话，是双向的阐释过程——既可用阿多诺理论照亮鲁迅，也可通过鲁迅文本理解阿多诺。她补充，《破恶声论》的“彷徨”本质，可能是赫尔德式浪漫主义语言观与杨雄“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的菁英文学观的冲突，这种张力贯穿了鲁迅从《破恶声论》到“无声的中国”的思考。
讲座现场
袁一丹、王芳、姚丹等学者分别就“为何未纳入鲁迅杂文”“《好的故事》与阿多诺音乐审美的关联”“鲁迅的肉身性体验”等问题提出追问，丰富了讨论的层次。
最后，胡志德就各位学者的与谈进行了回应，并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本次讲座暨圆桌座谈在热烈讨论中落下帷幕。
纪要：胡纯一、张贞贤
摄影：倪桃、胡纯一
海报：王睿临
